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底的写作<br/>——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触底的写作
——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2016-11-25毕光明

新文学评论 2016年3期

◆ 毕光明

触底的写作
——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 毕光明

有人说：“盛可以绝大部分作品，百分之九十的长短篇小说都写到了爱情，至少涉及男女情感乃至性。”①这的确道出了盛可以小说以性爱叙事为主的特点。作为“70后”生人，盛可以的创作始于新世纪之初。当她跃入文坛时，女性文学在此之前已有过“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和“欲望化写作”的惊世骇俗之举，然而盛可以的出现还是给文坛带来了新的颤栗。李敬泽如此形容：“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②盛可以的小说，没有林白和陈染那样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也不像卫慧那样公然迎合消费意识形态，正在于对“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的有力呈现。盛可以对她所遭遇的生活和时代有切肤之痛而又能冷眼旁观。她具备一双充满洞察力的眼睛，看清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表面歌舞升平，内里暗涛汹涌。这个时代，是一个神奇的魔盒，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一个充满痼疾与隐患的苹果，有些地方在溃烂，有些地方在癌变……”③她的一颗敏锐的心为此而困惑，并激起思考的勇气与责任。不过她思考的出发点是女性自我的生命本质以及由这种本质造成的人生命运。她的叙事因而不会是宏大的，而是以特定时代为背景，在两性关系中剖视女性个体的灵魂景观，以此窥探被日常生活秩序和虚幻道德现象所掩蔽的人性幽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潜入更深的水底，看黑暗中的微生物如何向我游来”④。这是一种触底的写作，这个底在过早看透了人生的虚无的女作家这里，是时代生活激流下不时拽动社会道德浮标的女性生命本能。

在盛可以的小说里，女性生命本能是在性欲实现可能的机遇中得到充分展现的。“食色，性也。”对于现代人来说，性欲需求这一原始本能诱发出更多的生存事件，在社会转型导致道德失范的情况下，两性的战争在特定的生活框架和变动着的权力关系之中更为激烈地展开，从生存传统那里延续而来的爱情与婚姻被搅得面目全非，作为个中人的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欲实现机会，但往往需要付出灵魂被抽空的代价——历经巧取豪夺的紧张与快感之后得来的不过是虚无。盛可以的性爱叙事反复深入人性的核心，一次次带回关于存在的信息。“我试图做这样一个作者：看到本质，像上帝的眼睛，洞察一切。”“我对悲观，绝望、阴暗、孤独，残缺等等更敏感，它们对心灵上带来的冲击更令人难忘。”“存在的孤独感，是我喜欢的主题。”“风格这东西，和年龄阅读以及不同时期的思考都有关系，但有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对人性可能性的无尽挖掘，让通往幽暗的小径以及深邃之处的幽暗都变得明亮与真实。”⑤在一次文学访谈中，盛可以如是说。的确，存在先于本质，被挖掘到的人性的可能性会让我们偶尔窥见存在的真容。出现在盛可以笔下的闻所未闻的性爱故事，让我们惊悚于女性生命的巨大秘密。《无爱一身轻》、《水乳》、《北妹》、《道德颂》……小说中无论是小资，还是打工妹，在城市化的舞台上，女性生命本能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

短篇《无爱一身轻》是一篇从根部上解构男权文化的小说。撤除语言交流上的遮羞布，露出来的男权的根部就是一个字——“屌”。或者用某种方言来表述，叫做“卵”。男权文化说到底就是个屌文化，或者叫卵文化。男性的性别意识及其优越感来自卵，男性在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中占着上风，就是身上有卵。但是男性没有想到的是，男人的卵只有被女人啜吮和品味时才获得它的价值，并被分出高低。没有女人的品味，男人的卵就仅仅是卵，而失去它的象征功能，男权就因为失去它的依据而变得滑稽。只有女性能够鉴别卵的优劣，从而确认其价值的高低，这样，男权其实是由女性所赋予的。这也意味着男权可以由女性赋予，也可以被女性取缔。一旦被取缔，男性和女性就分别回到了纯粹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对于女人来说，卵的价值就在于被品味，被把玩，从而带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快感。如果附加上其他的功能，它就会变味，甚至变质。女人作为性别的一方，是在对“卵”这一性别符记加以解读，使其呈现原生功能而获得自我、成为女性的，反之亦然。所以，男性和女性在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是人类自身造成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还存在。比如男性的处女情结。处女情结破坏了正常男女之间的美好的性爱和可以由这样的性爱发展而成的纯粹的爱情。二十六岁的“我”本是处女，遇上了出众的男人，品尝了他同样出众的卵，把第一次交给了他，成了他的女人，她感觉得到了爱。可是这个自称“做爱机器”的男人，在同她做爱时居然使了心计，在她的屁股底下塞了一本打开书页的书，无非是想通过做爱检查上边有没有红而验证她是否是处女。结果，“他故作随意地瞟了一眼，合上书本的动作不太流畅”暴露了男人内心的秘密和失望。在“做爱机器”找到“独身主义”这个借口之后两人不欢而散，留下的是真心求爱的女性对两性关系本质的深刻思考，而伴随思索的是一怀沧桑和未老先衰，徒有“我是谁”的自我叩问。

冲破文化禁忌，触碰道德底线，由一女子之口自爆自幼及长与“卵”的交往史，为“卵”写颂，也为“卵”记污，讽斥“卵”与主义的分离，感叹“卵”的不由自主，受到“卵”的伤害而堕入虚无但又念念难忘“卵”给予的充实的美感……寥寥数千字，不啻是一部“卵”的小百科，《无爱一身轻》堪称一次文化震撼，它是对几千年男权书写的一次四两拨千斤的淡定示威。书中关于“卵”的描述、分析与议论精彩纷呈。而这些关于“卵”的话语，透露的是对男权压迫了然于胸的现代女性对两性之爱的沉思与求索。卵之于男性的意义是要由女性来发现的。“当我的生理上起了变化，萌生了真正的情欲和性欲，学会观察男人的时候，我发现，‘卵’，是男人的另一‘他’。有时，它完善着他，它使他变得更可爱，更生动，更有情趣；有时它使他变得可恶，变得丑陋，变得索然无味。”当卵与需要卵的女性建立起联系时，它会区别两性关系的不同性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眼看到男人，我会不由自主，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扫视他的裤裆，并且马上会想到他的“卵”，以及和他交配的感觉——当然这只限于惹起我兴趣的男人。不过得注意，只是交配，因为爱没诞生，我不想用“做爱”这样的词，“做爱”是不能滥用的，用滥了便让人失去感觉了。我总得保存一些神圣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词。

交配，更具广泛性与适用性。就好像那性工具用品店里的男女生殖器，你取一个回家，就可以跟它交配，完成你的本能需求。做爱，是一项奢侈的运动。借鉴朋友对做爱的诠释：“做爱，它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智慧和体力……要善于诱敌深入、杀回马枪、三顾茅庐、四渡赤水等策略……当然做爱的最高境界，是让它静静在里面流淌、延绵，久久相拥，感受肉体合一、心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奇妙。”这是我异常欣赏与期盼的境界，我认为，那才可以称为做爱。有网友说得很好：“由精神爱恋到身体交融的为‘做爱’，一夜情若不涉及金钱而单求身心愉悦的为‘交欢’，若是仅是金钱交易的则是‘性交’。”

“卵”固然是个生殖器官，但是不以生殖为目的而发生的两性关系的主体——男人和女人，是文化主体，男女“交配”并不都是“做爱”，而有“做爱”、“交欢”、“性交”的区别，而在道德失范的欲望化时代，精神和身体水乳交融的爱情十分难得，因为它取决于“卵”与男人的统一。新时代女性爱情理想的破灭的原因，正在于社会生活及文化残留造成“卵”与男人关系的分裂。可笑的是，男人们自己并未察觉这样的分裂给自身带来的滑稽与可鄙，就像那个叫做“伟”的男人，“一个英武的男人，长着那样一个小东西：它与他的主人的比例极不谐调”，却不知道问题所在一样。在一个性可以当作快餐来消费的时代，男人们忘记了两性之爱一定要有审美的参与，它来自性对象须得如同艺术品的想法。寻求爱情的女性不会放弃这样的期冀：“我发现人的‘卵’，如人的五官组合一样，有它自然的特点。有的人生来是单眼皮，有的人就是招风耳。它如男人本身一样，可以是可爱的，也可能是可恶的，可能令人陌生，可能令人欣喜。它属于对男人的补充式语言。非到最后的环节，你是不能了解的。发现这些以后，我便常常希冀着，遇上完美的艺术品。我喜欢痛快地欣赏与陶醉地啜吮，体会初生婴儿吸吮母乳一样的恬静与满足。对于‘卵’，那也许是它最大的快乐。如何不算是‘白活’，似乎跟人的生存道理差不多。我喜欢仔细地看它。像看刚从市场买来的衣服。关于它的质地、色泽、款式、钮扣、口袋、线路，全不放过。”人类爱情的崇高，正由于连最低处都蓄满了诗意：

品味男人“卵”，可以获得许多感觉：如纯真、恬静、隐秘的快乐、童年的足迹、故乡炊烟、游移的梦、自我的消失，奉献与享受合一；甚至有忏悔、怀念、埋怨、痴呆、舞蹈、飘浮，美妙与虚幻共存。那里有一种气味，与故乡的味道很似，与过去的岁月相近，与春花秋月同在。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座桥，一座百年的桥，它使你走向一个未知的彼岸；你可以认为那是一首歌，它唱出了你埋藏心底多年的旋律；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幅画，它描摹了你一切关于梦想之图……它可是任何一种东西。当你把它放到唇边，当你仔细吻过……当然这一切，只有当它处于饱满的时候才能达到。不在激情状态下的它，是毫无生命力的。

这就是盛可以表现的女性对两性情爱关系的理想。盛可以公开表白过希望女性要有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她不惮于认同这样的观点：“曾有一个朋友说：一个人所有的快乐集中在这‘一点’上，真是奇妙。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天生神，神本源，性本源也。性，才是世界的本源——世界本源说看来要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了。”性，乃生命快乐之源，是男女爱情的基石。但如若是爱情，一定要有精神的地位，而不能只有物质性的身体。爱情一定是身体与心灵的水乳交融。《水乳》就以长篇的形式表达了盛可以对城市化时代性爱本质的理解。

《水乳》以女人左依娜为主角，写了几对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故事。故事发生在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左依娜本来就是个女性的名字，前边还要冠以女人，看似多此一举，实则别有用意。作者需要强调这个女人的性别身份，恰恰是因为她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困境。首先，作为一个年青女人，左依娜平胸。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做女人何来魅力？这让她不能不自卑和焦虑。第二，左依娜来自遥远的新疆，没有深圳城市户口，低人一等。每当她与男友平头前进发生口角时，前进只要吼一句“你想想，你想想你是什么身份”，她就只能哑口无言，眼泪往肚子里吞。这正是杨爱芹所指出的那种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身份之痛”⑥。没有城市户口，左依娜就好比悬在空中，只能在这个城市漂浮；身份不平等，在恋爱和婚姻中，她就只能处在屈辱的地位。她只有以割腕自杀的方式来抗拒城市的歧视，企图赢得不看身份的爱情。在她和公务员平头前进的恋爱关系中，让她备感压抑的还有粤北人的男权观念，在平头那里，“女人应该像军人一样，把服从当作天职”。他俩最后确定恋爱关系，并领证结婚，并非出于互相欣赏、彼此尊重，从而产生想要终生厮守的感情，而是出自平头前进想要分到最后一批低价房的功利的考虑。所以终至领证结婚，它给予左伊娜的感觉是“从未婚到已婚，像女巫那样浑身一激灵，就从阳间到了阴间，开始在夫妻生活的道路上问神问鬼了”。婚后平头前进仍然不懂顾惜和尊重妻子，一次次冲突的结果是，女人左伊娜动了离婚的念头并很快出轨，与律师庄严走到了一起，释放了被压抑的情绪，感觉获得了独立与解放。庄严对她的尊重和百般照顾，让她看到了两个男人对待女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在心理上不无纠结，她还是做出了离婚再嫁的决定。奇怪的是，当平头前进发现她执意离去而懂得珍惜她时，她看见了他从来没有过的强壮的样子，也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激情和欲望。女人左伊娜不能不为自己在两个男人身体下都会颤栗而感到惶惑。这样的惶惑反而证明了女人左伊娜就是一个女人：需要在男人的认可里找到自我，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却又以男人的价值为价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实则是男权文化规训的后遗症。难怪女友挺拔苏曼劝她心中要长那东西，要改变身体姿势，学会享受生活，改变生活局面。

如果说性爱与婚姻不能统一容易使婚姻千疮百孔的话，那么，生命喜新厌旧的天性注定了婚姻是一张经不起时间磨损的睡袍，尤其是在给欲望自由实现提供了无穷机遇的现代化城市。挺拔苏曼拿睡袍来为婚姻的命运打比方，并不是作者有意向张爱玲致敬，乃因稍有头脑的现代城市女性都无法持守农耕时代的婚姻观念。结过婚又离婚的苏曼，以过来人的口气劝导左依娜看淡婚姻，说：“把男人和女人绑在一块，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很乏味地解决生理需求，把爱做得像嚼渣，这就是结婚。”还说：“我结婚时，有美丽的爱情，算幸福的婚姻，可这都是一件好看的睡袍，有多少隐蔽的欲望，像虱子一样，爬行在睡袍的里里外外。他和别的女人搞了，我也出过墙，只不过他不知道。后来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这样相互欺瞒，分开来，松了绳索似的。你看，像这个酒吧，多少有妇之夫，有夫之妇。依娜，如果你现在没结婚，我劝你不要结婚。但是你已经结了，我劝你最好不要离婚。”苏曼的话并没有多深的哲理，但她确实道出了今日城市里婚姻无法框范的性乱象：

避开传宗接代的因素不讲，原来是结个婚找个伴相互照料，现在变化了，也不存在谁养家的问题，我的工资比他的还高。男人们简直就是只公鸟，只管操。在女人承受怀孕、生产的痛楚，不能供他们操的特殊时期，他们就毫无愧疚地到外面找操，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操混乱了的世界。

一方面是城市女性经济独立而摆脱了对婚姻的依附，一方面是婚姻中的一员“想将其他新颖睡袍披在自己身上的欲望”，婚姻焉能不变成难耐的炼狱。有炼狱就有越狱，而冒险越狱受伤的还是越狱者。袁西琳和马小河这一对夫妇，就是例子。袁西琳趁到泰国旅游的机会，为了性爱快感的最大化，花钱找鸭，与黑人小伙做爱，结果染上了性病。她的老公马小河趁老婆出国旅游，开车到东莞找乐，同样染上性病。结局是女方酒后吐真情，落了个被骂做“差货”的下场。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像胖子王东和瘦子尹莉保持着真正爱情倒是鲜见了。或许以之为对照，城市里的两性关系才不至于让人感到绝望。

《北妹》的故事，也发生在深圳。故事讲述的是北来的打工妹在南方开放城市深圳的遭遇，她们的遭遇称得上惊险而悲惨，读来让人揪心。这是盛可以的第一部长篇，是她还是底层身份时的创作，字里行间不能没有农村人对处处凶险的城市的一丝丝憎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漂泊来城市的年青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但是小说的批判指向也仅仅是指向作为历史的城乡分野，而没有把城市的扩张和对乡村人的凌辱看成改革开放政策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恶果，这是它区别于某些底层叙事小说的地方。盛可以的这部小说比一般的打工文学有更复杂的主题指向，其中最易为人感受到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女性的人生欲望、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的情感悲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反映出了半城市化女性的生存境遇及所面临的问题”。其独特之处“在于从情感切入，把身份之痛放在了敏感的爱情生活中，提出在悬浮身份中情感如何安放的问题”。这样的概括，揭示了盛可以写作的普遍意义：“盛可以对女性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关注，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展示，对物欲时代艰难生存景象的概括，使书写性别之痛的女性文学，有了深广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向。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纬度，显示了开阔和深入的人文关怀。”⑦不过如果从性爱叙事这一维度来考察，我们更乐于检视盛可以在这部小说里对女性生命本能的展现与省思。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农村妹子，像弱小的羔羊一样闯入如同欲望丛林般的城市，等待她们的处处是性欲之狼的眼睛和牙齿。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单纯的李思江被一坨老姜似的村长轻易地用两张暂住证换走了处女膜，性感的朱丽野在离住处几里路外的树林里被人在暗夜里奸杀，多少发廊妹在逼仄阴暗的洗头屋里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色相。然而，置身于寻欢做爱比家常便饭还要简单的大城市，也有钱小红这样的不失女性主体性的女子。小巧的钱小红，有一双诱人的大乳房，走到哪里都让好色的男人饥渴难耐。但是哪怕是在生存极度艰难的情况下，钱小红也不用她令人垂涎的青春身体去卖钱易物。她的优厚的女性资本，只留给自己享用，伺机满足身体欲望的不时之需。拜一双好乳之赐，她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可供渴饮的男色，没有哪一次不交媾得酣畅淋漓。诱惑和得手的过程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快感。比如一次自考失败后，钱小红在沮丧中忽然想疯狂地跟谁干一次以重新振作起来，于是“烦躁着走到千山宾馆，径直上了潘经理办公室”。不一会儿就把潘经理诱入了彀中：

她很胆大地将目光停在潘经理身上，立即发现潘经理神魂不定。钱小红故意靠近他，让他闻得到她的气息，然后装模作样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翻一翻，又放回去，这样搞了四五个回合，潘经理鼻孔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呼吸。钱小红偏过头，发现潘经理闭上了眼睛，似乎正在与体内的欲望作抗争，又像是在品咂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激情，总之，钱小红轻轻地稍微靠过去一点，就牢牢地粘在了潘经理的怀里，因为潘经理的双手紧紧地箍住了她。潘经理仍在犹豫要不要干钱小红，钱小红已经扒下了潘经理的衬衣，缴下他最后一批理智的枪械，先是靠着书柜，站立着，然后轰然倒在地毯上，可以说是钱小红把潘经理收拾了。

有爱无类的钱小红，只遵从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而不理会道德原则，源于她对情欲有不随流俗的看法：“情欲不是肮脏的，交易才是可耻的。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多么正常啊。吃饭，吃山珍海味的宴席，一如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上酒楼比较奢侈地挥霍，好比富贾官员，时时纵欲；叫几个小炒也能舒舒服服地吃好喝好，这是一般工薪层的性爱，合理合法合乎自己的经济条件。一个馒头、一碗面条式的快餐，这便是最底层人的性生活——打发一次算一次，当然还有连馒头面条也弄不到的，并不能像有身份的人那样，酒足饭饱之余把偷情当作乐趣与刺激——下等人的偷，仍是停留在温饱与基本需求上。”虽然不能把钱小红的这番妙论看成作家为女性情欲实现自由化所做的辩护，但是，对底层人的性爱权利给以尊重，当是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抱有的伦理态度。只是对人性负有拷问责任的作家，不会一味张扬基于自然性本能的爱欲实现的合理性，而会对于爱欲无度释放表示疑虑。《北妹》的富有荒诞意味的结局，就是盛可以对女性生命特性过度彰显发出的一个警告。钱小红因乳房大而可以傲视同类，征服异性，但也终为乳房所累。她患上了乳腺增生，乳房不可遏制地膨大，以致像沙袋一样把她拖倒在地，“……乳房就像钉在了水泥地里，钱小红扯不动它们，反被它们扯着，匍匐在地，脸与地面贴得很近，她听到脚步声、车轮声……轰隆轰隆地冲击与震撼耳膜，下水道哗啦哗啦的声音尖锐地流淌，吆喝和放荡的浪笑，贴着地面一阵一阵地涌过来。钱小红发现自己被无数双脚围住了，那些脚有穿皮鞋的、穿凉鞋的、白色的、黑色的、宽的、窄的、大的、小的、高档的、廉价的……”，隐喻着作为女性性征的乳房刺激了城市的欲望，与城市的欲望成为同谋，但也成为欲望的践踏对象。

比起上述几部小说来，盛可以倾情创作的《道德颂》对女性情欲的表现更为惊心动魄。对异性异常敏感，性欲旺盛而又率性任情的湖湘女子旨邑，在一次高原遇险中邂逅了家在北国的大学名教授水荆秋，从此堕入了如火如荼要死要活的非道德恋情。先是水荆秋利用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的机会，多次绕道或就便赶来长沙与开玉器店的旨邑相会，后是旨邑干脆把经营的店面移至水荆秋所在的哈尔滨，为的是便于偷情。其间，他们还利用水荆秋外出开会的机会约定在第三地相聚。尽管是畸恋，但旨邑从年长于她的已婚男人水荆秋身上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性欲体验，然而也因为爱欲的燃烧而经历了可怕的嫉妒、焦虑、冷战，以及魂牵梦绕的折磨。本来在爱的迷糊中，旨邑呼喊甘愿一辈子做水荆秋的情人，但是，由于在现实中不能完全地拥有对方而产生对婚姻的渴望，更为强烈的是希望拥有爱的结晶——孩子，使爱得到可以延续的实证。让她想不到的是，在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之后，水荆秋却一反常态坚决地要她把胎儿打掉，即使知道是双胞胎和她为将要失去孩子和生育能力而陷入巨大痛苦也毫不顾念，宁做恶人，把她推进生与死的炼狱，让她看清了知识分子情人的真面目，以致爱成恨，情成灰。从爱的虚无中死里逃生的旨邑，以悔恨的心情和冷漠的态度与昔日的情人最后一次相见，独自完成了灵魂的升华。这是一部让人掩卷之余不寒而栗的小说。中国新文学罕见这样把虐恋心理写得精彩绝伦的长篇。

在盛可以的笔下，女性的爱欲几乎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而最能摧残的是自我，它是女性生命本能在爱情这一窄狭管道里的高能量释放，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不是伤人，就是伤己。旨邑遭遇水荆秋，是一场灾难，也是由她欲望丰盈的性格决定的难以逃脱的厄运，在这场婚外爱情悲剧里，她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磨难令人同情。可以想见盛可以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与主人公一道歌哭，自始至终。作家对她塑造的典型形象，显然怀着极为复杂的感情。书中主人公对婚姻、道德、爱、爱情、自由、生命、虚无感、女性主义等这些人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反反复复地寻思、讨论和追问，并往往以哲学家的语言加以表述，如：“爱情似乎只有建立在非常态(痛苦或毁灭)的基础上，才有撼人力量，不幸即价值，悲剧见深情。而多数爱情是平淡无奇的，平淡无奇的爱情构成庸众的日常生活。不凡的爱情，活在幻想与期待里。一句话，任何爱情落地即成灰，只有死亡才能使之永恒。”又如：“一味地追求延长幸福生活是平庸的，平庸如一个乏味的手势。她懂得顺势而行，更何况此种结局早在她的估算与洞察之中。她的悲伤，不是因小我的个人处境，而是苍茫人世间荒谬与虚无的真实呈现，明知不可抗拒，仍是全力以赴，动用全部的精神与情感，故而发觉，连自己的行为举措也是荒谬的了。逃不脱荒谬的枷锁，因荒谬即真实。”这些议论，与其说是故事里的人物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不如说是爱欲实现的艰难和痛苦体验赋予了他们对爱的阐释能力。他们不只用身体在爱，也用灵魂在思考。情欲的爆发使爱者开弓没有回头箭，哪怕最后射中的只是虚无，但她(他)收获的是人生的真谛。可以断言，作家并不是根据自我经验来讲述一个爱情的悲剧，而是把女性生命特性放到特定的时代生活境遇中去发酵，以察看性欲膨胀的最大限度。进行这样的人性测量，作家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因为性格的撞击导致的结果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决定着这个悲剧故事叙述语调，既急促，又沉缓，既聒噪，又抒情。盛可以最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旨邑这个角色挣扎在非道德的爱情陷阱里的心理律动，它与书本之外若隐若现的道德戒律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使文学与道德的相互诘问更加生动，更加意味深长。难怪埃莱娜·西苏认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⑧这也是盛可以的性爱叙事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洪治纲曾经引盛可以自己的一段话，“我们常说的善,是单一的, 最终归类到好人，而恶则千奇百怪,千变万化, 具有无限可能性,复杂多变。善的东西, 是浮在上面的, 而恶是沉下去, 因而也是更值得探索。因此我想到一个词——‘冒犯’ ,当小说以某种非理性的形态、非温和的方式展现人性的本来面目,自然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和社会规范所不能容忍。但是,这些东西深深扎根于人类原始生命的本能之中。小说家对恶的探索与思考, 是内心能量的巨大喷发, 是对于艺术的神圣冒犯’”，据以指出盛可以小说的特点是“通过冒犯来抵达生存本质”⑨。《道德颂》再一次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盛可以性爱叙事所持的道德态度。盛可以说过：“我是作为一个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当然我是深人其中的。但当我叙事的时候, 我肯定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叙事, 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冷静、客观的描述, 同时在我的写作当中, 我不想有任何道德的立场。”其实没有道德立场就是一种立场。试想如果在《道德颂》里，对于旨邑给已婚男人做情人，同时又对谢不周和秦半两情有所属，作者或者站出来为之开脱，或者以主流道德观为准绳加以批评，小说的人性考察与反省的作用岂非就全无。文学作品需要给读者留下思考与判断的余地，否则它就失去了开启心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