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医院家属楼和办公楼之间是一片狭长的隔离带，一片由杉树主宰的林子。隔离带之前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蓬勃的杂草。家属楼和办公楼相继建成之后，荒地里便栽下了杉树，每到冬天或者医院的后勤人员清理之后，满眼枯槁的草色之上，规律地点缀着点点惹眼的绿，像一张色彩斑斓的巨型地毯，像一张草草绘制的阔大水墨；杉树渐渐长高，那些肆无忌惮的杂草便被迫收敛起了良好的长势，无可奈何地将大片的隔离带让位给了杉树；密密麻麻的杉树一年四季擎着绿油油的针尖样叶片，拥挤着不断向高处伸展，没几年光景，便长成一片茂密的林子，被浓阴遮蔽的杉树干上缀满了经年的枯枝败叶，风起的时候，雨帘般无声地坠落下来，即便没有风，踩着厚厚的落叶穿林而过，头顶和衣服上也都会缀满金黄的针尖样叶片。

杉树林靠近医院办公楼的边角地带稀稀疏疏地长了些楠竹，想来应该是在医院建成、荒地成为隔离带之前长在那里的，也不知是谁、在什么时间栽下的。春夏时节，林子里冒出一根根毛茸茸的笋尖，在杉树林浓密的树阴下悠然地挺立着，往往是刚刚表现出良好的长势，就被人连根拔走了。医院管理者不得不在医院办公楼和家属楼进入隔离带的地方，分别张贴了醒目的告示：“严禁盗采竹笋，违者罚款。”再有新笋冒出来的时候，便再没见被人拔除过，那些新生的竹笋于是一天天无声地往高处蹿升，顺利长到笋壳脱落，继而长出淡绿的竹叶。但事与愿违，在茂密的杉树林的遮掩下，那些勇敢地闯入林间的竹子纷纷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弱者身份，躲在高大林立的杉树间，成了杉树的陪衬。少数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突然蹿高，却无不腰身纤细而瘦弱，如果没有杉树依托，或者来一阵狂风，随时都可能倒掉的样子。

隔离带的中间部分是一条逼仄的水泥路，从家属楼到医院办公楼方向，走到尽头左拐，沿墙脚不几步就到了我工作的病区后门，靠右一侧，则是医院办公楼的垃圾道口。水泥路起初是专为运送垃圾的环卫车修筑的。垃圾车每天不到六点就载着环卫工人来了，环卫工人提着铁锹跳下车，一铲一铲地将垃圾铲到车厢里。垃圾车是辆微型小货车，车厢敞开的时候还可以看见环卫工人的头顶，车厢一旦关上，环卫工人便成了隐身人，只听得见车身后不断发出的铁铲声，看得见扬起的铁铲和划着弧线飞向车里的垃圾，却看不见环卫工人的身影。即便如此，依然让人禁不住担心，在环卫工人一下一下、不断重复地铲着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扭伤了臂膀或者腰身。铲垃圾的一直是同一位环卫工人，约莫五十岁上下。时间长了，才发现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一天一天，春夏秋冬，从没见他缺席过。环卫工人不停地铲着，铁铲触碰水泥地面发出清脆而尖利的声响，穿过清晨静谧的林子，一声声，清晰地传到家属楼里。

每天清晨，一听到铁铲声，我披衣起床的时刻便到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洗漱后用罢早餐，下楼后拐进两栋家属楼之间的缝隙，路过杉树林间的水泥路去往医院。这时候，停放在垃圾道口旁的垃圾车已经装满，大多数时候已经开走，刚才用过的铁铲靠墙放着，满头大汗的环卫工人赤裸着臂膀，嘴里叼着烟，挥舞着扫把，将垃圾道口残留的垃圾仔细地扫拢，然后再次拿起铁铲铲进脚边的铁制小框里，垃圾道口周围因此变得凹凸不平，却总是干干净净，像勤勉而细心的农人刚刚翻新平整后的田地。

我有几次看到过环卫工人抽烟，那通常是在垃圾车即将或者已经开走以后。他像一个终于完成某件艰巨活计的工匠一样，如释重负地提起铁铲轻轻地放在墙角，双手渐次拍打着大腿和前胸的衣物，慢慢悠悠地走向杉树林。杉树林靠近垃圾道口的地方有一块巨石，环卫工人从巨石上抓住上衣衣领提起来，从兜里掏出烟，啪一声点燃，一口接一口生猛地抽吸，像窒息患者吸取突然恢复顺畅的空气，浓烈的烟雾袅娜着，在环卫工人眼前升腾而起，又绕着他的头顶，一点点消散在杉树林浓重的树阴里。日长夜短的夏日，我路过林间小路去上班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因此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垃圾道口周围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清理过后重现出的凹凸不平的地面，清楚地看到环卫工人抽烟，清楚地看到浓密的烟雾如何一点点升腾而起又一点点消散。如果是在冬天，头顶天光蒙胧，在两边高大丰茂的杉树和楠竹的映衬下，林间小路像一条黑暗而幽长的洞穴，我看到的便只有一个越来越近、不断闪亮的火星，像在漫无尽头的黝黑隧道里陡然瞥见道口的亮光，像漆黑的夜里在茫茫山道行走时迎面而来的一道手电，光影闪烁着，忽明忽暗之间，因为明白无误地知道了自己并不是这条路上惟一的行者，心里忽地觉出一股莫名的温热。

林间小路尽头的垃圾道口连同各个楼层与之相连的倾倒口，后来有一天被同时封闭了起来，医院办公楼里制造出的大量垃圾统一改由清洁工装进垃圾袋子，用三轮手推车运送到杉树林里。垃圾道封闭之前，靠近办公楼的杉树林里筑起了一间小屋，四根金属柱子分别紧依着路边的杉树干矗立，又通过顶端横放的金属杆相互连接在一起，顶部盖上了透明的屋瓦。小屋除了靠里的三面垒砌了齐膝高的水泥矮墙，四壁空无一物，因此若要更确切一些说来，小屋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小屋，顶多算是一个棚子，因此不管是从家属楼去往医院办公楼，还是从相反方向走，一抬眼就能看见棚子下面堆积如山的塑料袋。棚子建成没几天，棚顶便堆积了厚实的杉树和楠竹的枯叶，站在路边仰望，透明的瓦片于是不再透明，光影黯淡的棚子里于是有了一点屋子的意思。

棚子下的塑料袋子绝大部分是黑色的，医院里专门用这种颜色的袋子包装生活垃圾，医院里通常使用的还有一种黄色塑料袋，用以包装源源不断产生的医疗垃圾，医院清洁工将其分门别类地打成包，黑色的袋子用三轮手推车送到杉树林里，再由环卫工人装上车，运送到县城远郊的垃圾处理场焚烧，而黄色的袋子则交给医院安排的专门人员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能焚烧的焚烧，不能和不适合焚烧的便丢进深坑掩埋起来。

一包包、一车车黑色和黄色的塑料袋不断运出医院办公楼，总是让我想到一个人最终的去处。当必定会来的那一天不幸变成现实的时候，这个人将被裹进一张白色的布单，在亲人们期期艾艾的悲哭声里，躺进事先准备好的棺材，或者被送上通往焚烧炉的传送带，一点点地，彻底地从亲人们眼中、从这个世界消失。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包裹这个人的白色，以及亲人们目睹被白色包裹的这个人之后理所当然的悲哭。很多事情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比如垃圾成为垃圾后的焚烧和深埋，比如目睹亲人离世后的悲哭，比如此刻面对杉树林间的垃圾袋时我脑海中冒出的无端想象。

我并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我的想象力一向羸弱而贫乏，但看着棚子下如山的黑色塑料袋，我眼前仿佛就看到这种高密度热塑性树脂被一车车倾倒在垃圾处理场，然后燃起一堆堆巨大的黄色的火焰。这时候，一定会有噼里啪啦的爆裂声，让环卫工人误以为是突然炸响的鞭炮，被火光映红的身体于是条件反射似地躲闪腾挪着。这时候还一定会有风，吹得巨大的火苗东倒西歪，四处乱窜，一次次地让环卫工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知道县城远郊垃圾处理场的大致所在，知道装满垃圾的微型车去到那里的大致路线，但从未亲临过。我更知道小屋里如山的黑色垃圾袋一旦被装进微型车，那里就将是唯一的去处。我内心里十分坚信，如果将我脑海里出现的场景告诉人们，几乎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即便有人提出异议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丝毫不影响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我脑海里重现。

我每天清晨穿过林子去到医院办公楼上班，到了午饭和晚餐时间下了班，又穿过林子回到家属楼。在我看似简单而又风平浪静的生活线路里，杉树林间的小路既是我的去路也是归途，我每天心安理得地走在林间小路上，我乐于这样平淡而又平静地消磨时光。

我注意到，大白天和模糊的晨光笼罩下的林子是完全不同的。模糊的晨光下，一切都是蒙胧的，包括树影间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包括环卫工人疲惫而日渐苍老的面影。到了白天，一切就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包括杉树日渐粗壮的树干、林子里地毯样的落叶、棚子下的黑色塑料袋包裹的垃圾，当然，还包括林子里不时乱蹿的耗子和不同季节里飞抵林子的鸟雀。我对鸟类的认识相当有限，出现在林间的鸟雀种类繁多，我只认得麻雀和红嘴相思鸟，因为它们曾经出现在我儿时用簸箕制作的简易捕鸟器里，成为我手中的玩物。而耗子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乡下老家的谷堆和玉米仓日日夜夜都可见它们大摇大摆的身影。有一天我读到一本叫做《过于喧嚣的孤独》的书。在这本书里，捷克老头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借助打包工汉嘉的双眼，观察过布拉格地下互相争斗的鼠族。由此我想，可能世界上有人出没的地方就会有老鼠。我也曾多次在位于宿舍楼五楼的家里和一楼的办公室注视过林子，那感觉和走在林子里更是不同的。在办公室的时候，站在玻璃窗前，一抬眼便能看见隔离带边角地带的楠竹，看见杉树。而在家属楼里，眼里只有一整片风起时随风摇摆的杉树绿油油的树梢。由此我知道，无论是在林间，还是在一楼的医生办公室，甚或是在宿舍楼五楼的家里，我目力所及的，都不过是林子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它的一个侧面，而它的全部，我任何时候都无法看清。我还若干次站在五楼的家里注视过夜色笼罩下的林子。浓密的杉树枝叶下面，宿舍楼和对面办公楼里射出的灯光相互辉映着，让我恍惚觉得是站在足够高的高处，俯瞰某处尚不为人知的仙境，耳边是宿舍楼里断续响起的同事和家属们琐碎的谈话声，有时候高亢得像是在吵架，有时候轻得像耳语，偶尔还能听见楼道里同事醉酒之后爬楼梯发出的摇晃的脚步声。办公楼里的声音通常模糊而轻飘，像隔着遥远的天际，冷不丁地，就会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大白天在病区的时候，我时常近距离听到这样的叫声，它来自某些被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的患者，此刻隔着茂密的杉树林、隔着若有若无的风远远地传来，既动人心魄，又让人悚然。最让人惊奇的是农历的七月十三之夜，这天通常被人们叫做中原节，而我们管它叫月半。每到这天，宿舍楼里的同事总是早早地吃罢晚饭，一到夜色降临，便不约而同地抱着大把的纸钱和香蜡，去到杉树林间的路旁，点上香蜡，燃起纸钱，夜晚静谧的林间小路上于是亮起一堆堆的焰火，原本藏身于树影间的林间小路于是闪烁在眼眸里，恍若通天的街市。我从百度里知道，农历七月十三又被人们称为鬼节，据说是地藏王的生日，现在，我们当它是又一个祭祀先辈的日子。

一天中午，我下了班，从位于一楼的医生办公室里出来，走过长长的走廊，要到病区后门的拐角时便感觉有个人在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几次扭过头去看，走廊上人潮汹涌，大多是我认识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见我不断扭头往身后看，他们纷纷诧异地微笑着，开口和我打招呼。我只好收回自己的目光，和往常一样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很快便步入了杉树林，在我前面，有几位同事的背影先后经过杉树林，拐过家属楼下的拐角，隐没进了家属楼的某些楼层里，而在我身后，那个身影紧接着闪现在病区的铁门后面，我猜想那有可能是比我下班还迟的哪位同事，我在阳光照耀下树影斑驳的林子里等着他靠近，可我一停下，那个身影便也停下了，接着还弯下腰去，似要捡地上的东西或者是系根本没脱落的鞋带。我迈步继续向前走，那个身影跟着直起身，小心翼翼地跟了上来。我索性在林子林站定，眯着眼使劲盯着身后，想看清那个人的面孔。我有不算太严重的近视，却习惯了只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和在家里读书看报纸看电视时才戴上眼镜。那一刻我不免有些恨自己的近视，更恨自己出门不戴眼镜的坏习惯。模糊的视线里，那个人侧了一下身子，瞅着路边的一棵矮树，手掌托起树上的绿叶，似要分辨出叶片上的纹路。至此，我是彻底地明白了，我像谍战片里常常可见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被跟踪了。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被跟踪。我日日接触的无非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同在医院里工作的同事，而后者已经被否定，但从那个人机敏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不是个病人。我想到了谍战片里为数不多的成功摆脱跟踪的人，我想此刻我只能逃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离开现场。这么一想，脚下的步子已然迈开，像月光下奔跑的贼，急切地头也不回地迈过家属楼下的拐角，然后一口气冲向了五楼的家里。关上防盗门，又从猫眼里瞄了几眼，没发现门外有什么异常，我这才感觉胸口咚咚响，像压着一块沉重的巨石。

防盗门是在我正铲着锅里的菜肴时被敲响的。我停下铁铲，敲门声便停止了，我刚要继续铲动，敲门声便再次更猛烈地响了起来。我只得关掉燃气灶，仔细聆听。这次，敲门声一直固执地响着。我赶紧丢下手里的锅铲，快步冲到防盗门前。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外，正午的光亮从四周覆盖着他的身影，又在我眼前映出一道巨大的阴影，让我恍惚生出一种置身于阳光斑驳的杉树林的错觉。门一推开，青年男子不由得接连后退了几步，一边后退着，一边迟迟疑疑地从怀里抽出藏在衣服里面的右手。我诧异地盯着青年男子，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死死地扣着防盗门扶手，以便随时能将防盗门关上，我想如果青年男子从怀里抽出的是菜刀，我只有关闭防盗门才能暂时避开闪烁而至的寒光，从而避免自己变成刀下的菜。

青年男子是在抽出手之后跪下去的。他从衣服下抽出的手里，握着的不是我所惊惧的利刃，而是一沓纸，他双手捧着那沓纸，双膝开始发软，继而弯曲，最后结结实实地跪在了我的家门口。

青年男子是为一个我曾经的病人而来的。那是一个因车祸导致小腿骨折的病人，青年男子是肇事者。他很早就到了医院，看我一直不停地忙这忙那，他说他不好意思打扰我，也很可能是他觉得要和我说的话、要做的事情不方便在办公室里进行，所以一等到我下班，他便跟上了我。青年男子摊开手里的那沓纸，指着出院证明书上的“三”字，那是那个小腿骨折患者出院时我开具的休息时间，他希望这个数字是“六”，最起码是“五”或者“四”，他还说到了保险和赔付，这也就是他找到我跟着我来到我家门口后跪下来的直接原因。而他像谍战片里的特务那样跟着我，从医院到家属楼，不过是为了确定能找到我。

我不知道青年男子后来是从杉树林还是走宿舍区的大门离开的。看起来，他应该是事先就把一切都设定好了的，但他大约不会想到自己会空手而归，更不会想到从我的家里出来会有两条路可走。当他怀着满心的失望离开我的家门口，下到家属楼下的拐角，眼前突然呈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时，是否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茫然？

站在防盗门后面，看着青年男子迟迟疑疑地迈开脚步走下楼梯，我想起了日日见着的环卫工人。我觉得和盛满垃圾的车厢后藏着的环卫工人一样，我也是个隐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