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琴



极端的命运之书
——论东西的《篡改的命》

张晓琴

东西的小说与桂地的南国植物很相似，茂密地、葳蕤地、兀自地生长着，各有不同。北方的人初见时总忍不住想知道它们的名字，也想知道它们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东西写小说每每以悬疑开篇，再如剥笋般层层向内，最终将真相一一呈现出来。这样的叙述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分析和倾诉，让小说成了一株株葳蕤奇异之树。很大程度上，它源于作家的童年经验。东西在少年时代体验过特殊的倾诉与聆听，在中国南方一个没有秘密的小山村，他过早体验到为人的艰难和人情的险恶。母亲只能对年幼的他倾诉，他只能努力聆听。他说：“这种倾诉与聆听的关系，深刻影响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以为小说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东西：《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谁看透了我们》，第1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东西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倾诉性，给他带来一时盛名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一次奇特的倾诉，小说中盲人、聋子和哑巴之间的沟通是东西对世界的某种隐喻，更是对写作与阅读关系的隐喻。长篇小说《后悔录》中的曾广贤更是一个执拗的永不停歇的倾诉者，他要倾诉自己痛彻心扉的后悔，没有人愿意听，他就花钱请按摩女来听，当然，这不是真正的聆听，可是他一直在倾诉，这种倾诉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比倾诉的内容更重要。东西的作品形式复杂，主题却很一致：存在的荒诞、人性的善恶角力，以及命运之神的残忍和人的无力。长篇新作《篡改的命》将笔力挺向社会转型时期的底层人物命运，触及由乡村至城市的文化空间，悲怆而痛彻，荒诞又真实，堪称一部极端的命运之书。

命运：在篡改与被篡改之间

《篡改的命》中，出身穷困的农民之家的青年汪长尺竭尽全力想要篡改自己的命运，却又总被别人轻而易举地篡改了命运。他所有的努力在命运面前都化为了乌有，最后主动选择了死亡，他的命运悲剧显然是极端性的，彻底的。他让我们抵达了主人公内心最隐秘的地带，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灵魂中全部的坚忍与脆弱、欲求和疼痛。

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出场自然是要郑重而特别的。《篡改的命》开篇三百余字的引子就抓住了人心，“汪长尺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这辈子他从来没迟到过，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迟到’的名声。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理了头发，刮了胡须”，准备跳河自杀。他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想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举着望远镜，正在监督我对我的执行……”这样的叙述立刻带给读者两个疑问：汪长尺为什么要准时自杀？监督汪长尺自杀的人是谁？然而东西并不急着告诉读者答案，他一如既往地让小说缓缓前行，原来汪长尺是一个来自“谷里”的乡村青年，原本试图通过高考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但却因为填报志愿的原因没有被录取。汪长尺复读，一无课桌，二无食物，为了果腹和生存不得不弃学打工，由此经历了常人不能想象的生活。其间，由于讨薪而得罪了富豪林家柏，他的命运从此和这个人发生了莫名的复杂的关联。

东西的小说喜欢隐喻，汪长尺结婚后带着妻子到省城打工受伤，只得到少得可怜的精神赔偿。他受伤时身体别处都不要紧，就是生殖器受了伤，丧失了性功能。这绝对是一个别有深意的隐喻，它意味着汪长尺从谷里到省城以后被“去势”的命运，意味着农民进城后在文化血缘与身份上的中断与丧失。汪长尺将注定成为一个无根的漂泊者。与此同时，为了生存，汪长尺默许妻子每天晚上出去做妓女，但仍然不能解决生存的根本问题。一个乡村青年带着巨大的渴望进入城市，但却变得一无所有，还失去了自尊、身体和更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再回到小说开头，就发现一开始汪长尺还是个有幽默感的青年，他填报志愿时并非真的非北大清华不上，而是“想幽他们一默”，“他们”是谁呢？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命运之神？无论“他们”是谁，汪长尺的幽默都没有成功，反而被“他们”幽了一默。

汪长尺在省城生活得艰辛痛苦，处处表现出过分的敏感和自尊。医生一句无心的话，他一听就火。他在心中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他要篡改儿子的命运，为了儿子能享受更好的教育，拥有不再穷困的未来，他把儿子送给了自己的仇人林家柏，从此一边打工，一边偷偷守望。最后，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健全幸福的家庭，一个永远不再颠覆动摇的身份，汪长尺与林家柏谈判并达成协议，条件是汪长尺跳河自尽。这样就有了小说开篇汪长尺如约赴死的情节。

将亲生儿子送给自己的仇人，这是《篡改的命》中最残酷的一笔。这一情节在现实中似乎不近人情，在小说中却似乎顺理成章。汪长尺认为儿子大志万一不成才，就得过自己这样的生活。他与妻子小文商量将大志送人时说：“其实，我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把他送给有钱人，即使成不了才，也能荣华富贵。”妻子小文抱起大志，紧紧地抱住，生怕被人一把夺去。汪长尺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妻子怀孕时为了劝妻子不打胎，他曾经冒死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去。但是，他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彻底失败并且认输。他想了足足半年，才有勇气说出来将儿子送人的打算。他自己说：能说出这句话的，一定不是人，而是畜牲。可是，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的差别之大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自己出生在农村的悲惨命运。他越说越激动：“牛就是牛，马就是马，即使把它们牵到北京上海，也不可能变成凤凰。”“现在残酷，那是残酷我们自己，将来残酷，那是残酷大志。”听着妻子和儿子的哭声，汪长尺的鼻子一阵阵酸。尽管他也很悲痛，但他仍然咬着牙，将儿子送给了林家柏。他无法篡改自己的命运，却最终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篡改了儿子的命运。

在汪长尺的命运轨迹中，父亲汪槐是一个重要角色，改变命运的想法是从汪槐开始的。相比之下，他的性格更为顽强，从不服输，从不在人前低头。汪长尺不敢找县教育局的人，他敢。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他在所不惜。小说中父子有关命运的对话不少，为了儿子能上大学，家里的谷子黄了他也不管，他说：“谷子算什么？命运才是第一。”所以，当他对汪长尺说“别再喊了，认命吧”的时候，汪长尺觉得这话不像是汪槐说出来的。值得思考的一个细节是，汪长尺命运的真正改变是到了下一世，而且这个改变还是靠了父亲汪槐——汪槐由城市的拾荒者变成了乡村的魔公，也就是巫师。他超度汪长尺的灵魂，让他转世到了城里，成了林家柏的亲儿子。《篡改的命》中的林家柏仿佛是个罪魁祸首，汪长尺的命运似乎时时处处与他相连，而这个人却始终按自己的心愿活着，竟然成了汪长尺另一世的亲生父亲。

东西喜欢深掘人的内心秘密，他不止一次引福克纳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写作立场：“必须发自肺腑，方能真正唤起共鸣。”*东西：《创作三问》，《谁看透了我们》，第21-2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每一个人都有极其隐秘的心理，它藏在心灵的最深处，我把它称为‘秘密地带’。”*东西：《谁看透了我们》，《谁看透了我们》，第3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东西以此为题写过一个小说，他想说的是我们的邪念我们的脆弱全部躲在“秘密地带”里，一般不会被人察觉。而《篡改的命》就是一部发现我们心灵深处秘密地带的作品，它充满了命运性因素，命运之神的手翻覆之间，个体的人是那么无力。东西说：“我们的写作其实就是跟踪人物，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灵。”*东西：《要人物，亲爱的》，《谁看透了我们》，第2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用心的阅读又何尝不是。阅读《篡改的命》就是跟踪汪长尺，他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包括无意识。从这点上说，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将人物看作是正与邪、善与恶的分界，而是会看到本能与人性更幽暗和复杂的景象。正如老弗洛伊德从莎士比亚和安徒生的作品中看到的一样。

但毕竟，道义永远是站在弱者和贫穷一边的，作为弱者的汪长尺有足够的理由抗争和试图改变，小说因此带给我们的道德力量仍然是最主要的，只是，东西有能力让这种道义力量不变得简单化，而使之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说到底，弱者所能够改变的总是很有限，他只能用毁灭自己的方式，来终结自己这穷困的命罢了，所以才显得更加惨烈。

还有一点也要牢记：他到死都不知道其实自己当年考上了大学，却被别人冒名顶替去上了。所以，“篡改”是互相的，汪长尺的篡改努力是在后的，且是出于不得已。

其实，当代文学中不乏这种极端性命运的书写，尤其是在先锋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活着》中的福贵老汉。许三观为了生存一次次地卖血，但他和他的亲人们都活了下来，拥有普通人生活的幸福，哪怕这幸福是与悲伤和荒诞相伴随的。福贵老汉所有的亲人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活着讲述自己的一生。现在，汪长尺出现了，他妻离子散，活着没有任何希望，实现改变命运的心愿也是到了重新投胎之后。他的命运是极端的，在篡改与被篡改之间，这个时代最痛的伤口被撕开。在这一点上，《篡改的命》同样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血与泪的、直面现实和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书写。

文化空间：从乡村到城市

当前的中国文学中，拥有极为丰富的乡村和城市书写，也能在各种文学故事中看到二者的复杂多样。乡村和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细究起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我们似乎很容易将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分开，但事实上还有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一些中间形式和过渡地带，譬如当代文学史上路遥笔下的县城，苏童笔下的城北地带等，都不能算作标准的乡村或者城市。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我们的真实生活经历不仅仅是对乡村和城市的最独特形式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对二者之间的许多中间形式以及对新的社会、自然组织的经历。”*〔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393页，韩子满等译，南京，商务印书馆，2013。在这一点上，东西的小说充分体现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转型时代的复杂性。东西本人出生在一个叫谷里的乡村，在县城上过中学，后来又到省城，这样的经历对他的创作形成很大影响。他的小说也是忽而城，忽而乡，更有二者之间的交叉地带，比如县城。《篡改的命》从乡村谷里出发，步步为营，先到县城，再到省城。

回望现代以来的作家，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文学坐标：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苏北、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以及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等。现在，东西将故乡谷里确立为自己的文学坐标，以它为中心，一步步开拓自己的文学疆域，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演绎出人性的善恶，命运的残酷，还有文化转型时代乡土文明的式微与隐痛。东西对其故乡谷里可谓有一种别样的乡愁。母亲离世后，他曾经以为谷里与他的联系仅是两堆矮坟，一堆是父亲，一堆是母亲。东西儿时的谷里周围是森林和草地，夜里常常听到野生动物的声音，夏日野花，秋日果实，冬日仍然有金黄的青冈林。因为升学和工作的原因，他逐渐远离了谷里，当母亲彻底离开他后，“故乡就猛地直逼过来，显得那么强大那么安慰”。或许失去才会意味着更加重要，东西在亲情之伤日益发酵的时候会想起谷里，在困难时刻“家山北望”，因为故乡替代了母亲。*东西：《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谁看透了我们》，第82-8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然而，东西文学世界中的谷里却是一个被抛弃的乡村，一个承担了文明隐痛的地方。

东西小说中的乡村没有一丝田园与诗意，有的是鲁迅与乡土小说流派的冷峻，甚至残酷。《篡改的命》中的乡村是破败的，让人无法留恋的。东西有关城乡区别的第一个表述极为隐约却非常明晰，他让汪槐的一句话说明了所有问题。汪槐和汪长尺到县城开了个标间，汪槐用双手压了压床铺，说这么软这么白，今晚就早点睡吧。这句话道出了城乡的不同，汪槐的家破败肮脏。后来，汪长尺从省城回到谷里，发现“山形还是熟悉的山形，但村庄却好像比从前更破败更冷清。特别是自己家，竟然还是原来模样，歪斜着，仿佛一阵风就能掀翻”，“两根剥皮的杉木从地面直冲屋顶，撑住歪斜的大梁”。如此破败冷清的乡村已经不再是适宜人生活的地方，于是，乡村的人从心底发出到城里去的喊声。

县城在《篡改的命》中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汪长尺生长在谷里，但他读书高考是在县城，命运被别人篡改是在县城，他父亲为了他的前程跳楼弄假成真是在县城。后来，汪长尺从省城回来寻父也是在县城，他人生中第一次与林家柏发生关联也是在县城。县城是城乡文明的边界区、交融区，既有城市文明的介入，又有乡村生活的因子，是一个特殊文化空间。小说中代表了城市力量的林家柏在县城已经一手遮天，而代表了无助的乡村力量的汪长尺在这里蒙受冤屈。在某种程度上，林家柏与汪长尺的矛盾就是文化转型时期的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矛盾，而汪长尺的节节败退就是乡土文明的节节败退，乡村人篡改命运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摆脱乡村，成为城里人。这其实就是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隐喻，谷里的破落就是乡土文明的式微，它的被弃就是乡土文明的被弃。东西的小说向来喜欢隐喻，而这个隐喻中蕴含了太多的无奈与隐痛。

客观看来，《篡改的命》中对省城的文化空间并没有深入展开，但是，省城是都市文明的象征，也是汪家三代的奋斗目标。《篡改的命》第一章就写汪槐和汪长尺不顾一切要离开谷里，一心想到城里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汪槐成了残疾人，汪长尺也遭遇了被去势的命运，但是他们仍然一心想离开谷里进城。但是他们在省城的生活非常窘迫。汪长尺的儿子大志在小说中不可忽视，他是汪家唯一的后代，他的身上凝结了汪家人进城的梦想。尚在婴儿时期，爷爷奶奶一带他回谷里他就一直哭泣，再饿也不吃谷里人的奶，还生莫名其妙的病，而一回到省城，病又莫名其妙地好了。在谷里的人看来，大志就是农村过敏体质，不能待在谷里。汪槐原以为儿媳出卖肉体的职业肮脏，却发现对于孙子大志来说，最肮脏的是家乡谷里的一群跳蚤。大志成为林家柏的儿子林方生后却极为聪明懂事，从来不给养母方知之添乱。数年后，林方生警察大学毕业进入刑侦支队工作，无意间发现生父的冤屈和自己身世的秘密，他无比恐惧，他不愿意替生父伸冤，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真相，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原产地”谷里。而汪长尺的灵魂也转世到了省城，从此，谷里与汪家后代无关，他们未来的故事都将在省城上演。

说到未来，在东西的乡村与城市之间，未来是面目模糊的。就小说本身而言，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人物是有结局的，人死后是有归宿的，比如天堂或地狱。然而，城市的生活经验与文明却将文学带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它所催生的有关未来的经验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悲观的。虽然现代文学以来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学的模式有所继承，但有关未来的一切几乎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篡改的命》结尾处，汪长尺的灵魂要转世，身为魔公的汪槐大声问：“长尺要投胎，往哪里？”从两个孩子青云、直上开始，到越来越多的人，再到全体村民，不停地大声齐喊：“往城里。”汪长尺的灵魂终于飞向省城，投胎为一个城里人。林方生，也就是大志，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极为害怕回到谷里。事实上，类似的结尾在《耳光响亮》里已经有了：金大印成了有钱人，他开着豪华轿车迎娶牛红梅时一再叮嘱众人，离开时千万不要回头，如果一回头，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里。所以，大家离开的时候都是往前看，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许其实就是对过去的绝对否定，对城市的无比向往就是与乡村的决绝断裂。作为故园的乡村被弃，而城市却不能成为新的归属，未来在哪里？东西的小说没有结局，没有答案。所以，当我们向文学史深处回望时就会发现，《篡改的命》的结尾其实是《红楼梦》的开端，汪长尺的灵魂转世权贵之家，另一世的生活才开始，一切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大抵也是悲剧。

存在：荒诞才是真相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我理解并且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6页，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发现是东西一直以来的追求，他说：“我以小说比生活提前为乐趣。”*东西：《寻找小说的兴奋点》，《谁看透了我们》，第7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东西通过写作发现，荒诞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之一，是存在的方式。这是他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写一聋一瞎一哑一家人的命运，竟然与川端康成的命运不谋而合。这种写作是对于世界的一种有意义的发现，它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偶合式的印证，虚构的荒诞就是现实的生活，甚至生活本身的荒诞远远超出了小说的虚构。不管想象力多么丰富，却无法超越生活的悲痛，悲剧出乎我们的想象，它挑战我们，似乎永无穷期。

东西时时不忘强调现代人存在的荒诞与脆弱，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也许，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的我们，写作时根本不需要什么表现荒诞生存的方法，照搬生活就够了，甚至生活远比小说更加荒诞。”*周新民：《东西：永远的先锋——六○后作家访谈录之十六》，《芳草》2015年第4期。东西在倾诉存在的荒诞方面确实不遗余力，存在如此荒诞，谁能证明自我？《不要问我》中的卫国在火车上丢掉了身份证，他想在另一座城市取得别人的信任，想找工作、想结婚，但是这一切根本不可能，重要的是他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谁，到最后连他也开始担心，自己忘记自己是谁。这样无证件无安全感的生活似乎非常荒诞，但与现实中的“孙志刚事件”相比，竟然尚显温和。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警察带走，先后被带到派出所、收容遣送中转站和收容人员救治站，三天间遭受野蛮殴打而死。东西表示，虚构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偶合仿佛是一种命运，它使写作者无地自容。而事实上，东西的小说也会让阅读者无地自容，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年乡村世界的苦难与付出同样是健忘的。卫国的“自我丢失”是人的异化，也是文明的异化，这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可谓是异曲同工。

东西坦言自己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在自报家门式的创作谈《我的致命弱点》中，他说自己太过于喜欢外国文学，并列出一长串他喜欢的外国作家的名字：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略萨、加缪……*东西：《我的致命弱点》，《南方文坛》1997年第1期。他的笔名也是由此而来，他在东方看西方，所以有东有西，当然，有人认为他的笔名是一种自嘲，或许也有此意味，但西方作家确实是他精神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西方作家对存在与荒诞的发掘也是东西小说的特征之一。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荒诞有着精辟的论述，现代人面对世界时，产生一种无目的、无意义之感，在他看来，西西弗就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第157页，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篡改的命》中，汪长尺就是一个荒谬的英雄。为了进入城市，他不惜一切代价，却永远生活在城市之外。他有极强的自尊，却在生活中活得没有一点儿尊严。他生前强烈渴望离开家乡谷里，死后却迟迟不愿离开。他的奋斗，他的抗争就像西西弗每天推石头上山，明知石头还会滚落，但每天都要继续推。命运之神不止一次与汪长尺开玩笑，最后将他带向死亡。事实上，总有人妄图篡改命运而不能，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却被命运之神扼住了咽喉。

东西的文学世界里，荒诞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文学的真相却可以与现实重合。人的“自我丢失”，身体与心灵的剥离，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东西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的荒诞撕开给人看，《篡改的命》中处处是黑色幽默。小说共七章，七章的名字除了“篡改”之外，有一些是流行的网络语言，一些是当下社会上的流行用语，比如“死磕”、“弱爆”、“屌丝”、“抓狂”等，东西用这些词语实现了荒诞的揭示与反讽的效果。东西也会用巧妙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中想到现实，最经典的一个情节是汪长尺不服气林家柏欠债不还，问黄葵林家柏凭什么这样。黄葵说：“因为他爸是林刚。”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我爸是李刚”，想笑，但又觉得沉重，笑不出来。汪长尺的悲怆命运压在我们心上，我们如何发笑？

东西在《篡改的命》中将剧作因素引进了小说，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场景感和戏剧性，一方面更加深切地实现了呈现世界真相的初衷。汪槐为自己行乞找借口，对儿子说“要怪就怪你爷爷，怪他当年为什么不跟着闹革命？”这是一种恨自己不能拼爹的心情，而小说第六章的名字就叫“拼爹”。不能拼爹只能拼自己，汪长尺终于将自己卖了个好价钱。东西这样写道：“他的手里举着一本打开的存折。镜头慢慢往前推，存折越来越大，大到屁股那么大时，画面定住。汪长尺数了一下，大志的存款有八位数，‘一’的后面有七个‘○’。”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完全是拍摄镜头的推移。金钱与情感的复杂交织，通过逐渐放大的数字表现出来。汪长尺一生没有这样兴奋和激动过，他当时想的是：“我这条命也许是我们村，不，我们乡，不，我们县卖得最贵的，你们的儿子有出息了。”这种兴奋和激动与阿Q临刑前对自己圈没画圆的遗憾是那样相似。

东西延续了鲁迅与乡土小说流派对乡土社会的揭示方式，汪槐借了村里人的钱一时之间没有能力偿还，债主们纷纷上门抢搬家具，连汪槐的棺材都抢了去。汪长尺寄钱的消息在谷里传开，人们纷纷上门道贺，却又不走，等着喝茶、吃饭，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乡土小说作家鲁彦《黄金》里就有这样的情景。汪槐残疾后生存艰难，无奈之下做起了巫师，这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拜师光胜，但因为他的文化水平比光胜高，做魔公的水平也比光胜强。每每被人用滑竿抬着迎送，他就觉得自己是阴界的“驻阳大使”，就会想起一句古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东西用夸张变形的方法将存在的荒诞感推向极致，在极致中实现了对现实的深层揭示。东西说，《篡改的命》写到最后他哭了，一把辛酸泪淹过了荒唐言。

碰巧我在读《篡改的命》之前，刚刚读完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一个人消失在世上》，*〔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一个人消失在世上》，陈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两本书所写内容虽然相去甚远，对于命运与存在的揭示却非常相似。巴里科的作品用隐喻的方式讲述一个名叫贾斯珀·格温的作家试图“篡改命运”的事。贾斯珀已经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今后有五十二件事情再也不做了，最后一件事情是：写书。一个作家辉煌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然而，此后，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抄写员、用文字给人做画像，但最终他忍不住还是写起了书，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出版而已。一个人可以在世上假装消失，但是他无法篡改自己的使命——或者说命运，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摆脱不了写作的命运，东西也一样，写作是他无法篡改的命运。

(责任编辑李桂玲)

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