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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革命观

2016-11-24解玺璋

天涯 2016年5期

1929年1月19日,一代思想启蒙大师梁启超在北平逝世,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第二天,胡适约了任鸿隽、陈寅恪与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

文字收工,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梁启超的这个评价,是把他称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孕育者。他也许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这样评价梁启超,怕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他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帽子,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见解和主张,仍不为多数国人所理解,所接受。

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梁启超这个“改良派”,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二是如何看待改良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理念和方案。中国的社会实践,最终是后者压倒了前者,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革命的后果?

改良还是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梁启超是不是改良派?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这里也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学理层面,如何理解革命、改良这些概念;二是实际层面,梁启超的多变,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张不同,具体的表现也就不同。

关于学理层面。

1902年,在日本,梁启超作了《释革》一文,对“革命”一词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被曲解被误读的情形做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廓清了“革命”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使用“革命”一词时的必要限制。

他首先说明,革命“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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