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光

抗日战争时期的郭影秋

文/李春光

多年来，人们都知道郭影秋同志是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不少人却不知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是位几经生死考验的革命家。

郭影秋又作郭映秋，原名玉昆，1909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棠张乡马兰村。192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打下扎实的文史功底。随后又考入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经人推荐，于1934年任江苏省沛县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教务主任的身份掩护下从事地下工作。

1936年，因叛徒出卖，郭影秋一度被捕，关押在徐州二区监狱看守所。虽经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却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后经组织上发动铜山几位开明乡贤出面营救而出狱。

一、投笔从戎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影秋遵照党组织指示，投笔从戎，赴丰（县）、沛（县）、肖（县）、砀（山）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由于他在抗战前期的卓越统战工作和他多年从事抗日宣传的影响，很快拉起一支队伍，主要活动在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以西，即人们所说的“湖西”地区。这支队伍名为“湖西抗日游击队”，郭影秋任苏鲁皖边区党委副书记兼抗日游击队长。

当时，从鲁南山区窜到微山湖畔的季兴科、武铁头等匪伙，正在那一带抢掠民财，奸淫妇女，残害百姓。郭影秋认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了在当地立足并扩大影响，就必须肃清匪患。但是，游击队缺少枪支弹药。为此，他与郭子化、孙朝旭等领导人开会商讨，不约而同地想到刚调徐州任行署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资深将领李明扬，并决定由郭影秋出面向他求助。

李明扬是安徽萧县人，生于1890年，清朝末年考入新式陆军学堂，后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投入反清斗争。在辛亥革命中，他参加江苏起义，并在武昌认识了同盟会知名人物李烈钧，结为知己。在1913年“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他是“湖口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名扬全国。后来，他在孙中山亲自安排下，先后赴日本和德国留学，专攻军事。1926年，他作为驻粤赣军总司令参加北伐，曾出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9师师长。不过，由于他后来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拒绝带兵去江西打红军，从而被免去军职，一度赋闲在家。1937年秋冬之交，他鉴于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大军连吃败仗，北平、天津、保定相继沦陷，德州、济南、青岛接连失守，日寇在连云港登陆后又长驱直入，不禁怒火满腔，遂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面见李宗仁，强烈要求带兵出战，唯一的条件是请李宗仁抽调2-3个团让他指挥。坚决抗日的李宗仁理解这位军界前辈的心情，经报蒋介石同意，国民党军委会正式任命李明扬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受李宗仁指挥，还拨给了他两团兵力。

郭影秋见到李明扬之后，简要介绍了湖西抗日游击队的有关情况，接着便提出请他给这支游击队要番号。李明扬当即应允，随后亲自去徐州找李宗仁交涉，费了不少口舌，总算说服了李宗仁，为中共方面批下“湖西抗日游击一大队”的番号，并拨给200支老式步枪，10000发子弹，划归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

湖西抗日游击队获得了正式番号，又得到这么一批枪支弹药，很快便打开了局面。郭影秋和郭子化等将游击队扩编到400人，分5个中队，在湖西6乡2镇47村开展抗日斗争，抓捕汉奸敌特120余人，公审处决了其中一些罪恶大、有血债的首要分子。他们还在李明扬支持指导下主动出击，由郭影秋等人深入虎穴，改造和整编了土匪武装，安定了民心，为建立湖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郭影秋也渐渐获得了李宗仁的信任，进入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可以公开开办抗日训练班，培养抗日青年；收留东北流亡学生和失散共产党员，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为该地区训练了大批抗日骨干。他还组织徐州市民众抗日联合会、工作团、宣传队，到城市乡村宣传抗日、支援国民党抗战、慰问台儿庄抗战官兵，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二、惨遭浩劫

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奉命由山西挺进山东，改番号为“苏鲁豫支队”，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他们首战大捷，把汉奸武装全部击垮，并争取季兴科反正。这一仗威震湖西，人们到处欢呼：老八路来啦！同时，也涌现出一个参军高潮：开始是老兵扩新兵，以后就是新兵扩新兵——新兵回家探亲，归队时就带着几个回来。苏鲁豫支队主要首长为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副支队长梁兴初；下属4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红军改编的老部队，四大队是由地方部队组成的。四大队的大队长为李正乾，政治委员是郭影秋。郭影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迅速开创了湖西根据地初期的大好局面。

然而，为时不久，湖西发生了严重的“肃托”事件，使得大好局面一落千丈，也使郭影秋身陷囹圄！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做法，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2月8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期、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同年8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在一些地方，造成重大冤假错案，不少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许多干部甚至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1939年8月。当时，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干校青训班面临毕业分配，学员中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干校有“托派”活动，便开始进行所谓的“肃托”。王须仁的倒行逆施，得到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从而使“肃托”蔓延到湖西各地，并由地方蔓延到部队。先后扣押的被审查者，计达五六百人。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等均被拘禁；地委宣传部长等300余人惨遭杀害。时任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的郭影秋也被诬为托派，免去职务，逮捕入狱。接着，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让他坐老虎凳、用子弹刮筋骨、灌辣椒水、压杠子，致使他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正如他在《狱中作》诗中所说：“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

好在冀鲁豫边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发现了湖西的严重问题，并及时报告给了山东分局委员、115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罗、郭迅速赶到湖西，释放了被扣押的同志，调离了王凤鸣，处决了混进革命队伍的暗害分子王须仁，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1941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除奸错误的决定》，给无辜牺牲者昭雪，决定给王凤鸣判刑。王凤鸣畏罪潜逃，投靠日伪当了汉奸。

郭影秋获释后，虽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仍以顽强的意志，努力为党工作。

三、重振雄威

湖西“肃托”虽然被制止，但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几乎被破坏殆尽：30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冤杀，中共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八路军队伍大量减员，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解体。到1940年，这里进入更困难时期：在日伪军反复的扫荡、挤压下，根据地被压缩到长不过20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一枪就能打穿”的狭小地带。又赶上华北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生死存亡境地。

在此情势下，郭影秋忍辱负重，带领湖西地区军民，开展游击战、坑道战，与日本鬼子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也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织民众生产自救；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统一战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年月，郭影秋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教育事业。他在根据地建立了抗日学校——湖西中学，培养了数百名革命青年。

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在湖西三年困难时期，郭影秋时刻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根据地军民的交口称赞。他当年写的一支《湖西军歌》，就反映了他和广大干部战士的精神风貌：

湖西的抗战是我们坚持,

湖西的种子是我们栽培，

湖西的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

湖西的危难还待我们排除。

打伤了就抬，打死了就埋，

冻僵了迎风跳跳，

饿急了紧紧裤带。

我们是党的队伍铁的心，

一切困难都在我们面前滚开。

我们咬紧牙关熬过这一黑夜，

炽热的太阳明朝一定升上来！

郭影秋和他的战友们，在党的英明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到1944年已明显地由弱到强，把日军压缩到几个孤立的据点，根据地则连成了大片。郭影秋也从一介儒生，锻炼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将领。

抗战胜利后，郭影秋参加了国、共、美三方在徐州的军调谈判，担任过济宁市委书记。解放战争初期，他率部队重返湖西，把根据地从国民党手中夺回来。以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并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苏、安徽和西南各地。其间，他曾先后担任冀鲁豫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湖西地委副书记、书记、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区党委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区党委敌工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郭影秋历任川南区党委委员、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委委员、省政府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周恩来总理调他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辞谢不去，却同意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他在其回忆中这样说过：“长期以来，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就是想教书，最高理想是做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只不过是由于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需要，多年来把我推到党、政、军领导工作岗位，以至于造成‘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的境遇。”

郭影秋病逝于1985年，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