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欢



木心研究专辑

流散文化身份与世界性写作
——木心的文学创作观评析

于洋欢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流散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散文学。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阿里夫·德里克、霍米·巴巴等人或以亲身的流散经历来关注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或者通过分析一些流亡作家的文学文本介入了对流散写作的考察和研究，*参见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第170页，《社会科学》2006第11期。使流散文学成为后殖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从词源上讲，流散(diaspora)一词出自希腊语，原用来描述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和流离失所。在当代语境下，流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多指由于移民潮或人口迁徙而处于的一种流动或分散的状态。当这些处于流散状态下的人从事文学创作时便形成流散文学和流散作家。与移入国和移出国的作家相比，他们具有不同的视角，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多重文化身份，从事着不同的文学创作，海外华人文学便属于这一创作范畴。可以说，海外华人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补充。面对现代化发展趋势，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人文学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主要来自于中华民族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碰撞融汇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和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参见胡和平：《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意义》，第209页，《求索》2003第3期。以木心为代表的流散作家或海外华人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方式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相较于其他流散作家或海外华人作家，木心在内地的接受较晚。二○○六年之前，木心对于内地的文学批评界还是“陌生”的。“木心在内地还只是出版现象，而非文学现象。”*李静：《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第4页，《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然而，正是这位“陌生”作家的散文作品早已在美国同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同被选入《美国文学史教程》。现如今，距木心在内地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六)已过近十年。在这近十年中，内地学者对木心及其作品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他独特的人生经历、鲜明的创作特点、跨文化的视角、流散的文化身份以及那些流淌在作品中历久弥新的睿智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位作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木心的创作生涯可追溯到“文革”时期。“文革”前期自编而成的二十余部书稿在“文革”中都付之一炬，未曾面世。一九八二年，木心移居纽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鼎盛期。一九八二年至二○○六年，木心在台湾和美国华语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作品，并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极大关注。二○○六年木心应邀返回乌镇，并在二○○六年至二○一一年间，在内地出版了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以及《鱼丽之宴》等，诗集《我纷纷的情欲》《巴珑》以及《云雀叫了一整天》等，这些作品一经面世便在内地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本文将从海外华人文学的大背景下，从流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和世界主义视角下的写作两个维度来客观评述木心的文学创作观，并分析木心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二、流散语境下的双重文化身份

身份认同不仅是海外华人文学的重要概念，也是流散文学的核心问题。追根溯源，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凯姆·安瑟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主编的论文集《身份认同》。经过十余年的探讨，身份认同研究衍生出许多新的学术术语，文化身份研究便是其中之一，并已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的焦点。既然流散写作本身已经同时在几个层面跨越了固定的“界限”：学科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人种学的，因而从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参见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第175页，《社会科学》2006第11期。海外华人作家是华人流散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就其取得的成绩而言，流散在美国地区的作家更为显著，如谭恩美、汤亭亭、伍慧明以及赵健秀等。他们或用中文进行创作，或用英文进行创作，或以翻译作为媒介融入当地和世界的文学体系中，总的来说这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为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独特而重要的窗口。与之相伴的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许多学者也就流散华人作家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究其本质，剖析流散作家的文化身份有助于更全面地、透彻地理解和分析流散文学。

流散海外的华人，其文化身份是多重的，同时也是易变的。他们在创作中不仅体现出异族文化身份，也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巧妙地处理两种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文化身份，这也是流散作家文化身份复杂性的体现。正如对旅美华裔作家有着深入研究的王赓武所言：“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彻底改变者。”*Cf.Wang Gungwu：“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Daedalus (Spring 1991)，p.184.可以说，本身就是流散作家的王赓武，他的概括具有极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正是这种流散文化身份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影响着海外华人的创作。木心就是其中的典型。木心五十五岁移居美国，在美生活二十四年，其文化身份具备流散作家的共性。然而，木心更具有突出的个性。木心自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修养，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以及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交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心理的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第174页，《社会科学》2006第11期。可以说，木心的流散文化身份集中体现出旅居者的心态和调节者的身份，二者紧密相连，难以割离。

“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说我是绍兴希腊人。”*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1-12/22/content_1193976.htmaccessed at 19/02/2015.木心在乌镇生活了近二十年，对故乡的山水、草木、人和事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眷恋。当童明问及木心与其他国族的流亡作家的区别时，木心回应道，“若问我为何离开中国，那是散步散远了的意思，在纽约一住十年，说是流浪者也不像。”*木心：《鱼丽之宴——仲夏开轩》，第7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木心始终以旅居者的心态生活在异国他乡，正如他描述米兰·昆德拉时所用的“带根的流浪人”一样，木心也是“带根”的流散作家。在木心的创作中，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便可说明。在《九月初九》这篇散文中，木心以理性的视角谈论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更历数古代经典作品作为例证，虽无流露思乡之意，却处处暗含思乡之情，特别是最后一句“没有离开中国时，未必不知道——离开了，一天天地久了，就更知道了，”*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九月初九》，第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更是表达出一种旅居者回望故土的情怀。不同的是，木心的流散是自愿的、主动的，他是为了美学而选择自我流散；他把人间的烟火气过滤掉了，剩下的是冷冷的静观。*参见孙郁：《木心之旅》，第111页，《读书》2007第7期。他不似其他流散作家那样，充满了痛苦与矛盾，而是以智者的眼光审视周遭的一切。

与赛义德一样，木心以调节者的身份在文学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开创着属于自己的天地。正如前文所述，木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方面根基扎实，这得益于他小时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达到了不能增减一字的高度完美结晶……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木心：《鱼丽之宴——仲夏开轩》，第6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同样，木心的作品蕴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精粹，他精通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有时甚至让人误以为他的作品原产于西方，对西方文化和文学信手拈来，毫无生硬之感，对中西方文化和文学也是旁征博引，相互佐证。正如陈丹青所言，“木心先生的书写背景始终伴随着这样一份名单：诗经、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陶潜、嵇康、《世说新语》、唐人、宋人、当然还有曹侯同志。西方这一块，大致有圣经、但丁、莎士比亚、孟德斯鸠、蒙田、巴斯卡、尼采、爱默生、纪德、瓦莱里、兰姆……”*陈丹青：《再谈木心先生——陈丹青答客问》，第15页，《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这种双重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以及深厚的中西文学底蕴赋予了木心文化调节者的角色，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别具一格。木心的语言古朴精妙，颇有民国遗风，文体风格独特，中西交融，同时兼具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特点。“古希腊哲理与六朝之文，文艺复兴的烛光与‘五四’遗响，日本的俳句和法国的诗画，我们都能从中感到。”*孙郁：《木心之旅》，第112页，《读书》2007第7期。木心通过优美的语言和充满智性的哲理给读者以享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木心的文章更符合小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其语言风格和创作方式不仅需要读者具有较高的中西文化和文学储备，更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木心作品在大众中的接受。

三、世界主义视角下的写作

作为一个理论话语，世界主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文学、文化、政治和哲学等领域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事实上，世界主义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犬儒哲学思想。从其词源上看，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词源于两个希腊语的组合ΚΚóσμο(the Universe)和Πóλι(city)，前者指宇宙和世界，后者指城市和城邦，合在一起是世界城邦之意。从本质上讲，世界主义具有浓厚的跨学科色彩，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是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前沿的理论话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各国的隔阂越来越小，整体性越来越高，世界主义的使用频率也随之提高。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世界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主义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带有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嫉妒等。这些主题都在伟大的作家那里得到最为形象的体现，例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表现了上述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参见王宁：《世界主义》，第103页，《外国文学》2004第1期。从这一层面来讲，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也属于世界主义影响下的行为，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大多反映出全人类共同探寻的主题，进行着世界性的写作。木心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童明看来，木心的作品“精神气脉系于春秋、魏晋、汉唐的华夏文化，又源于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而思维特征和艺术格调却是西方现代派的，且与近三十年来最深思熟虑的西方人文思想(如解构哲学等)息息相关。在当今汉语文学作品中，这样的风格甚为罕见”，“木心是以世界精神为体的中国作家。他与世界思想和文学的相通，体现着他与现代的中国思想和文学的相关”。*http://book.sina.com.cn/cul/c/2013-02-26/1531425993.shtml, accessed at 19/02/2015.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对于木心来说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没有边界，相互通融，只有这样不同的文化和文学才不会固步自封，而是交相辉映，源远流长。在《仲夏开轩》中，木心称，“所谓现代文化，第一要义是它的整体性，文化像风，风没有界限，也不需要中心，一有中心就成了旋风了……我只凭一己的性格走在文学的道路上，如果定要明言起点终点或其他，那么——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而耶稣只在我心中。”*木心：《鱼丽之宴——仲夏开轩》，第6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世界是整个儿的，历史是一连串的，文学所触及的就是整个儿的世界和一连串的历史。”*木心：《鱼丽之宴——海峡传声》，第3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从木心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木心的着眼点是世界，是形而上的，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非俗世中的琐事，他将世界看作是整体，他的作品面向世界，触及整个人类历史。木心选择自我流散，他不归属任何一个立场，只是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将世界和全人类作为观察的对象。

木心的“世界主义”立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的富贵之家几乎全盘西化过”，*木心：《鱼丽之宴——仲夏开轩》，第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生于富庶之家的木心，在中国文化和西式文化的环境中成长，在世界主义萌芽的环境中成长，自身也带有世界主义色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木心的文学创作没有像他同时代或先于他的作家一样禁锢在“民族主义”之中，而是广泛地从全世界的文学中吸取“盐分”进行创作，诚如木心所言，“我挂念的是盐的咸味，哪里出产的盐，概不在怀。”*木心：《鱼丽之宴——仲夏开轩》，第7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人性”是木心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变的主题。在作品中，木心重温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时分析了中国在学习和探索人文精神中迷失的原因。西方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人本位”——以人的生命意志为本，以人的生命创造力的强弱判断人生的价值*童明：《木心风格的意义——论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兴汉语文学》，见《读木心》，第40、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而中国文化究其深层来讲是“自然本位”——一切服从于自然和谐，躲避人内心矛盾所迸发出的生命力。*童明：《木心风格的意义——论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兴汉语文学》，见《读木心》，第40、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木心认为唯有在文学和艺术中才能寻到人性的精神底色。他以个人的智慧向永恒的“美”靠近。诚如童明所言，“现代的世界性美学思维，以探索人性的失落和异化为命题之一。在这一层面，木心的探索与卡夫卡、昆德拉、本雅明等有相同之处。”*童明：《木心风格的意义——论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兴汉语文学》，见《读木心》，第40、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五四”时期不乏具有世界视野的作家，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大多回归到了本民族。“他虽经历了种种磨难，但思路却未被俗事所累，能在更高远的层面上打量问题。他具有“五四”文人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深味西方艺术的流脉。其作品有强烈的个人性。鲁迅当年的写作就消化了旧艺术和外来艺术的精华，他有一种现实的焦虑和高远的智性，情愿让自己消失于抗争黑暗的劳作里。木心深味鲁迅文体的意义，但他跳出了鲁迅式的藩篱，从本土焦虑进入了人类的焦虑，是游走于世界的狂士。‘五四’的个人主义还缠绕着国家主义的道义感。而在木心那里，精神世界却是世界性的”。*孙郁：《游走于世界的狂士》，见《读木心》，第24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木心的作品不是以时代、个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是立足于全人类的高度，从本民族的焦虑进入到全人类的焦虑之中，对人类的智慧和文明进行着无尽的探索，对人性进行不懈的追问，这正是木心世界性写作的真谛。

四、木心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文学的价值是多元的，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不同社会性活动的载体，也是人们阐释生活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文学与文化相互依存，共通共荣。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文学的兴盛衰弱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兴盛衰弱紧密联系，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明显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文学的传承流行传播。*参见胡和平：《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意义》，第209页，《求索》2003第3期。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外华人文学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精华和重要补充，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海外华人文学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以独特的身份和视角进行文学创作，促进中国文化和文学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融。木心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表率，这得益于他流散的文化身份和世界主义视角下的创作。木心是流散作家，他具备双重文化身份，他的作品中西交融，语言风格古今并存，兼具东方的修辞思维和西方的理性思维，将小说、散文和诗歌融为一体，深受海外华人和美国读者喜爱，他的流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向世界流散的实证；木心是世界主义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个人和民族，超越时间和地域，从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并放眼于世界，摆脱俗事的羁绊，通过充满智性的语言表述人类永恒的主题。木心对“美”的追求相对于深受商品大潮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木心的散文具有诗化的特点；其俳句短小而精悍；其文字飘逸而深厚；其哲思似庄子之奇；其咏史如牧之之切；其诗情妙承《楚辞》和《诗经》。木心形而下的语言叙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能把汉语表达的如此充沛，张爱玲是一个，木心是一个”。*《木心纪念专号》，第5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文学创作形而上的追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相暗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各个环节的努力，而作家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作家的审美追求、创作宗旨、学识水平以及文化取向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文学创作的水平。深受经济转型期影响的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价值取向、审美追求和创作宗旨扭曲的作品，滋生出一些故意迎合市场、以丑为美、缺乏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木心这种不计功利，不循时髦，对高尚、纯洁的文学的不懈追求，从纯文学的视角进行诗意的书写在当下的环境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当代的作家。如何在商业大潮中既保持艺术追求，又体现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识，是每一位当代作家要思考的问题。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创作出具有精神品格和审美品位的优秀作品，以此引领大众精神，是当代作家的责任。在这方面，木心以他的作品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木心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辛勤耕耘，他的创作没有局限在个人和民族的视阈上，而是从世界的立场出发，对人性进行不断的思考，对宇宙和生命进行不断的追问，将创作面向世界，面向历史。木心这种世界视角下的创作在海外华人作家中不是个例。海外华人文学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信息，在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同时，也在异国进行着自我文化的建构，并在建构的过程中展开对人类永恒问题的思索，老一代的华人作家，如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张爱玲等都是延寻着这一路径走过来的，新一代的华人作家，如严歌苓、哈金以及陈达等也都经历着相同的路径。可以说，这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木心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所有这些都给予中国当代文学极大的启示，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着眼点不应仅仅是本国的读者，同时也应着眼于其他国家和语言的读者。作品所关注的应该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主题。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才有可能出现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才能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高海涛)

于洋欢，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