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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国内土壤分析

2016-11-25金民卿

中华魂 2016年10期
关键词:价值论普世思潮

文/金民卿

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国内土壤分析

文/金民卿

普世价值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价值理念,更不是什么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想的理论表达。在其本质上,它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缺乏对历史的科学性把握,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最终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利益服务,根本不是什么全人类性的价值理念;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经济和军事侵略辩护。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庸俗而反动的辩护性价值理论。

一、普世价值论的三种“中国化形态”

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被某些人所接受和推广,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化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第一种形态是恶意误读中国的发展进步。用普世价值论来恶意误读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国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之时,中国人以自信开放的心态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口号,一些人故意误读这个口号,说是这表明中国人真正开始融入到世界文明之中;与此同时,一些人把汶川赈灾同普世价值问题联系起来,炒作起普世价值论。围绕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一些人恶意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发展,说成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汲取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有人又断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重大步骤”。十八大以后,围绕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又有人断言中国“越来越接近普世的治理模式”,是“真正迈向现代人类文明”。不久前,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观的概念之后,又有人歪曲地认为中共领导人开始接纳普世价值论了。

第二种形态是恶意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一些人抱着反动的政治动机,把普世价值论工具化,恶意攻击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以所谓的多元化、民主化等为判据,批判、否定、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企图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多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多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例如,他们攻击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是撇开普世民主、拒绝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他们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而且已经把触角伸向了经济基础领域。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说三道四,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把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方案”,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落后于并必须走向美国式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方案”。他们提出,中国30年多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的提升,“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得多”,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动大手术而不是轻描淡写,应该学习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的改革经验,把国营企业的比例降到10%以下。

第三种形态是恶意放大矛盾、制造事端。一些人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发生的具体问题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当年,中国人民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有些西方媒体却把这件事同中国的人权、中国的制度设计、中国政府对生命的态度等联系起来,好像“非典”暴露了中国主流价值观存在的严重缺陷。一些人同国外势力相勾结,恶意评价和干涉中国内部事件,为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暴行张胆辩护,制造政治冲突和民族分裂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稳定。一些人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实践,把某些反政府人士和力量说成是“民主力量”,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解除对某些反面人士管制,并同西方国家操控的某些国际机构合作给这些人士授奖,毁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人以普世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宪章”和“政纲”,并发动所谓的签名活动,从而使政治化了的普世价值论思潮进一步抬升为一种反动的政治实践。

可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已经演变成为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政治化思潮,这种思潮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今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这股反动政治思潮及其实践性转化,决不能搞庸俗宽容论,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批判和切实有效的制裁。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富有成效的历史经验是需要坚守和发扬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思想领域的涣散软弱状况,他指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改革开放进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严重冲击了四项基本原则,为此他又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当今普世价值论的蔓延及其政治化实践的情况,可以看出邓小平这些话在当今不仅不过时,而且非常具有时效性。

二、普世价值论蔓延的四大国内因素

在看到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和危害之后,我们还必须要深思一个问题:普世价值论思潮作为一种非本土的思潮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自从出现之后虽然遭遇了来自政治上层和主流学者的长期批判,不仅没有彻底消除而且有“长盛不衰”的迹象?

很多学者从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角度来追索,认为普世价值论思潮不是本土的思潮,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因而应该加大意识形态防御的力度,阻止这种外来的政治思潮的蔓延和冲击。的确如此,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依然是两大制度并存的时代,“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和制度交锋始终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冲击非常严重,某些西方势力一直在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普世价值论的渗透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但是,问题绝不仅是外来渗透这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应该是在国内,如果内部没有普世价值论存在和发酵的土壤,这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决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内部因素,把关注和分析这些内部要素作为批判和清理普世价值论的重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和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转型期的社会成员分层化和思想文化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现象。问题是,我们在急遽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把握好文化发展上的“一元多样”,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地位同各种多样化思潮的并存关系,在多样化中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第二,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看,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之初曾经提出,开放的同时必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全面开放”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必须反思:开放的全面性究竟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文化的开放特别是政治性文化的开放有没有一个限度?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局面,我们应该明白:对外开放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应该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

第三,从当代中国经济基础来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每一种经济成分及其代表都必然会有其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不仅要发出经济上的声音,同时也要提出政治上的诉求;当这种诉求同国际资本代言人的思想观点获得一致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就获得了落地生根乃至发酵蔓延的机会。某些所谓的“公知”、“大V”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落为西方资本和政治势力的国内代言人;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以普世价值论为工具公然站在了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地道的“砸锅党”。

第四,从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淡漠甚至放弃了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基本方法,不能认清普世价值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倾向性,仅仅把它看做是一般性的学术思潮;不能辩证地看待对外开放,把西方的一切都看做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在全面开放中丧失了理论定力,丧失了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完全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圭臬,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在外来意识形态渗透面前,缺乏足够的理论清醒和思想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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