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　余海艳



当代诗歌论坛

《他们》：未完成的诗歌“现代性”

胡友峰余海艳

《他们》是诗人韩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办的一份民间诗刊。与其他很多同时期、同性质的民间刊物一样，《他们》是历史和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创刊人和“同人”共同挖掘诗之宝藏的结晶，是民间发刊和官方出版角力的产物。《他们》无疑是成功的——因为那势如破竹的先锋气质和矫枉过正的诗歌主张，因为它先行群体的不离不弃和新人的接踵而至，因为它自觉践行诗歌“现代性”艺术的主张和坚持到底的“断裂”意识；当然，《他们》无疑也是失败的，因为不能完成的“断裂”行为并最终淹没于文化转型大潮，因为它的诗人群体的集体改行出走和至今都未能进入大众视野的英雄气短，因为它最终未能找到当代诗歌正途的迷惘、最终妥协于“后现代”文化语境结束了自身的使命而未完成诗歌“现代性”重建。那么，作为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登上诗歌历史舞台，途经一九八九年休刊，一九九三年复刊，一九九六年停刊，二○○二年创办“网上刊号”，二○○三年结束最后一期网刊的历经二十年风雨的《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停的？期间又经历了什么？它与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今天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重要诗歌群体、诗歌刊物和回顾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一、诗歌“现代性”的承续与《他们》的创刊

《他们》是由韩东等人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创办的诗歌民刊，在创刊之初，韩东就秉承诗歌“现代性”的理念，要恢复诗歌的“口语”特质和“世俗化”特点，从而承续诗歌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丧失的“现代性”特征。由于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诗歌“现代性”进程受到了长期的阻碍和集体“阉割”，“新时期”的“解放运动”使得这些窒息太久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努力寻求重新搭建精神领地的可能。《今天》的创刊、“朦胧诗派”的兴盛以及游走于主流边缘的英雄气概、浓烈的怀疑和叛逆精神延续了诗歌的“现代性”特质，然而，“朦胧诗派”的诗歌观念还没有彻底从时代的阴影和惯性中解放出来，“宏大叙事”的悲悯情怀正中当时“新式政治诗”下怀，因而在诗歌“现代性”的延续上走的并不远，不久便被时代氛围淹没了。已经深受“朦胧诗”影响和引导的韩东等“更年轻的一代”清楚地意识到：“朦胧诗”对于体制的破坏和分裂只是诗歌“现代性”诉求的开始，重建诗歌“现代性”就必须去除“主流”文化界和“朦胧诗派”带来的屏障和遮蔽，将属于“个人”、属于“生活”的真实“存在”敞开，这样才能够将诗歌引向时代发展的正途，以获得“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诗性可能。《他们》就在这种诉求中开始了对诗歌“现代性”的强力重建。

1.对朦胧诗“影响焦虑”的“去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今天》的发刊，标志着“地下诗歌”开始在“地上”运营，并促成了“朦胧诗派”的兴起。*关于朦胧诗的兴衰及《诗刊》在其中的作用可以参考拙文《〈诗刊〉与朦胧诗的兴衰》一文，《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12期转载。随着“朦胧诗派”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它所建构的诗歌美学观念给年轻的“第三代”诗人以巨大影响，其激进的美学风格，反抗现实、否定主流、怀疑官方、反讽时代精神与意志成为“第三代”诗人们学习的典范，那些宏大的主题叙事和英雄主义的战斗情结都化为“第三代”诗人潜意识的书写方向与追求。韩东也曾坦率地承认自己和北岛、《今天》有着不用避讳的师承关系，自己和其他同时期的诗人们正是受朦胧诗人的影响而开始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并模仿他们习作，从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经验。一九八○年，《今天》停刊，但是在此前后受到《今天》影响的这群青年人开始在大学校园里兴起一股学生集社、办刊的诗歌活动热潮。这一阶段正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韩东参与了学校“云帆”文学社，并因为在一次活动中张贴《今天》中的诗歌作品而受到校方的调查，受此事件影响致使其毕业后被“发配”到西安工作。在西安工作期间，韩东受当时创办民刊热潮的影响开始经营起了其第一份诗歌刊物《老家》，并以此为阵地继续学习“朦胧诗派”的诗歌写作手法。这从发表在第一期《老家》上的原版《有关大雁塔》可以看出来，“他们那辈子要压坏多少匹好马∕最后，他们到他这里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韩东：《有关大雁塔》，《老家》1983年第1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韩东后来再不曾有过的富有感情色彩和评判色彩的诗节，“猥琐”和“光荣”赋予诗人“评判”和“眺望”的责任，浓郁的英雄主义气概弥漫在整首诗歌基调中，“朦胧诗”的痕迹清晰可见。

一九八三年以后，“朦胧诗”的新锐势头在迅速衰减。减退的部分原因，在于“朦胧诗”影响的逐渐扩大引起了新的诗歌群体模仿、复制后的“反扑”心态，朦胧诗本来就因有限的诗艺革新内容被过度挥霍而难以为继，支持它的批评家正遭受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势的困扰，朦胧诗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关于朦胧诗的兴衰问题可以参看拙文《〈诗刊〉与朦脓诗的兴衰》一文，《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更年轻的一代”看到这已趋僵硬、单薄的诗歌形式，其高亢、悲壮、急促的呼声似乎并不能代替时代所给予诗人们的真实诉求，这并非是诗歌“现代性”的真实面貌。“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承续诗歌“现代性”的大门，但这一历程才刚刚开始，因此“第三代”诗人们需要反思、反抗和超越，需要廓清与“前辈”的界限，需要超越朦胧诗的遮蔽，开启诗歌“现代性”新的征程。此外，当时国家意识形态要求诗歌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压力明显降低，社会生活“世俗化”程度相对加深，公众自觉而高涨的政治情绪和意识形态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感知也发生变化。出生于六十年代而刚好错过“文革”时期政治运动的“第三代”诗人们由于缺乏“文革”政治运动的亲身经历，更多地感受到当时生活的琐碎、平庸和匮乏，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已逐渐的世俗化，再保持悲壮的英雄激情，怀有殉道者式的崇高感已经是矫情而不合时宜的了。因此，“第三代”诗人们要求“对抗”，要求诗歌做“减法”，尤其是《他们》诗人要求诗歌从政治、文化、历史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生命意识”等呼声自然成为诗歌“现代性”运动的有力支撑点。

然而，“朦胧诗”的广泛影响对“第三代”诗人们造成了“影响的焦虑”，挥散不去的“焦虑”使得他们不得不树立“去蔽”的野心，“一方面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得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他们完蛋”。*常立：《关于〈他们〉及其他——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韩东对于当时诗人们矫枉过正的念头有着清楚的回忆。一九八六年，因为“三个崛起”的批判而身居深圳的徐敬亚策划了“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他们》就是“大展”中颇具成员力量和自身特色的一支。“第三代”诗人们以激进的“反扑”姿态，在诗歌大展中树立起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诗歌美学大旗。“第三代”诗人们在朦胧诗人的“写什么”上进行了一致的反思、摒弃，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质疑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意义；而新的书写内容又是什么、该“怎么写”也是大多数参与者严肃思考的理论问题；从重视“主题”和“内容”到重视技巧与方法，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成为“革新”的首要突破口，也标志着与“朦胧诗”的陈旧书写彻底告别。摒弃了朦胧诗的晦涩“意象”和宏大“叙事”，“第三代”诗人开始真正走向“个人主义”，走向对个体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描绘，并以生活中随处可闻的口语甚至方言聊表心意，显得“随意妄为”而“肆无忌惮”，正是通过这种“颠覆传统”的诗歌书写方式，诗人们完成了对“朦胧诗”的“去蔽”和超越。“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新版本)，《他们》1985年第1期。韩东之后又发表在《他们》第一期上的《有关大雁塔》，去除了初版的那一节，“其实就是去除了对事物的历史想象，去除了事物的文化象征意蕴，去除了事物被赋予的崇高的精神向度”，*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从而达到对“事物”自身和“诗歌本身”的书写——这样，简洁而颇有力度的解构得以实现，韩东在走向“人之为人”、“诗之为诗”的诗歌道路上完成了对“父辈”的“去蔽”。“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后，与韩东一样的诗人们开始各自寻觅着自己的平台和容器，以容纳自己崭新的“先锋姿态”和诗歌话语。因此，《他们》的创作队伍也快速地从前两期的相对固定，发展到了第三期之后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力量也不断涌入。

2.“分裂”后的独立和狂欢

朦胧诗和《今天》在诗坛上引起重大影响后，一些学者评论家对“朦胧诗”和其体现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肯定和呼吁。一九八○年五月，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诗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九八一年，孙绍振在《诗刊》上发表诗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九八三年，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诗评《崛起的诗群》，他们一致认为，朦胧诗代表了向“小我”、向“人的意志”回归的趋势，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现代性”趋势，而我们正需要提倡“中国文学现代化”，提倡与时俱进的现代主义。徐敬亚发表文章的这一年，正是“清除精神污染”大开展的一九八三年，因此“三个崛起”的观点在全国遭到全面、严厉的批判，“朦胧诗派”由此长时期被限制在政治权利话语之下，并在“第三代诗歌”的来袭中渐行渐远。

“清除精神污染”大开展的一九八三年，党内针对当时“异化”的问题，对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艺术美学倾向采取了政策性的封杀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出版物的言论审查上。各方面、各层次的“清污运动”开展得雷厉风行，全国各地都在小心谨慎地言说或写作，诗歌里的“自由”思想和“先锋”精神也不可必免地受到动摇。虽然此次运动时间短暂，并没有造成像“文革”一样的严重后果，但是人们明显地感受了到在“主流意识”层面无力与之抗衡的压迫感和拘束感。然而从另一角度而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仅仅推行了二十八天便戛然而止，进而迎来了相对较长的一段宽松时期，这无疑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全面展开。《他们》即是在这一复杂时期开始酝酿和创刊的。一九八四年回到南京审计学院工作的韩东结束了《老家》的事业，并迅速开始筹办《他们》。“一九八四年下半年，韩东来信告诉我，他已联系了一批朋友，想在原来《老家》的基础上，重新办一个新的民刊，信中提到的这些人我已有所耳闻，有的已建立了通信联络关系。基本上是一批耳熟能详的朋友。当时，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和理解能力，私下也认为这批人是国内比较出色的。这些人当中有韩东、丁当、小君、于坚、吕德安、马原、李潮、苏童、乃顾(顾前)、李苇、丁方、王寅、雷吉、陈寅等等，这些人后来也就是《他们》的基本作者”，*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他们”诗人小海如是回忆道。从这份作者列表上可以看到，后来在“第三代”诗歌中有着深刻影响力的诗人基本上都已经有了重建诗歌形态的心理诉求，并且不遗余力地将自身团结在这一份民间诗刊之中。

如上所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及其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对于当时整个的诗歌运动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它所达到的效果，只能是加强艺术探索者审度、建设自身的意识，由此反省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后，诗人们的创作灵感最大限度被激活而焕发出新的光彩，“先锋”的狂热姿态开始兴起，世俗生活用刚刚涌入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方法进行全新的阐释与表达。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全民崇尚自由与感性的时代，诗歌是所有的艺术之和，只有如此“现代性”的诗歌才可以唤起人们沉睡已久的对于“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体验的独特而“共性”的群体共鸣体验。另外一方面，愈加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对集体主义的质疑使得“第三代”诗人与主流诗歌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更加明显，因朦胧诗论争出现的诗界“分裂”，相互异质的诗歌观念，“主流诗界”与“第三代”诗歌“圈子”不同，双方诗人各自刊载作品的传播媒介也完全不同，这使得原本互相胶着的对立双方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甚至连冲突和论争也不再多见。对于“第三代”诗人最终形成的与“主流诗歌”分道扬镳的“民间立场”，正如张清华所言：“作为一个在边缘处存在的诗人群落，他们的意义已不在于在表层上同时代政治的对立，这种对立事实上是很弱小和缺少实际意义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现代诗人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存在于时尚的红色主流文化之外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诗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的关键所在和真正开端。”*张清华：《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他们”诗人不再抱有进入主流诗坛的幻想，也不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因为他们知道“现代性”的个人写作意识很难得到官方承认，从而选择民间刊物以维护群体诗歌观念的自律，并向世人展示更加符合“现代性”诗歌的作品。有着强烈民刊意识和“办刊癖好”的韩东顺势把握住这一时势给予的机遇，一九八五年三月《他们》创刊。第一期在全国各地传播流散，并得到众多积极的反应。小海对此回忆：“出乎意料的是这期刊物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是各地未谋面的作者们为有了一个自己的刊物而欢欣鼓舞，其次是各地民刊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稿，不少人要求加盟。”*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就这样，“他们”诗人开始了对《他们》诗刊的热情经营。

3.《他们》诗歌美学观念的形成

“《他们》是一份民间文学刊物，一九八五年创办于南京，截至一九八五年，一共出过九辑。韩东是这份刊物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他对诗歌的理解和个人趣味对刊物有很大的影响。”*小海、杨克：《〈他们〉》，《十年诗歌选·后记》，第246页，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小海在一九九八年的《〈他们〉十年诗歌选(一九八六-一九九六)》中这样总结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东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用韩东本人的话来说，他可以被称为“《他们》的活化石”。韩东的诗学观念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同人的写作趋向和对“诗歌现代性”的理解。“他们”诗人在创办《他们》期刊时呈现出相当大程度的自由性，有诗就发无诗就歇，经费随意筹捐没有限制，不同风格的诗歌也可以与其他诗歌同台。在其宣言和成员入选标准方面，也呈现出《他们》特有的反叛和自由，“最后我开始怀疑这种形式本身。”*常立：《关于〈他们〉及其他——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用“他们”内部人员的观点来说，《他们》就是一个空的容器，就是一个“沙龙”，甚至连派别都不能算，只是把各人的诗歌放在同一个容器里供大家讨论和欣赏，是《他们》作品目录前所说的“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而已，“他们”把《他们》看作纯粹的诗歌阵地，在此阵地活动的唯一内容，即是进行诗歌创作和经验交流。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他们”诗人或是“他们”文学社的一切总和，“他们”围绕着《他们》而存在，除此之外，“他们”再无任何其他实体代表，没有纲领和宣言，也不举行诗歌写作交流之外的其他社团性质的活动，在《他们》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也并非完全赞同创办人韩东所持有的诗歌理念，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诗歌”这一重要而唯一的事实进行“正业”的探索和诉求。因此，“他们”的历史就是实实在在的在民刊《他们》上发表作品的历史。“他们”诗人群的组织方式虽然是松散的，但从其大多数代表诗人表达出来的诗歌观念上却可以明显看出具有相当一致性的“现代性”色彩：一方面从诗群的组织上可以看出不同于体制的筛选而呈现出的随性自由的结合方式，表现一种与“严肃”对立的戏谑姿态；从诗人各自的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到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十分注意“语言”与哲学带来的诗歌表现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从时间的纵向发展可以看到“他们”诗人们都在自觉地遵守现代性的诗歌创作法则。尽管具有先锋气质的“他们”诗人们强调独立的个体和真实感受，仿佛并没有受到现代美学观念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是正如韩东所谈到的，“它没有宣言或其他形式的统一发言，没有组织和公认的指导原则。它的品质或整体的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并非预先设计。它不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状态。它不限制只提供，有悖于其他有目的文学集体的做法”。*韩东：《“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期。根据“他们”诗人在《他们》期刊和其他批评理论刊物中散见的理论文章，如贺奕的《绝处逢生——从中国当代诗歌谈起》、韩东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等，可以窥见《他们》的美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回归“诗歌本身”。“第三代”诗歌在诗歌观念上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宣言大于文本，理论超前而创作滞后，诗人们急于从理论和团体中寻找诗歌新的发生土壤，有些团体在成立不久之后便因为迷失在“诗歌”范畴之外而放弃对理论和实践的探寻。而《他们》，除韩东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等少量的理论文章，“他们”很少规定某种理论，从创办刊物之初就明晰了如何“进入”诗歌，如何“关心”诗歌，并开宗明义地倡言“回到诗歌本身”，“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52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52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他们”坚持诗人的真正职务和意义就是要打磨作品，将实在的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诗歌文本”的锻造就是最根本的“业务”，相反，局外的所有忙碌都是虚无空洞的。在“他们”诗人看来，中国诗歌历来都背负着太多“文本”之外的东西，从《诗经》以来的“诗言志”到魏晋钟嵘倡言的“诗缘情”，中国诗歌都是以“载道”、“咏志”、“意蕴”的主题占据着诗人的创作思维，以致在二十世纪新诗运动之后很容易在白话文创作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轻易地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帮佣和附属品。而事实上，诗歌的全部目的正是“诗歌自身”，正如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文学的目的正是“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诗歌应该具有在种种社会因素下进行自我还原和凸现的自由空间，“使诗歌成其为诗歌”，而非始终被作为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附庸和诗人“言志”、“缘情”的点缀而失去“纯粹言说”的能力。而作为把握诗意灵感的诗人，其对于诗歌的主宰及“完形”应该始终在审美感知的层面上行使权利，作为自由个体的诗人更应该自觉地把握“个人化”的姿态，对个体生命的体验、生存的经验进行大胆的质疑或批判、发现或沉寂，而非继续延续传统的路子，“利用诗歌的形式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其他价值判断方面的目的”，*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放弃彻底重建诗歌“现代性”的良好时机。所以，诗歌“现代性”重建的关键所在即为“回归诗歌本身”美学观念的树立，并“摆脱卓越的政治动物、稀奇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这三个世俗角色的扮相”，*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百家》1989年第4期。靠诗歌自身安身立命，在实践中通过文本一点点挖掘或印证新的诗歌理论，而非通过寻求理论来寻求诗歌创作的出路。这种强调“个人”与“文本”的诗歌观念，与表现历史的理性、对政治社会保持警惕和悲悯的“朦胧诗”有着“诗歌本质”的区别。“他们”诗歌回归“诗歌本身”，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是回归“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生命的形式或发生就是一切艺术(包括诗歌)的依据”，*韩东：《“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期。摒弃“朦胧诗”的“崇高”意识、晦涩“意象”，反对将“人”看作是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动物，反对放弃做“人”的自由和尊严，继而将“个体”与生命存在、现实生活、感性认知等建立一种“真实”、“纯粹”的联系。这就是《他们》首要的“现代性”美学观念，正是围绕着这一观念，《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了对朦胧诗的反叛和对传统诗歌的反思，凸显出《他们》对诗歌“现代性”总的美学追求：即对“诗歌”本身的重视、对诗歌“文本”的重视、对个体存在之“在”的重视，除此之外诗歌再没有别的意义。韩东《下午的阳光》正是对这种诗歌的隐喻推介：“它不改变事物∕却让事物改变了自身”，诗歌应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阳光”一样，是照亮“物之存在”的“去蔽之在”，而非庸俗的装饰品或者功利的传声器。

第二，“口语化”语言和语感实验。如何回到诗歌本身，必然从诗歌的基本元素，即语言和语流进行再认识与重构。韩东等人在创作中进行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验，以及“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即是把语言这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与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趋势相一致的，也从一侧面突出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全面认识以及持有的先锋姿态。《他们》的主要诗人于坚认为，“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读者被感动的正是语感，而不是别的什么”，*于坚、韩东：《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韩东也说“诗人的语感一定和生命有关，而且全部的存在根据就是生命”，*韩东：《“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期。“语言与生命的天然结合就是语感，就是诗”。*于坚、韩东：《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重视语感，也即是重视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生成的口语与语流，生活中处处存在诗的语言，诗人们有义务将流散于“民间”的诗句俯拾起来进行编织、组合，成为人为的心理写照，这既是对传统观念里“功用”语言意识的解构与抗衡，也是对自身“民间立场”的精确表意，更是将诗歌最大限度地回归“本真”和自身的有效途径。《他们》主张对修饰语、形容词等进行清除，以“减法”来做对语言、对情感的节制与“还原”，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制度化理性秩序的反叛，对历史和意义的想象及隐喻的争辩、质疑和离弃；主张用清晰而有趣、平实而真切、简洁而犀利、肆意而淡漠的语言，将“物”不动声色、无动于衷、事不关己地陈列开来，在与日常生活保持审美的诗意关联中，来探索诗与真理的关系，呈现“零度”而多义的世俗思辨哲学。“口语化”和“语感”并未造成“他们”诗歌语言的弱化，相反，那种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诗行读来朗朗上口，让人在陌生而又熟悉的字眼中感受似曾相识的震撼和触动。

第三，重视世俗的生命哲学。如果说诗人的哲学理念或者宗教信仰得以使诗歌有血有肉的话，那么经历了诸多政治哲学、思辨哲学、严肃生命哲学之后，在新时期的诗歌重建中，《他们》更相信世俗的哲学才更能够带来人们真实普遍的生存感受和对生命理解的心理预设，因此，对于世俗生命哲学的重视也是对崇高生命哲学的反叛与重构，在此基础上将“个人”与“诗歌”完全从哲学层面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彻底从内容与主题层面改头换面。《他们》便是以与“我们”这种“自我”中心意识的第一人称刚好相反的“他们”来加以命名，并以此行动本身证明与中心意识的自觉远离、与传统哲学的截然不同。这个以第三人称复数为刊物命名的诗人群体，他们对于审美主体的变化已然不同于“朦胧诗”的“永恒”、“崇高”、“悲剧意识”，而是主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构与放逐，并在此审美趣味和立场中张扬对“历史”和“集体”的叛逆瓦解，以及对“平凡化”和“边缘化”的刻意强调(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边缘化”是自觉的，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还是持重的；但是在九十年代后面临的“边缘化”是被动的，正是以诗歌地位加以衡量定性的)。《他们》坚信“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于坚：《棕皮手记》，第23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这才是艺术的写作，是有上帝的“理念范式”指引的有意义的写作。“他们”诗人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中便将自己坦率地放置在世俗生活领域，放置在“在”之“事物”之中，在马路上、厕所里、旅途中，所见之物都能够唤醒对“诗”的记忆，并且以看似无甚波澜的平静叙述和直接呈现中，将世俗生命的哲学体验“还原”到了朴素的字里行间。例如“他们”诗人于小韦的《火车》：“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小海、杨克：《〈他们〉十年诗歌选·后记》，第2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火车”本来有很多的象征意义，例如军队、虫子、时代前进的节奏等等，诗人并非不知道这些传统意象的存在，但是他选择了对“火车”进行了“像火车”的描述——“火车”在诗人眼里不代表文化赋予的一切符号意义，而只是自身的代表，它只呈现自身该有的特质，这自身所呈现的特质本身就是绝好的诗行。这种对隐喻的有意回避和拒绝，强调语言纯粹的“物性”符号，不仅剥离出没有被社会、政治等因素干扰的“艺术本来的样子”，而且使诗歌回归云淡风轻的文化角色，整体性地褪去修饰过分、矫饰掩盖的历史习气，突显“当下”与“世俗”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韩东一九九三年在《诗探索》中写道：“回到为自己或为艺术为上帝的写作，这是一种写作态度，有别于写作方式。它使正当的写作方式得以保证，使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成为可行的现实的。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里诗人的拒绝姿态和孤独面孔尤为重要，他必须回到一个人的写作。任何审时度势，急功好利的行为和想法都会损害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品质。他是不合时宜的、没有根据的，并且永不适应。他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无中生有又毫无用处。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人回应，或者这些都实际与他无关。他必须理解。他的写作是为灵魂的、艺术的、绝对的，仅此而已。他必须自珍自爱。”*韩东：《“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期.这是对《他们》诗学观念的向外宣言，也是对“他们”历程阶段性的自我总结。正是这些先锋甚至尖锐的“现代性”美学追求，促使这群有着独特诗歌感受的诗人们在这些观念的浸润下自在地写作、探讨、交际，成为一个“诗歌乌托邦”下自由而富有成就的“世俗歌者”。

4.民刊的力量：民间与官方的二元对立

在当代报刊书籍出版尚被国家所垄断，可用来进行印刷出版的工具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也还属于被控制的特殊物资情况下，民间诗集，特别是带有“探索色彩”的作品的出版都绝非易事。于坚曾经回忆道：“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能出版诗集的时期。一九八九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它们出版后运到我家，我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小册子卖掉的。一九九三年在朋友的资助下，我印行了另一部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它同样从来未进入发行渠道，乌鸦们是一只一只从我家里飞走的。此后七年之间，我再也找不到愿意出版我的诗集的出版社，这个国家的很多出版社都把出版诗集看成是对诗人的一种施舍。”*于坚：《于坚的诗·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正如周瓒所说，“以地下形态及非公开发行呈现的非官方文学刊物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第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如果说八十年代官方诗歌刊物曾有过以一种接纳的方式容忍了“朦胧诗”存在，诗坛由“归来的诗人”与“朦胧诗人”共同占据一个历史时段，那么“第三代”诗可以说就没有真正挤进过主流诗坛。“第三代”一直处于挑战者或探索者的位置，没有真正地获得话语权，即使以“现代诗群体大展”的汹涌之势震动了诗界，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所谓的“中心”，因此在作品的发表、传播方式上便不得已地主要采取自办诗报、诗刊，自印诗集的方式。虽然官方刊物和出版社也以“求同”和汲取的姿态有限地发表出版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但总体上说，他们处在不被承认、被漠视的状态下。八十年代以后，由于文学制度上的变化，和印刷、出版手段的变化与扩展，完全的国家控制已经不大可能，诗歌社团或个人自印诗刊和诗集开始显现，这些出版物包括我们所说的“地下刊物”、“民刊”、“内部交流资料”等。

“朦胧诗”受到官刊批判衰落之后，“第三代”诗人们对官方刊物保持着怀疑警惕之心，无论是颂歌还是日常世俗生活的描绘，官方诗刊、官方的诗歌“掌门人”拒不接纳民间诗人的作品。“他们”诗人要通过体制内公开出版发表作品是很难的，而民间诗人也渐渐由“不得已”转向不屑于在官方杂志或诗人群体中公开自己的作品，不再信任“正式渠道”所能代表的诗歌品质和诗歌标准。从诗学观念上讲，民间刊物与官方刊物的对峙是两种写作方式、文学观念的对峙，是民间诗人为了实现自身自由的美学思想而自觉隐蔽的行为，像韩东曾经谈过“断裂”行为的原因一样，就是为了避免沦为“帮忙”、“帮闲”的文人命运，而以“非非”或沉默的姿态实现一种反抗或逃离。对于这种在发表渠道上的选择，韩东也清楚地谈道：“这些文学期刊的编辑大多数是学校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去工作的。他们往往既没有对文学的热爱，也没有文学的感觉，对他们来讲，办杂志只是一份工作。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办杂志，在筛选作家，在控制作家的出现。文学杂志就是作家道上的第一关。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正式期刊所处的情况……因为真的是没有可以信任的杂志，或者极端地说几乎没有可以信任的编辑。这对中国几代作家来说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常立：《关于〈他们〉及其他——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作为民间刊物，《他们》少了很多作为正规刊物需要办理的繁杂手续，例如刊号、宣言、主编、出版商、经费赞助、期刊推广、作家人脉等等，这无疑为《他们》成为一个纯粹写诗的地方提供了便利。韩东等人就这样，以简单、易实现的物资条件，搭建起了一个牢固而丰富的“诗歌乌托邦”。

二、诗歌“现代性”的焦虑与《他们》的停复刊

一九八九年“他们”诗人出完《他们》第五期后开始了四年的休刊，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再次复刊。根据韩东和小海的说法，是“大家的生活都有了一些变故”。*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先是上一年韩东的婚姻破裂，随后不久，小君去了美国；再是南大的这批人毕业，除了李冯考研留校，杜马兰留校任教外，大多数人离开了南京；不久于小韦去了深圳；任辉跑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去了。因此，《他们》再出下去一时就显人手不够。”*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人员的变动”使得《他们》突然寂寞下来纵然是“他们”诗人给出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上“变故”中轻易地推断出，这一次的休刊，必然和每一次的作家和出版物沉寂有着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意识形态带给文人们的不安情绪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对诗歌艺术的冲击。“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他们》第五辑出刊时间实际是一九八九年，但因当时特殊的气氛，为了避免麻烦，特意在封底写上了一九八八年出刊的字样。”*小海：《关于〈他们〉》，《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从这一细节上，可以想见当年“清除精神污染”类似的问题再次困扰着那些在艺术上寻求自由精神和现代主义的诗人们，诗歌现代性从在当代中国诗坛中开始孕育时，便不得不在广阔的自由空间留意政治、文化等变动造成的逼仄和挟持。“八十年代末的动荡与震惊使得中国大陆诗坛产生了一次真正的休止，这一休止符号坐落在社会政治话语昂扬激奋的最高点上，戛然而止。对于每一个严肃探索人类精神命运的、认真从事诗歌技艺实践的诗人来说，这一顿挫，中止了他们创作中的虚幻和浪漫成分。”*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第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他们》一九九三年再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已是中国迎来文化转型的新时期，许多的新现象、新观念、新理论置于大陆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说“第三代”诗歌在八十年代的发展壮大伴随着种种激情与宣战的“破坏”心理，还没有完成“破坏”后的“自立”，那么九十年代初在时代氛围与文化转型的种种因素冲击下的写作，则使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脱颖而出，诗坛开始分化瓦解，过滤了一些虚假脆弱的非诗写作，保留了在诗歌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作品。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转型时期关键的一年，诗人海子、骆一禾的死亡与他们诗歌的广泛传播给大陆诗坛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不是死就是变”，诗人们开始明白，新生的诗歌必然要在牺牲、转变中才能够生根、发芽，寻找生长的生机，诗歌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自身艺术发展的困惑，而是不可修复的环境变化。这一“觉悟”使得诗人们在新的时期依然不再抱有崇高远大的追求，正如“他们”诗人一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成长，宽松的创作环境却不能带来宽松的精神远游，只能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进行最后的挣扎。

一九九五年的停刊似乎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据张柠回忆，“一九九四年在广州我第一次见到韩东，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将要停刊……说是要到印刷厂看第八辑《他们》的清样，并去找一位有了点钱的诗人筹第九期的款。”*张柠：《纯粹的眼睛——〈他们〉》，时代诗歌网，http：//shigewang.com/viewtopic.php?t=1647&view=next。然而，《他们》最终需要面临停刊的命运。这戛然而止的旋律和节奏同当年的休刊仿佛如出一辙。《他们》后期的昙花一现难免让人扼腕叹息，关于停刊原因，“他们”诗人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相关部门找我们谈话”、“由于一些《他们》不能左右的原因”等模糊的言说更加深了这不解的谜题，究其原因，应该还是与诗歌“现代性”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关系，那就是诗歌“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焦虑”问题。

1.文化转型时期诗歌的“边缘化”命运

在中国走向“现代性”这一过程中，文化和文学上的“现代性”所蕴涵的社会理想、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也敏感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正如有人说，九十年代文学渗透着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与尚未终结的“现代性”。如果说八十年代的诗人们以诗歌“现代性”的形式来体现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美好愿景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看到“市场”、“经济规律”等现代化元素降临社会带来的复杂真相后，他们不得不怀疑“现代化”存在的合理性——诗歌“现代性”的历程与社会现代化历程呈现出矛盾冲突的对立局面。诗歌“现代性”的“焦虑”再一次因为政治因素和社会功能的极度不协调而出现，九十年代的诗歌后继者因而落入了缺乏内在、一贯的精神支撑的“边缘”境地。另外，九十年代开始，市场转型和文化转向大潮扑面而来，各种艺术门类、科学技术、生活百态杂糅为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散文化”趋向，人们对于这种快速、直白、包罗万象的文体的接受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也使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八十年代好不容易规范化了的诗歌，既满足不了大众对于文化的“快餐消费”，也难以达到对复杂而全新的社会进行准确描述或是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诗歌的堕落和受到漠视更加明显，读者日减、优秀诗人与“诗歌消费”写作的脱节等问题很快导致了新一轮的新诗“信用危机”，对于新时期诗歌的审视与重建再一次迫在眉睫。一九九三年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爆发，曾经意气风发的“第三代”诗歌和风起云涌的民间刊物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诗歌的“现代性”问题似乎又成了海市蜃楼，中国诗坛虽然刊物出版犹呈现涨势，但大多已与商业营销挂钩，只留下了极少数愿意坚持创作和办刊的诗人，依然坚持民间写作精神和先锋精神的更在少数。“这是又一个世纪末，我们必须习惯读者的分流，必须将阅读空间让位于电视、报纸、公众话语、畅销书、发迹史，甚至小说。诗歌将习惯于这样的位置：在某些人那里什么都不意味，而在另外的人那里，却充满了意义。或者说，大众无动于衷的地方，诗歌仍会得到某些人的厚爱。”*翟永明：《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称之为一切》，第21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韩东和《他们》在一九九三年选择复刊其实又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叛，是对诗歌现代美学观念的最后坚守。然而，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具有探索精神的民刊的生存举步维艰。“在中国大陆，仍存在这些现象，它们常常发生在地下，不被大众传媒介绍。这些现象是民间诗刊常遭查封，诗人们则会被盯梢、被搜查居室、被逮捕，出版审查机构对诗集或诗论的问世百般刁难。”*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第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就像一九九三年周伦佑的北大之行，这位“非非”的主要发起者在一些北大学生的诘问下显得无力招架，其中一个致命的发问即是，“非非”既以“NO—NO”的否定精神自居，为什么要到北大或北京等中心话语地带来寻求认同？岂非自相矛盾？这对于行走在诗界的诗人们显得过分刻薄了些。这种刻薄在依然坚守阵地的《他们》身上或迟或早地发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九五年，“有关部门”找到韩东谈话，“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当时已经在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讲到了，他们就说，现在有很多搞民刊的，我们就要让他们不要搞了，人家就说为什么《他们》还在搞呢之类的。”*常立：《关于〈他们〉及其他——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

2.诗人的“出走”或创作转向

诗歌的“边缘化”命运使诗人们“不再可能返回八十年代诗人身份、自我形象与诗的‘叙述人’之间的浪漫主义式重合的情景，而‘向着诗人的个性’收缩。”*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许多诗人开始思考“诗人”身份和创作转向的转变，因此，诗人的身份、职业、经济来源、创作领域等都发生了微妙或深刻的变化，“专职诗人”已经很少，或是“自由撰稿人”，或是从事商业经营，或是大学教员、报刊编辑、文职雇员等，不一而足。诗人的身份“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共生的文化精英，到九十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写诗也成了一件尴尬而无实在意义的“行当”，那些八十年代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们，有些也都开始远离乃至嘲笑诗歌，纷纷从虚拟的理想世界转向可触摸的世俗生活。正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投入到了商海中的李亚伟所描述的那样，“那些日子，我不好意思写诗，想到自己是诗人就害羞，早上起床有时还脸红……”*李亚伟：《天上人间》，李亚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156f9010009vd.html。《他们》内部其他人员同样避免不了这种命运，从九十年代初期，迎来了大规模的人员变动。韩东虽然在一九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在一九九五年之前《他们》还未停刊之时就已经投入了“个体写作”当中，开始转型写小说，并出版小说《树杈间的月亮·西安故事》，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自己的转变做出直白的解释：“诗歌写作并不能维持我的生活。相反的倒是越写越穷，人也越来越灰。于是近年来我转向小说写作……”*韩东：《西安故事》，《树杈间的月亮》，第5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其他转向写小说的还有朱文、鲁羊、吴晨峻、刘立杆、金海曙等人。除了创作有所转向的诗人外，还有选择直接出走下海经商的，例如丁当和于小韦。丁当下海经商投身金融行业，二○○一年在为诗集《房子》作序时他写道：“我曾说过，自己愿意作为诗人度过自己唯一的一生，现在看来，这一生已经度过了。目前的我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拥有两万名员工的企业家，对社会、对国家充满责任感。这些现实的东西，让我能够真实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让我活着。”*丁当：《房子·自序》，第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诗人远离诗歌多年后，已经对曾经的“诗歌梦想”陌生得遥不可及，曾经极力坚守和追求的诗歌美学精神在一夜之间被无情而无奈地割断。当然，还有继续选择留守诗歌阵地的诗人，例如于坚和小海。但是，诗歌生长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整个诗人团体的组织和运行，市场营销策略已然在诗歌团体中无孔不入，期刊自身不断出现问题，于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离开《他们》。“韩东寄来的南京的某些稿子我不喜欢，主要是新人的……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这是我们的分歧。第五期开始韩东已经扩大了《他们》的作者，第八期我没有参加，作者多达三十四人。后来《他们》发展成了四十多个诗人的大团体，我也就逐渐与之疏远了。”*高波：《现代诗人和现代诗》，第18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出走和创作的转向，加之市场营销策略对传统的诗歌团体经营的冲击，不仅引起了诗歌现代性重建的瓦解，而且进一步将诗人们无情地抛离和遗忘。虽然韩东在后期期望通过壮大诗人队伍来力挽狂澜，但是随着愈来愈盛的个人化写作和身份转变，写作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在诗歌现代性探索上已经穷途末路，在市场经济大潮干扰下失去了重新延续现代性的方向，陷入更深的泥淖之中。

3.“断裂”意识的反叛

一九九二年，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文艺政策也随之做出调整，与市场经济政策相对应的市场消费文化便像突如其来的龙卷风一样肆意横行，人们在娱乐和消遣的空间里接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社会的来临。而在文学领域里，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诗歌研究被纳入到体制范畴，当年为诗歌而狂欢的“第三代”诗人们纷纷进入高校，一边执教一边进行诗歌创作与研究。

著名的“断裂”行为发生于一九九八年，此时已经距离《他们》停刊三年。但是我们相信，作为“他们”诗人的韩东、朱文、鲁羊，早在操办《他们》刊物时就已经有了“断裂”意识，其中就跟上述所说的“第三代”诗人进入体制内进行诗歌创作的潮流有关。“断裂”行为是韩、鲁、朱三人在一九九八年向全国七十三名作家发布了一份问卷，被称为“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的突发事故”。问卷中的问题诸如“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你对它作何评价？”等，都以相当有力度的疑问与当代主流文坛的相关机制进行深刻的“断裂”。“断裂”所呈现的结果，的确如很多民间诗人一直以来所感触的那样，对当前的文学秩序存在的弊端抱有深刻的怀疑甚至至于置之不理的态度。看似权威而系统的文学秩序存在的弊端暴露无遗，“断裂”行为对文坛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它宣告了许多民间诗人们至今依然与既定的文化观念、文学体制、文学秩序等背道而驰的决心与执著，他们势必带着继续对诗坛现状不满的重构精神翻起新一轮的“现代性”思索。至于为何发起“断裂”行为，韩东和朱文解释，“当自己发表了不少小说，并获得文学界好评之后，感觉文坛上正在‘虚席以待’，继续不加警惕地写下去很有可能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家在获得各种实惠利益的同时，很可能将被迫接受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加入作协、到处开笔会、被评为一级作家二级作家……”*常立：《关于〈他们〉及其他——韩东访谈录》，2003年8月26日。他们拒绝进入这种职业化、公共化的生活，发起“断裂”，就是要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文坛断开关联。不得不说这种对当时文学秩序方方面面进行粗暴否定的方式正是诗人们维护现代诗歌写作生态的最后保卫战。“断裂”行为来源于“断裂”意识，而“断裂”意识无不与《他们》十年来主张的“自由”和民主有关。诗人们过惯了民间的生活，过惯了办一份刊物，在刊物上真实写作的生活，因此才有了最极端的反抗。这种“断裂”意识无疑会在《他们》刊物作品中袒露无疑，如此，也怪不得引来“相关部门”的干涉叫停，使《他们》面临着“自身不能左右”的局面而告终。但是，“断裂”行为并未像“断裂”意识一样持久且具有战斗性，只在发完问卷调查之后便悄然淡去，韩东、于坚等人也走向了与“断裂”意识的断裂，与八十年代孜孜不倦追求的诗歌观念的断裂，也证明了新世纪以来甚至九十年代诗歌“现代性”整体追求的断裂。

三、未完成的现代性：《他们》与中国新诗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历程便在对“新”的探索和重建中曲折发展，作为传统文学的代表，诗歌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更显得山重水复，因而也更加风光旖旎、耐人寻味。“新诗”如何“新”并“兴”起来，成为百年新诗历史长河里具有与“现代性”与“现代化”齐头并进的诗艺命题，《他们》为了追求诗歌的“现代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但放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来考察，这种“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诗歌现代性的开启是中国新诗的必由之路，二十世纪初诗歌初建以来，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队伍都在这一“命题”前仆后继的探索之后成为悲壮的建阶石。从“新诗革命”的白话语实践到二十年代的“现代纯诗”探索，再到三十年代随着抗战爆发而纷纷调整诗歌路向进行大众化的“革命写实”，“新诗”的前进轨迹既呈现向内完善艺术体系的自发性，又呈现向外的呼应时代、社会的自觉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诗歌已经确立为政治宣传和社会斗争的“传声筒”，虽然依然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群进行着新诗现代性的实践工作，但这被看作是“与世隔绝的孤芳自赏”。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五十-七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方向基本与政治动向密切联系，可以说就是政治运动的依附、组成和延伸，至于何为“诗歌现代性”也随之成为尘封的“悬搁”命题——“新诗”发展三十年后，其自觉性和多元性被人为地“钝化”，继而失去了发展和言说的可能。“文革”期间诗人们经历了思想精神上的动荡和冲突，使得“文革后”的诗歌运动在其性质、发生方式上都出现了重要变化：一是诗人由规整划一的写作“群体”，转化为小众的“地下诗人”团体，在其内部进行“新诗潮”运动，并呈快速蔓延的态势；二是这些“分裂”的诗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地下刊物”组织社团、建立流派、发表宣言，与主流“红色诗歌”形成“正式”发表与“非正式发表”、“公开”与“半公开”的二元对立局面。继“天安门诗歌”运动、食指和“白洋淀诗人群”等“地下”诗人对诗歌现状的破坏、反省之后，“新时期”的诗歌写作者们热切地期望着诗歌“现代性”的“复兴”与“重建”。《今天》在七十年代末的出版和得到全国范围的积极反响标志着“新诗潮”的广泛兴起，显示了“地下诗歌”的蓬勃生命力，以及民间刊物在诗歌“现代性”重建过程中扮演着全新而重要的角色。一九七九年到八十年代初，国家出于历史叙述和民众政治动员的需要，政治诗的主题转向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朦胧诗其“启蒙主义”的激情和历史承担的“崇高”姿态，的确像多数研究者所言，还延续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具”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政治诗在现时阶段调整后的一种诗歌呈现。因此可以说，“朦胧诗”由于受限于时代环境和政治话语，其“现代性”的探求是不彻底的、微弱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但是在“朦胧诗”的写作方式上，其诗歌语言的“异质性”——“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刘禾：《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第16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对当时的诗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给“更新一代”的诗人们开辟了开阔的诗歌线路。诚如前文所提到，自“朦胧诗派”运动以来，“归来诗人”对朦胧诗的拒斥态度，一九八三年中国作协、《诗刊》等官方刊物对“崛起论”的批判，使得“主流”诗歌和“民间”诗歌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更新一代”诗人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不再期望进入“主流诗界”而甘愿在自办的民刊上发表作品、进行诗歌活动，以刊物为中心成立社团便成为这一代诗人重新探求诗歌“现代性”的主要运动方式。《今天》之后，《莽汉》《非非》和《他们》即是最具有“先锋”姿态，成绩最斐然的三份民刊代表。“莽汉主义”诗人在新诗潮运动中所呈现的“不被控制的才情”和“不被规范的创造力”的确让诗坛为之大震，但诗歌艰涩、杂乱的程度也前所未见，其存在时间短暂，发动者几个月后便改弦易张沉入“古典”、“汉诗”写作，结束了诗艺的探求；一九八六年周伦佑、蓝马、杨黎等编辑印行的《非非》主要是以介绍他们的诗学理论为创办目的，而在其诗歌主张之下的诗歌创作却甚微，作品呈现形态与其理论主张也不能吻合同一，并且那种“非非主义”对抗“文化”对人的意识、感觉、语言的束缚的表达，在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建构欲望“并不纯然是诗歌理论，且并非是一种诗歌理论”。*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相较《今天》《莽汉》与《非非》此三者，《他们》却准确地把住了“诗歌现代性”的脉搏，以势如破竹的气势对“新时期”诗歌的方方面面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实践，那些直抵诗歌“现代性”中心的诗学观念的提出，把还在主流的集体意识中缴械待定的“宏大叙事”者们，和正在为诗歌理论而纠缠不清的“理论先导”者们，顿时从诗歌的“重建迷宫”里拉回来，给他们以振聋发聩的启示和警醒。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当代文学及文论都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随着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引入，国人的眼光也应以“现代性”的眼光代替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观念，将真正的“现代性”进程贯穿于思想和文化领域，并使之走近诗歌，走近“大众”与生活；而“大众”已非整齐划一的“群体”也不是亦步亦趋的“团体”，而是由“个体”进行思维活动与自由感知的“每个人”；分散“个体”的“生活”已是难以由某一权力意志统一调控与束缚的，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日趋弱化之后浮现的便是芸芸众生的“真实日常”，“个体”在“真实日常”中所感受的审美与书写，便是新时期诗歌的唯一意义和意味；那么，如何以相应的“开放”形式进行书写，也便自然而然成为亟待“革命”的范畴之列，而这一书写形式是需要以“纯粹”的“语言”来突显和加以强调的。《他们》正是带着此一诗学路向曲折发展二十年，不仅在八十年代促进了“第三代”诗歌的重建和转变，而且在其行刊的十年间都为当代诗歌树立了蓝本和精神航标。一九九八年，小海和杨黎编选的《他们十年诗歌选(一九八六-一九九六)》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首印一千册，半年后(一九九九年二月)再版四千册，为《他们》十余年的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人，为当代诗歌创作做出独特的贡献：关注“个体”，注重语言，强调日常的叙述立场为八十年代诗歌确立了“众生皆可为诗”、“诗即是生命体验”的“平民化视角”，使诗歌真正从大众的思想观念上进一步摆脱严肃政治、崇高历史、陈旧文化的束缚，呈现“现代性”思索的先锋精神；其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关注，展示了人物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的真实境遇，让被时代略去的现实得以呈现；其不断实验的语言和语感为汉语诗歌带来更为纯粹的诗歌写作方法；其“断裂”行为的发生给转型时期茫然的文坛振聋发聩的一击，为继续维护诗人的自律原则做出了努力。作为从来都未真正间断过对诗歌“现代性”进行重建和复兴的《他们》来说，历史的意义和任务远不止于时间的某一端，他们必将在下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次卷土重来。

新世纪以来，当互联网日益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后，新世纪文学在网络空间里呈现出蔚然可观的盛景，很多民间刊物都顺应时代发展，而转型成了依附于网络的网刊。在新世纪初期，诗歌的生存版图就呈现了八十至九十年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成果，即以主流刊物、诗歌民刊和网络诗歌三分天下，各阵营诗人各得其所，其中后两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集中的优秀诗人与诗歌活力越来越明显。文学评论家张清华曾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天，原来‘主宰’诗坛的‘官办’诗歌刊物实际上已经拖出了真正的‘主流诗坛’，而代之以一个曾经被挤兑在主流诗坛之外的‘民间诗坛’——形象一点说，‘江湖’真的终于战胜了‘庙堂’。”*张清华：《内心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第7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一九九九年的“盘峰论争”即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呈现。据统计，二○○○年后网络创刊、复刊的已经达到了一百余种。进入二○○一年，诗歌界风景直转，新老诗人们纷纷上网，网络诗歌时机逐渐成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诗歌网站。二○○二年，《他们》再次复刊回归，这一次，就是以网络刊物的一员进行发行，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如果说民间刊物和官方刊物是对峙的关系，那么网络诗歌与诗歌民刊就是两相互补的对照物，存在着文化传播领域的“互文性”，并驾齐驱成为当下诗歌重要的写作与交流、传播方式。《他们》创刊近二十年后，以民间“地下传播”转变为信息化的“空气式传播”，从二○○二年八月进入网刊后，《他们》仿佛回到了创刊之初的活跃和激进，又重新建立了“沙龙”和“空的容器”。与新世纪诗歌的其他诗歌群体相比较，《他们》诗刊似乎并没有特别突显的特色，诗人们依然以民间的姿态写作，继续沿袭创办先行者的先锋精神和重建诗歌现代性的强烈意识。然而，二○○三年之后，《他们》在网络上再次消失，《他们》的诗歌“现代性”又宣告终止，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这与九十年代初纸质本《他们》停刊有何不同呢？这似乎要从新世纪“网络诗歌”审视中去寻找答案。

“网络诗歌”的兴起起初并没有受到诗界的普遍关注，但是这一新兴的传播渠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叙述方式、受众人群、思想质地、艺术面貌等，并且拓宽、改变了诗歌的存在、传播方式，在诗歌纸质“发表”上出于各种原因实行的垄断，在网络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打破。网络的“民主”和“高速度”催生和繁殖了无数的诗和诗人，“某种艺术斟酌的传统会湮没其中而失去其可能的价值，或者在迅速传播与复制中，转化为另一种快速消费的时尚”。*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在速度、数量、无数嘈杂的声音成为“诗歌现实”的时代，当一个“合格”的诗人已经显得格外困难。纵观目前的网络诗歌作品，“他们以更加亲和日常生活的姿态、以更底线的道德理念、更平易甚至更粗鄙的美学观、更口语化和随意性的语言方式进行写作；他们为了适应网络新媒体的传播特性，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生产与传播消费的效应……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彻底地表明了他们要终结统治了人们几千年的写作理念的决心，而把写作变成一种无目的和无责任的纯粹的精神游戏与娱乐。”*张清华：《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与《他们》相比，“网络诗歌”的破坏和重建从某些角度看似乎正与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对“朦胧诗派”进行的终结和反叛一样，是对新的诗歌秩序的追寻、新的诗歌“现代性”的大胆尝试，其内在特质甚至存在某种相似的延续和演化。然而，“他们”作家为反对精英视角、启蒙立场而进行的“平凡化”表象书写，并没有仅仅停留于事物现象而终止对本质、意义的挖掘；为反判“官方主义”式的写作而从社会与集体的叙述立场退回到“个人”和“纯诗”层面，但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个人主义，在个人生存经验的体味背后是对更普遍意义的“存在”的指向；为反抗传统的伦理教义、道德束缚、主流秩序和时尚潮流而进行的“激进”写作极力张扬个人欲望，“性”、“身体”成为频频入词的对象，但这仅仅作为代表符号以进行矫枉过正的反抗，作家自身并未丧失个人精神的底线，作品也并未沦为物质化、欲望化、哗众取宠的庸俗产物。而上述三个方面的反面，正是“网络诗歌”时常会暴露的劣迹和缺点。

“如果说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那么新世纪以来它的发展则具有了更多的后现代性，这在当今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是重要的载体。”*王士强：《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在“后现代”语境中，想要寻求诗歌的“主流式”大发展，就必然冒着被大文化转向同化、混合和销蚀的危险，诗歌“现代性”的建立似乎已经无比复杂而困难，它既难以从“后现代”和“现代性”的共时性中剥离出来，又难以从“网络诗歌”的浩如烟海中树立准则。正如二○○六年风极一时的“梨花体”，它并非是诗人赵丽华诗歌的全部，但是却被“后现代”语境下网民的文化心态抓捕、放大、戏仿和解构。我们可以看到，“梨花体”的精神内涵薄如蝉翼，不堪一击，是单一浅显、狭隘逼仄、乏善可陈的“私人写作”而非“个人写作”，于坚所言的“语言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这里完全被故意曲解和漏空，成为带着“拯救语言”的面具而有恃无恐兜售个人不成形的思想碎片的不负责任的肆意写作。然而，如果说八十年代“第三代”诗人“用文化反文化”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书写态度，因而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有着无限的开拓空间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真正需要“文化”来进行社会全方位建构的时代里，抛却“文化”或者是“反文化”都是一种危险的举动。《他们》在“网络”的洪水猛兽中重新树立旗帜的确是勇气可嘉，然而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被“后现代”的时代洪流冲垮底线。根据数据调查，二○○二年二月网刊第一号，二○○二年十一月第二号，二○○三年一月第三号，二○○三年五月第四号，二○○三年六月第五号，“他们”诗人群人员一次比一次多，作者名字也越来越随意，体现出“大众化”的特征，作品也越来越显得繁杂而良莠不齐。当然，我们依然能看到韩东、于小韦、朱文、翟永明、杨黎、刘立杆、小海等一连串“他们”老一辈人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整体诗歌美学观念在“新生代”的解构中已然瓦解，代替的还是新世纪以来大众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审美，将世俗生活、生命体验、哲学感悟、语感实验等简单化一为汉字游戏的普世狂欢，“回到诗歌本身”已经无从寻觅。如果“他们”在八十年代以文化内涵“反文化”继而推进诗歌“现代性”重建的话，那么在新世纪的网络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以游戏文化的姿态演变诗歌“现代性”的徒劳无功，诗歌“现代性”已然进入时代的弥散期而渐渐被其他文体所代替，《他们》在网络中进行的“狂欢自救”反而扭曲了诗歌“现代性”的本来面目。“他们”诗人并不能像在八十年代之初那样再次终结陈旧的诗歌观念，只能在新世纪的文化美学观念中结束对诗歌“现代性”的严肃思考。作为忠诚于“诗歌本身”的诗艺建构者，《他们》只能从这纷繁复杂的新世纪“网络诗歌”雨林里重新回到个体书写的自我守护之中，才能继续重建未完成的诗艺追索。

结　语

诗歌现代性追求始终是中国新诗的目标，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诗人对此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努力。“他们”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守着诗歌“现代性”的诉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纸质版抑或网络版《他们》的停刊，使得这种诗歌“现代性”主张并没有真正地在诗歌界生根发芽，《他们》所确立的诗歌美学观念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诗歌观念也成为了一种未完成的诗歌现代性。但是将其放置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他们》的意义不可低估，但是正如于坚在二○○二年时如此总结道：“《他们》虽然已经停刊十六年了，但‘他们’依然存在还将继续。”*韩东：《〈他们〉和“他们”》，《天南杂志》2011年第3期。也正如张清华在《必然的终点和或然的起点——关于〈他们〉的过时言谈》一文中所言，“就变革了将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歌而言，显示‘正途’的迹象可以说还尚未出现，汉语诗歌的语言路向仍处在犹豫与迷惘之中，这是需要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未来的汉语诗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我们曾有过壮丽和丰盈的汉语，曾有过不朽的诗歌。但现在我们还将在长久的迷途中，持续地走着羊肠之路。所以，和别的流派与写作群落一样，‘他们’所引领的路向，也仅仅具有或然的意义而已。”*张清华：《必然的终点和或然的起点——关于〈他们〉的过时言谈》，《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AZW002，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WSK100)

(责任编辑李桂玲)

胡友峰，文学博士(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余海艳，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