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会侠

李佩甫小说论

孔会侠

李佩甫是以“小说”来表达他的“大说”的。这句话蹦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做褒语的倾向，也没有下贬语的意思，只是想尽可能地为他的小说创作找一句概括。他得于此，作品厚重而指向大时代的社会批判与反思；但他也损于此，这定向文学追求的固执棚架了他的文笔，使其无法贴向具体个人生动复杂的微妙内在，而是专注在社会性或集体性特征的归纳与现象概括上。从1978年发在《河南文艺》上的第一篇小说《青年建设者》，到2012年出版并连续获得各种奖项的《生命册》，一直如此。为什么？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这一代作家，内在精神诉求的构成中，对自我生活的关注都淡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变迁的忧患。我想，这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宿命，很难讲对他们是哺养中某种意义的成全，还是限制中某些方面的桎梏。人无法选择其成长环境，只能受其影响和塑造。佩甫他们这代作家，心里最早被埋下的那棵种子是关于奉献和牺牲的，他们与世界的关联点是他们自身对世界的意义，他们顽固的文字情结体现于他们痴情于文字负载社会批判、人心改良的大道追求。

那么，佩甫在“小说”中“大说”了什么呢？佩甫的写作就是对经验的不断反刍，在反刍中升华着认识，在认识中完成着“大说”。说说植物，从植物身上领会生命形态与土壤的生成关系；说说“人场”，在人情关系的透视中疑惧与现代社会标准相悖的生存规则；说说过去，在怀恋过去的一点一滴中渴望寄托无以安身的惶急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