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茜



复合资本视角下的非商业金融
——白水“社区发展基金”的运行模式

李 茜

注：感谢白水县扶贫办及调研村庄村民的热情支持！

本文借助资本视角对白水CDF的自组织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外来的金融模式如何落地的讨论,理解一种表征的理想与现实的文化秩序二者之间是如何结合的。白水CDF的成功,仰赖于乡村社会多种资本的复合存在与运用,其可持续生存与运行乃是一种“非商业金融”实践。但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之路,却充斥着一种“经济”的金融信贷气息,这让CDF陷入了被“经济化”和“正规化”的可能危境。

社区发展基金 CDF运行 复合资本 非商业金融

2006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合作，选取广西靖西县、四川嘉陵县、陕西白水县以及内蒙古翁牛特旗4省4县的60 个重点贫困村——作为来自国内喀斯特地貌地区、丘陵地区、黄土高原地区以及农牧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开展了由世界银行倡导和推行的农村“社区自主发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CDD)项目，内容涉及改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农民发展投入、提高农村基层民主水平和文明风气等方面。*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农村反贫困中的社区主导发展(CDD)模式案例》，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网，http://www.fcpmc.org/cxxd_dy.asp?id=63，2015年11月4日访问。同时，还开展了一项特殊的子项目——在以上贫困人口集中且条件成熟的社区，建立“社区发展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组织，简称“CDF”,专向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贫困农户提供生产性小额信贷服务，支持其生计改善并增强社区公共积累。〔1〕2006年7月，CDD项目正式落户陕西白水，CDF项目也相继落地生花。*截至目前，白水CDF协会针对农户生产需求提供小额贷款，村民通常会将贷款资金用于农资购置、果园管理及发展养殖事宜上。

白水CDF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世行项目期结束之后，相较于其它CDF的萎缩断流，白水CDF仍能在当地社区可持续运转，迄今已达近10年之久，发展成为了村民口中“永远不走的银行”。一个外来的金融模式究竟何以为源，能够在中国的贫困乡村落地生根？是什么让这些普通的农民如此执着，执掌着这些曾经有学者预言很快会消失的弱小共有金融组织的呢？在其非商业金融的运行方式背后，是否有着真正的平等主义的文化逻辑？

一、永远不走的银行：白水CDF协会

2015年9月初，笔者一行前往陕西白水县进行实地调查。限于篇幅，本文以其中两个自然村(Y村和Z村)为代表，采取人类学的田野纪实方式，结合村民口述记忆，力图还原CDF项目的“进村之路”，勾勒CDF协会实际运行的基本面貌。

(一) “家喻户晓”：白水CDF动员记忆

从白水县城往北大致45公里外，即是北塬乡Y村。Y村所属行政村共有3个村民小组(Y1、Y2、Y3村)，全村共有农户178户、780人。位于塬上的Y村(一社区)为村委所在地，据后来的访谈得知，全村共有86户，迄今已有70户加入了CDF协会，入会率高达81%。在这个热闹非凡的“乡村金融舞台”上，外来的 “村银行”模式当初是如何获取到“入场券”的呢？村民代表们异口同声地提到了“协助员”这样一件新生事物。

据访谈得知，白水CDF项目最初“进驻”Y村并非易事。白水县项目办在前期的培训与动员上颇费了一番心血：自2006年项目启动伊始，项目办便公开招聘社区协助员，招聘对象面向熟悉农村工作，且富有奉献精神的基层工作者(重在当地人)。通过项目办统一举办的笔试、面试、入村实习及再面试者，方能够成为社区协助员，随后签订为期两年的工作合同。这期间，项目办与合作伙伴“国际计划”白水工作组还在世行的支持与委托下，下四川，走云南，学习类似项目的理念与经验，最后才谨慎完善并制定了白水CDF项目的实施方案。方案制定完毕后，项目办及合作NGO便迅速对项目协助员和实施组*CDD项目中民选出来的项目实施组织。各社区CDF协会成立之后，“实施组”便转为“行政村项目管理委员会”。有意愿参与CDF项目的社区需向其提交申请书，经其向县项目办提交申请。进行了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社区动员、项目内容、项目实施步骤、项目操作要求及财务管理技能等。待县级培训完毕后，社区协助员才开始进村进行充分的信息扩散和社区动员，最后对每个表示愿意实施该项目的农户，循序渐进地进行催化及培训。

来自Y2村的宋姓村民(现为二社区CDF协会会计)回忆道：

“当年县上的人每月都会来，一个月一住就是20多天，挨家挨户地做动员、搞宣传，差不多‘无数次’了。半年时间都过去了，还没见着项目落地。最后，他们真的是让CDF做到了家喻户晓，才正式启动的。这种动员别的任何项目都没有哩。咱成立协会的时候，协助员也是细心、细致地动员，让老百姓都对这个CDF做到了心知肚明。”

一同参加座谈的县项目办韩主任也清楚记得，项目准备阶段时，还有外来的“专家”戏谑并预言白水CDF项目不足3年肯定“熄火”；在村民看来，他们起初对协助员宣传的“资金交给村民自己管理”的项目普遍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然而，长期扎根农村、走村串户的协助员最终和村民“打成了一片”，叩响了村民原本紧锁的心门，2007年12月，Y村CDF协会正式成立，村民们也纷纷自愿加入了协会。

在协助员的协助下，Y村完成了组织建设：召开村民大会，由社区民众民主商议产生各自的CDF协会及其运行章程(县项目办和NGO提供技术支持)，民主选举产生了协会管理人员(包括会长、会计及出纳3人；至少1名为女性，每届任期3年)。从该村保存的公示资料来看，CDF以协会名义、会长的身份开设了专用账户，实行会长掌握存折，会计、出纳分开掌握3位数密码的办法，共同来管理公共账户。以上社区准备阶段完毕后，项目办进村实行评估，确保协助员在社区的满意度达80%以上，社区农户对项目信息知晓率达80%以上，协会管理人员对项目信息知晓率达100%，即确保社区同时满足信息共有性、村民自愿性，管理小组具备一定管理能力的要求之后，Y村CDF协会才正式步入了实施运行阶段。

(二)“大家自己的银行”：白水CDF运行面貌

白水CDF项目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经省县项目办，直接注入村落CDF协会，成为村落的共有财产。项目设计直接规避了上级行政村可能因“吃公”而导致的“公地悲剧”，项目发展资金以单向流动的形式，直接打入至项目自然村的管理小组账号，最终资金全部归项目自然村CDF协会自组织管理与运作，充分彰显了CDF项目赋权、社区参与的发展理念与目标。那么，白水CDF协会内部的管理与运作情况究竟如何？

图1 白水CDF协会小额贷款业务流程

1.“村民注入资金”。据当地村民介绍，白水CDF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世行、政府和外来组织的外部捐赠，除此之外，还包括一小部分的社区内部自筹，村民称之为“注入资金”或是“会费”。例如，Z村CDF协会的发展启动资金为：

捐赠款18000元+村民注入资金3100元=总资金21000元

两村村民表示，每户以100元作为“村民注入资金”*“村民注入资金”由村民大会协商决定，各社区情况不一，有100～300元不等，Y村与Z村均为100元。，即作为加入CDF协会的会费，成为会员*会员要求半数为女性；退会自愿(但需还清贷款本、息)，由协会退还注入资金全额。之后，便可享受贷款机会。由于入会“门槛”低，每户都是100元，除比例很少的非常住户及收入高的无贷款需求农户外，社区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会加入协会。“这钱是让我们大伙儿管理的，不交会费就没有诚意，关键也在于你愿不愿享受。”Y2村的女会计如此解释。这说明了但凡自愿注入资金的村民，在取得会员身份后便也获取了享受与管理资金的权利(权力)，倘若不收会费，当地人便称之为：“失去了对协会的一种‘拥有感’。”

2.“五户联保”。就白水CDF协会的贷款流程而言，“五户联保”制度最具创造性，是协会通过会员大会集体商讨、自行设计的一套风险防范策略。Y村一位村民告知我们：

“5户是大伙儿商量决定的，多了没必要，少了没意思。贷款的5户之间相互担保，选出1名组长。贷款户之间是自愿组成联保小组的，这一轮还款完毕后，下一轮又可以灵活地组成联保小组。”

项目办的韩主任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白水的CDF联保小组不同于政府组织的‘村民互助协会’的固定联保小组，前一种灵活的5人联保，不容易促成‘小集团’。贷款户形成互保的要害就在于，如果你一人不还，那么整个贷款小组都会受影响。”

由此可见，这种联保形式首先十分快捷方便，且区别于其他联保设计，〔2〕让5户家庭构成了一个需求共同体。也基于这种需求相关性，成员彼此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访谈中还得知，原先无缘贷款的弱势群体(特困户、伤残家庭等)如今在CDF协会都能贷上款，他们发展自身收益的机会与能力得到增强外，重要的还在于这些群体从心理上收获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3.“家庭成员连带责任”。白水CDF协会要求贷款户在签订借贷合同时，需夫妻双方签字，*如一方丧偶，则由与其构成直系亲属关系(如“父/子”)的一方签字。从而实行一种家庭内部的还款保障策略。这种有意识的设计，在现实层面上还起到了增强家庭凝聚力的作用。Z村的妇女代表诙谐地说道：“以前我们都管不着钱，都不晓得男人们把钱用到哪儿了。现在可好了，大家都知道钱用在哪儿，心也齐了。”可以说，“家庭成员连带责任制”与各个家户之间的“五户联保制”相同步，“里应外合”地共同督促贷款户按时还款，有效规避了欠款风险。查阅几个协会的财务及档案资料后，我们发现白水项目村的还款率常达100%，实现了还款零拖欠。这在白水的十几个项目村是普遍的现象。

4.“余额递减式还款”。白水CDF的操作规范是，运行第1年单笔贷款金额为500-1000元，1年后可对信誉高的会员增加贷款额度，但不得超过3000元，贷款期限为6～12个月，贷款月利息为1%，年利息12%。特别之处在于独创了一套“余额递减式”的“差额还款”模式，即会员按季度分4次还款，每季度按贷款总额的10%、20%、30%、40%的比例还款付息。示例如下：

表1 余额递减还款模式

按照这种“余额递减”的还款模式，若贷款3000元，利息递减，以前的模式下年还息300元，本模式下则为200元，节省100元。这样贷款利率相对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利息更低(后者为“等额还款”模式)。访谈中Y村的村民表示：“老百姓会觉得信用社的贷款不合算也不值得，而且一般来说很多农民很难贷得到。”可以说，白水CDF自行设计的还款模式，满足了村民“贷多少、还多少”的公平信贷心理，减轻了贷款农户的还贷压力；另一方面，上述还款模式加快了贷款资金的周转率，进而加速了社区公共资源(资金)的积累。

5.“贷款利息分配”。“贷款所得利息分配”制度同时也维系着白水CDF协会自组织的“生命系统”，总体而言(访谈得知各社区具体情况各异)，白水CDF协会将所得利息的45%用于协会管理成本(35%的协会办公费用；10%的管理人员补助)，35%用于滚动壮大基金，20%用于风险抵御金(无风险时滚入基金，也有用于儿童助学或老年人的慰问金)。这样，利息分配本身就构成了资金的循环再生产，促使CDF协会贷款资金日渐壮大，让村民更多的贷款需求得到了满足。

6.“民主选举”。白水CDF协会的管理小组成员在协会运行之初，通过全体会员大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民主选举产生，之后小组成员还必须通过县项目办组织的专业培训，使其在务农之外还须掌握协会的账务管理技能。“过去咱们这儿干群矛盾比较明显，如今选出来的‘班子’可能还会有村委成员，但是性质不一样哩，他们都是大伙儿自个儿选出来的，选出来的都是那些办实事、有‘公心’的人。”Y村村民杨**的一番话，再次引发了在场村民们的集体共鸣，这些民选出来“有公心的班子”公正无私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全体会员的信赖。访谈中，两村的村民代表均普遍反映：“以前打架骂架，如今内部变团结，干群关系也好多了。”某种程度上而言，尊重群众自主选择意愿、遵循集体协商决策的项目运行规则，为白水CDF能够按照村民的意愿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7.“信息公示”。田野调查期间，发现白水CDF各项目社区都保存有较为完善的公示张贴资料，包括每季度的申请户名单、贷款金额、借贷状况、还款情况、新一轮贷款户名单以及协会相关工作通知等数据，还包括几沓财务帐本与档案。访谈得知，这也是将近10年来CDF协会坚守的一个“传统”。村民认为：“公布数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意义非常重要。”这些公开透明的告示张贴设计，事实上在CDF协会内部组织结构中缔造了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有意识地让管理小组接受会员的民主监督，表现有佳便有可能获得续任或加薪；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会员之间实行彼此监督，按时或提前还款者便可赢取高信誉。

据以上内容可知，白水CDF协会作为一类乡村非赢利性的微型金融组织，在实践层面开创了一套“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村银行”模式。访谈期间，村民还将这个“村银行”亲切地称之为“大家自己的银行”，在这个由村民“唱主角”的金融空间里，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异军突起。

(三)“娘子军协会”：白水CDF的特殊队伍

Z村所属行政村地处白宜公路1公里处，全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常住280户，共有1280人。2006年以前，该村还一直处于全县贫困村发展的倒数位置，几次难得的发展机会都与其失之交臂，是一个典型的“灯下黑”村庄。自2008年初，一社区成立CDF协会取得成效后，其余社区受其影响，在数月间也纷纷建立了组织。其中，Z村在2008年4月成立的CDF协会最具特色，这支队伍如今早已名扬省内外，被外界誉为“娘子军协会”，均为女性的会长、会计和出纳被称为木兰、桂英、樊梨花。

当一行人踏进该村CDF协会的办公室时，俨如走进了一个“CDF博物馆”，有关项目的照片、公示板、档案、资料以及所获奖杯、奖状等物品将面积仅20几平米的办公室点缀得满堂生辉。我们通过访谈，进一步认识了这个特殊的组织：Z村常住户有52户，共计218人，迄今，自愿加入协会的村民共有52户，占常住户的100%；其中有女性会员41人，*CDF项目规定有“1户1贷”的贷款规则，以此确保社区群众享受贷款时机会均等。该社区男劳力外出多，41户妇女都用自己的名字进行了申请登记。占协会总人数的80%；大会民选产生的协会管理小组3位成员也均为女性，*据访谈得知，Z村所属行政村4个CDF协会中：第2、第4社区的会长、会计和出纳均为女性，第1社区的会计和出纳为女性，第3社区的出纳也为女性。俨如一支“清一色”的妇女队伍。

协会在2008年成立时，启动资金仅为2.4万元，如今这些贷款资金已滚动达至9万余元。在场妇女代表们一致感言，CDF协会赋予了她们参事议事的机会。当这些妇女进入到社区公共利益分配的决策当中之后，便积极发挥出了创造性——依托协会组建起秧歌队，春节期间集体组织社区文艺活动；协会的三位“带头人”还自愿拿出10%的工作补助费致力于发展社区的公益事业，购置板凳、服装等生活用品。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背后，饱含着妇女们的美好愿景，她们表示希望将协会“自力更生”的发展现实延伸至协会与社区“自立共生”的发展愿景上来。基于这种创新治理理念，世行特此追加了36110元的赠款，县项目援助了23500元的借款，以此鼓励“娘子军协会”的创新与奉献精神。

会长姜**女士说：

“原来妇女都呆在家，只能干干农活。CDF 协会成立后，妇女们都忙起来了，能力也发挥出来了。像一社区的会计原来一直呆在家里头，后来选上会计了，做得很好。最后还成了CDF项目的村级培训老师呢！”

可以说，这种巨大的转变与白水CDF项目强调“协会管理层中必须要有女性”的设计理念有着直接关联，而Z村CDF协会也无疑将社区妇女被激发的“主人翁”意识及其能动性彰显得酣畅淋漓。镇上的妇女主任也说：

“妇女们再不像以前那样‘盘是非’了，大家都能团结组织起来一起做事儿，社区发展的同时大家的关系也变得和睦，协会和社区之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种团结和睦的社区氛围还体现在，每到春耕之际，各家各户往往都急需贷款，不同于以往的资源争夺，Z村民们在贷款时还出现了互相谦让的局面。作为访谈中唯一一位男性代表，赵大爷发自肺腑地感叹：“协会成立以后，民风又变得淳朴了。”

二、复合资本：白水CDF的自组织机制

白水CDF协会作为一种乡村微型金融组织类型，其自主并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语境，在本体论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外来金融理想与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并接成功的典型个案。特别是其共有产权、非商业化、非盈利、注重家庭信用、声望意识等特点，可将其视为一种超越了经济金融的“非商业金融”实践。换句话说，小额信贷项目及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通常会被视为纯粹的经济金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而白水CDF不仅在运行中始终具有“去商业”的倾向，就是一开始在项目设计上，也属于一类“以国际机构捐助为资金来源，以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形式为运行机构的小额信贷项目。”〔3〕

白水CDF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复合资本”生产与支持的“农民银行”，这些资本在传统乡村社区的复合性存在与运用，是世行经济援助项目能够在白水偏远贫困乡村成功落地的根本原因，亦是白水CDF协会自主发展并得以可持续运行的“生命之源”，并有助于理解其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商业金融”的深层逻辑。

(一)共有产权：经济资本生产与再生产

《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有明晰的资金权属规定：“世行捐赠循坏金以及运作期间所产生的利息的权属归协会所有。会员注入资金不计息、不分红，纳入社区发展基金并由协会统一使用，产生的利润归协会所有。” 协会章程也明确规定：“资金权属归协会所有，资金归协会统一使用”，这样协会任何成员根据自己所需，均有使用共有资金的权利。由于这种财产不分割占有权，成员对发展资金都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支配处分权，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财产(资金)共有制”。也就是说，以上经济资本归协会所有成员共同占有，构成了一种“共有产权”。

这种“共有产权”的观念在村民看来至关重要，他们对待发展资金也持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态度。两村村民代表普遍强调：“以前的项目都是别人给我们钱，CDF项目咱用的是大家自己的钱。”即CDF项目是归大家所有，项目资金也亦如此，为大家的共有资金。其中，“大家”区隔了社区之外的人，凝聚了协会(相当于社区)的共同体力量；“大家的钱”强调了会员(家户之间)共同占有且共同使用的经济资源；“自己的钱”彰显了“会员”制设计的合理性与“会员”身份的合法性，村民的观念中共有资金不仅只是外来捐赠款，更重要的是还囊括了“自己的钱”——村民注入资金。成为会员(代表家庭)后，村民便与协会构成了利益捆绑，其油然而生的协会“拥有感”，恰如其分地表征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产权观。

就客观性资本而言,经济资本指的是直接的经济资源。〔4〕白水CDF项目中直接充当经济资本的资源形态具有多元性。如下所示：

表2 白水CDF各类经济资本表征形态

首先，世行通过县项目办拨付的赠款(援助发展资金)与社区村民自筹的注入资金(自筹发展资金)共同构成了社区小额贷款本金形态的经济资本；其次，贷款期间不断滚入基金的差额还款金额与所得利息，及时生产出了用于壮大基金的经济资本(壮大资金)；最后，每轮贷款完毕所得总利息分配中，35%的壮大基金、20%的风险抵御金(无风险时滚入基金)作为再生产的经济资本(壮大资金)，进一步壮大了协会循环资金。就Y村所属行政村的3个社区CDF协会而言，2007年底启动资金为8万元，滚动至今资金近达20万元，村民们表示还将进一步扩容资金。

基于白水CDF“自筹资金”、“差额还款”以及“利息分配”设计，以上三者共同构成并生产出维持协会自力更生、封闭运行的经济资本。在个别社区的带动下，每轮贷款所得利息中还有占一定比例的管理资金，作为资本收益分配被用于发展社区的公益事业，也促使了协会与社区构成一种共和谐、同发展的共生关系。

共有产权的深层，实际上是共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所使然，或者说，是来自共有关系的社会资本。这类社会资本扎根于传统社会之中。

(二)家庭信用与熟人社会：社会资本转换与再生产

社会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累积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通过大家共同了解和认同的、多少有些制度化的某种持久性关系网络的实际和潜在资源之占有总和。”〔5〕扎根于乡村社会的金融组织，白水CDF协会的自组织设计与运行过程，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本运用，访谈中，项目办的负责人就将这种社会资本称之为“内生动力”。

“家庭信用”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资本。白水CDF“五户联保”制中的5户家庭首先构成了“连带责任关系”。访谈内容显示：白水CDF的“五户联保”制设计不同于世行其余CDF社区的“联保小组”制，后者可以任意选择联保户，有很大的组合空间；而前者形成联保关系的5户家庭必须同为贷款户，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体中若一方拖欠还款，则直接影响了其余4户家庭的贷款信誉与进度，参与项目设计的当地人称其为一种“内部还款压力”。在这种相关性的压力驱使之下，小组成员便会自觉、积极地履行还款义务。

找担保难一直是信用社小额贷款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6〕而CDF借用良好的家庭信用便使贷款户避免了不必要的奔波和“人情债”，促成在“家门口的银行”内就可获得贷款。

白水CDF独特的“五户联保制”设计抓住并吻合了乡村熟人社会的内在逻辑。白水“五户联保制”的设计理念在于“贷款共同受益、还款(风险)共同承担”，由谁来承担这种利益与风险“共性”？那就是彼此信任、值得帮助的熟人。访谈中追问到小组成员结构时，村民表示，他们通常都会选择自家亲戚、朋友或是邻居组成联保小组。这样，协会内部便建构了一个个熟人团体。熟人团体最直接的好处就在于降低了贷款风险，在村民看来，小组里很少有人会拖款欠款，大家不希望因为个人原因而影响到集体荣誉，*访谈得知，Z村曾有1户村民不按时还款，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要求其退会，最后此人退出。村民解释道：“他有钱还不按时还，入会动机就不纯。”那可是“没面子”的事情；倘若小组内部有谁遇到特殊状况未能及时还款，其余4户也肯定会解囊相助，这也是“应该做”的事。可以说，这种联保设计发扬并运用了熟人社会互信、互助的传统，维持了协会贷款流程的正常运行，直接转换并再生产出经济资本。

部分重叠的“联保关系圈”还构筑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白水CDF协会允许会员提前还款，但必须待到协会活动日当天进行。若A户提前还款完毕，其对本小组剩余的B、C、D、E贷款户继续承担“五户联保”的连带责任，直到该轮贷款期结束；而此时还款完毕的A户若再次贷款，则可以与另外的B′、C′、D′、E′户组建联保小组，继续享受协会贷款。还有一种情况，一轮贷款期结束后，联保小组同时解散，再次申请贷款时可以再次联组，也可以自由选择另外的交际圈成员。这两种情况突显了“五户联保”设计的灵活性，同时构成了部分重叠的联保关系圈，在村民之间建构起“一串串”的社会关系，增强了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完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前文中社区出现“彼此谦让”、“干群关系缓和”、“妇女团结和睦”的新气象也证实了这种既得“利益”。

(三)身份权力与公平公开：政治资本的运用和转换

“所有的权力形式，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源等，当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7〕按照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政治资本便体现为政治权力和资源。世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推行CDD和CDF项目，其愿景与目标在于实现贫困社区自主发展，增强贫困群体的自主发展能力，而底层群众历来都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源，普遍存在于各类社会场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水试点的成功前提就在于这种政治资源得以被恰如其分地运用。

白水CDF的“村民注入资金”设计要求村民缴纳“会费”，促使村民获得“会员”身份，会员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也是负债人)，被赋予了参与管理、使用资金的权力与权利。前文中村民表示“交会费就是表示诚意”的观念意识，也说明这种“身份权力”获得了集体认同。协会设计并规定会员大会作为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真正成为CDF“唱主角”之人；协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民主参与式设计，既是赋权，又能激发“主角”的公共精神与能动性，通过这种对身份权力意识的刺激，CDF的落地与自组织运行均可获得合法性。

公平、平等的财产伦理观念是集体财产本应具备的基本属性，“公平心理”体现在“余额递减”还款模式，其合理之处就在于实现一种“贷多少，还多少”的差额还款，满足了老百姓追求公平、平等的信贷心理，自然也会被老百姓所接受。

信息透明的公示制度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意义非常重要”。这种实践层面上的信息公开，集结群众对公平、平等的信贷需求，共同以政治资本的形式被有效运用到白水CDF自组织设计中，也为项目合法性运行提供了“有意义”的保障。同时，公开透明的公示制度可使村民随时掌握资金运转动态，防范贷款进程中“灰色收入”的萌芽，更进一步契合了村民渴望公平公开的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

此外，资金不经行政村委直接归自然村协会所有，这属于一种民主赋权；资金的共有属性及其民主管理、支配权力共有，唤醒了底层弱势群体的社会力，“伤残家庭”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力，“娘子军协会”的故事更足以证明这点；协会民主参与、选举和监督的运作规则，使得原本松散、弱小的单个个体凝聚、联合在了一起，“干群关系”得以改善。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主不仅只是一种程序，更作为一种政治资本要素，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对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转换也起着重要作用。

(四)拥有感、声望与主人翁意识：文化资本的运用与生产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他将资本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有文化的。文化资本作为其中一种权力资源，在他看来是一种信息资本。同样在布迪厄那里，“行动者追逐策略，但是并不是作为把有限的手段有意识地最大化以便获得自己需要的目的。他们的选择是更加心照不宣的、更加实践性与倾向性的，反映了累积的资本与相应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机遇以及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场域的制约的相遇。”〔8〕这种观念同样呈现在白水CDF设计的还款策略及贷款实际运行过程中。

“拥有感”，这是当地人自己使用的产权术语，也是共有文化逻辑的表达。白水CDF协会的产权及贷款设计，满足并契合了群众对集体财产共有共享观念(“大家的钱”)的认知体验。前文中，村民所言的“大家的银行”、“大家自己的钱”都充分体现了村民自身对集体财产所持有的公平的共有观念，白水CDF的设计恰如其愿，而这些文化资本所发挥的功效对最终生成经济资本同样功不可没。

“五户联保”实则一种合作贷款机制，联保小组的组织内部充斥着“面子”、“人情”、“荣耀”、“信誉”等“声望意识”， 即构成前文提到的社会资本要素，又以普遍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本形态维系着CDF有机体生命。在由熟人构成的贷款小组中，拖欠钱甚至不还钱的行为，不仅“丢面子”，还造成信用污点；遭遇困难不能按时还钱却得到熟人帮助的情况，虽然“不丢面子”，但也“欠了一笔人情债”。为了避免这些“不太光彩”的状况，也是在“欠债必还”的伦理意识敦促下，小组成员通常都会严以律己，自觉遵守还款条约，以此赢取熟人认同及个人信誉。此外，村民在选择联保组员时通常会刻意避开那些不讲信用，或具有赌博、嗜酒等不良行为的熟人，共同追求并实现一种“财产伦理正义”。

与之同时，白水CDF项目掌握并成功运用了财产性与伦理性相统一的共有财产观念，促使贷款户发挥“主人翁”意识并产生了现实功效。CDF协会要求“1户1贷”，并实行“家庭连带责任制”，这样贷款并非仅指个人经济行为，且夫妻双方需要同时到场签字，一方为“申请人”，另一方为“责任人”，从而构成了家庭内部联保。可以说，这种还款设计与监督策略紧紧抓住了中国传统家庭的财产伦理认知，从而迫使共同生活的夫妻双方彼此督促，共同承担还款压力。前文“娘子军协会”中妇女能动意识与社会力的觉醒与崛起，正好作为由这种夫妻(主人翁)平等的财产伦理观营造而成的意外惊喜。

(五)象征赋权与宣传动员：象征资本生产与再生产

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建立在一种认识(connaissance)和勘察(reconnaissance)的辩证基础上。”〔9〕也就是说，象征资本可以理解为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al)的认知意义的资本。〔10〕白水CDF的自组织设计得以获取村民的认同并能在社区顺利实施，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正当性说明，这种合法性很难通过某种“物”来承载，更需要借助一种“共识”——认知意义的权力来获得，即布迪厄所指的象征资本。

项目前期的宣传动员是典型的象征资本生产——赋予村民一套CDF的意义体系，树立CDF的“观念权威”。白水村民对于信用社的小额贷款项目心存芥蒂，起初对CDF项目也不甚了解，尽管协助员的动员并不具备“强权威”的性质，但在当地老百姓看来，协助员便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观念与信息输出，这正是协助员及其引荐的项目最初遭致村民怀疑的主要缘由。然而，随着宣传动员的深入，村民逐渐体认到项目帮助其脱贫致富的发展愿景，最终扭转了态度。

动员本身就构成一种象征赋权。作为白水CDF项目自启动起最先开展的环节——“社区动员”既是项目寻求生存土壤的关键步骤，也是寻求集体行动的过程。 “协助员”进村进行信息扩散和社区动员，通过宣传和动员把村民“规训”至一种项目集体秩序的氛围当中，从而确保这些群众成为项目的参与者。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权威式动员机制，白水CDF的社区动员将目标社区(自然村)直接作为动员平台，要求协助员必须与村民直接联系与互动。协助员长时期扎根社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工作保证了“信息共有”(100%知晓率)，使村民在知情权上处于公平对等地位，从而赢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共有”、“自主”、“民主”等基本理念和意义也通过象征资本的生产与传统观念对接，并深入到了村民心中。

这样一个秩序对接的象征资本生产过程，最终引发村民转变思想观念与项目意识，由先前对项目的“半信半疑”转变为采取集体行动，其动员成果便是各社区纷纷成立CDF协会，村民们也踊跃加入其中。就此而言，白水CDF项目的社区动员实质上成为了一种基于权力平等，建构集体秩序的象征赋权，对于外来项目获取基层信任并凝聚集体力量具有深远之义。

群众资源被动员后，CDF会员的特殊身份又促使村民发挥了集体互助的资本功效，在组织内部实现资源再生产。动员起效后，先有一批村民参与信贷活动的积极性被激发，成为首批CDF协会的响应者与拥护者，随即会员将自身的受益经历与感受传达给其余社区，实现了社区成员的内部动员。例如，Z村一社区先行建立CDF协会，其余3个社区受其影响和感召后陆续成立CDF协会，完成了组织建设。

一般来说，象征资本至少具备两个要点：一是各种客观资本(前文四种资本)都有其象征的存在方式，象征资本可以作为各种资本的转换媒介；二是象征资本可以对所有资本(包括自身)进行象征层面的再生产(意义的再生产)，从而完成资本间的转换。〔11〕本文个案同样诠释了这种观点所具有的普适价值，乡土社会本所具有的四种客观性资本，凭借其表征的象征意义或符号实现了资本间的转换或再生产。白水CDF智慧地将其加以利用，借以糅合呈现出的“复合资本”为动力源泉，维系着白水CDF业已落地生根的自组织生命体系。

三、结语与思考：“非商业金融”的生存与挑战

白水CDF作为乡村非盈利性质的金融机构，在自组织的金融信贷进程中，巧妙地借用了乡村社群注重共有产权；重视熟人网络、家庭信用；渴望公平赋权、身份权力；追求声望意识、主人翁地位的复合式资本力量，构筑并实践了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非商业金融”。CDF作为国际援助资金开展的信贷扶贫项目，“白水模式”所呈现的可持续性生存状态，就现实层面而言，带来的启示莫过于：以扶贫为首要目标的乡村金融机构，自身追求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图景时，更大程度上应当立足地方性知识，充分仰赖并依此发挥乡村本土浓郁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资本要素功能。换言之，亦饶有反思之义：那些理所当然地将“经济”资本要素置于优先考量的金融扶贫，只能构成一种对乡村金融现实的弯曲“想象”。

放眼国际，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不少原本属于公益类型的非政府小额信贷已从扶贫领域转向金融服务领域，小额信贷与正规金融的融合俨然酿成了一股转型热潮。〔12〕如今，中国非盈利性质的乡村小额信贷不免也身陷质变的可能危境：以2007年银监会90号文件为标志，农村小额信贷的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所有银行性金融机构都可以到农村去，私人资本被鼓励进入这个市场。〔13〕这种“宽准入、严监管”的农村金融新政，允许各类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新的农村银行业机构。〔14〕此政策表面上丰裕了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与监管，似乎也解决了农村微型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来源问题。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对比那些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服务资源丰富、且业已成熟的商业化微贷事业，似深嵌在乡土社会当中的白水CDF一类的微型“农民银行”，倘若实行亦或强行进行商业化转制——归入正规化和经济化的普惠金融机构，其资金运作及其利益分配的支配权力将由谁来行使？这些原本可以获得小额信贷服务的贫困户还能否继续得到服务？村民多年来茹苦构建的乡土金融秩序与同分享(担)、共命运的集体情感，又将何去何从？

〔1〕朱乾宇，马九杰.参与式自组织制度安排与社区发展基金有效运行——对陕西省白水县CDF项目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3,(4).

〔2〕参见：刘峰，等.农户联保贷款的制度缺陷与行为扭曲：黑龙江个案〔J〕.金融研究,2006,(9).

〔3〕参见：杜晓山.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尝试〔J〕.中国农村经济,2004,(8).

〔4〕Pierre Bourdieu，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7.

〔5〕Pierre Bourdieu & Loic J D Wacquant，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119.

〔6〕参见：杜晓山，等.创新小额信贷模式解决农户贷款难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23.

〔7〕〔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86.

〔8〕〔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90.

〔9〕Pierre Bourdieu，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7.

〔10〕参见：张小军.让经济有灵魂：文化经济学思想之旅〔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19-177.

〔11〕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J〕.社会学研究,2001,(3).

〔12〕参见：李莉莉.小额信贷正规化演变〔J〕.银行家,2006,(1).

〔13〕向宇.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问题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14〕孙同全.农村金融新政中非政府小额信贷的发展方向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5).

(责任编辑：谢莲碧)

2016-08-23

李茜(央金卓玛),人类学博士，云南省文化厅。 云南昆明 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