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君

20多年前，在农村老家婚礼上我认识了大奎。他那年才十五六岁，墩实的身材配上又黑又圆的脸庞，典型的农村小车轴汉子。也许我是那里唯一穿“娇衫”（当时一种时髦的T恤衫），腰里挂手机的城里人。

大奎主动与我套近乎，但他一嘴的河南腔令我有些生厌。但碍于他是娘家亲戚，只好跟他敷衍几句，最后他要去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也只好对他说些“以后有事尽管去找我”的客套话。

我在城里三角地经营着一家小烧烤店。那时城里刚刚流行吃烧烤，店家大多都集中在三角地这一带，时间一长，“串儿街”成了三角地的代名词。有一天后半夜收摊时，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好像有些面熟，直到他用地道的河南腔叫了我一声“二哥”，我才想起来是在老家认识的大奎，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大奎有些羞怯地对我说：“二哥，我啥活儿都能干，你就留下我吧。”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但为了要面子，我只好对他说：“那你就先帮着穿肉串儿吧。”

大奎真有耐性，羊肉串儿一穿就是3年。不穿串儿的时候，大奎也从来不闲着，帮着洗碗，帮着收拾桌椅，还给大烤工端茶添炭，虽然略显笨拙，但大奎自学的本事越来越多。有几回大烤工有病来不了，大奎说让他试试，我忐忑不安地给客人端上大奎烤的肉串儿后，没想到客人啧啧夸奖，还问我是不是换手艺更高的大烤工了。我高兴地拨拉大奎的黑脑袋说：“下回你就跟大烤工学烤串儿吧。”

19岁那年，大奎正式成了我店里烤串儿的二师傅。有一天，大奎偷偷地问我：“二哥，你觉得我现在烤串儿的水平咋样了？”我实话实说：“成手了，出去自己支个摊儿没问题。咋的，想单干了？”大奎说：“不是那意思，二哥，我就跟着你干。我想现在我一个人烤串儿足以供得上客人吃，你为啥还要多付一个人的工钱呢？不如让我来烤串儿，但我还拿穿串儿的钱，咋样？”我笑道：“你小子一点儿都不傻。”

大奎终于成为店里唯一的大烤工，我给他涨了工钱每月3000，是穿串儿的二倍多。

不久，“串儿街”又流行一种新吃法——烤鸽子。按当年的物价论，一只烤鸽子卖得不便宜，如果哪一桌点了鸽子，都能吸引别人的眼球，请客的人会很有面子。

眼看着别的烧烤店都上了烤鸽子，我却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一是听说烤鸽子时刷的作料不好配制，弄不好鸽子肉就会发腥不好吃；另外杀鸽子太血腥，又不好收拾，因为要吃的鸽子都要活着放在门口的笼子里供客人点。

最重要的环节是要当着客人的面现场宰杀，以保证货真价实，气派重于味道。我料定店里没人敢宰杀活鸽子，想想算了。当有的客人一问没有鸽子转身去了别的店时，我只有暗自叹气的份儿。

终于，还是大奎开口了：“二哥，不能让别人抢了咱家生意，你也进鸽子吧，我来杀。我在老家农村养过鸽子，多少懂得一些。”大奎的话正中我的下怀，当天我就带着大奎到活禽市场进了两笼鸽子。

当晚，我就见识了大奎杀鸽子的手法。大奎杀鸽子，不像别人用小快刀抹脖子，有时一次还弄不死，鸽子挣扎着一扑腾，羽毛混着血水容易溅到客人身上。大奎从来都是徒手，只要客人点好了哪只，大奎的手跟弓箭似的一下就把鸽子从笼子里薅出来，随后另一只手攥住鸽子脑袋，腕子一旋，再用力一揪，鸽子脑袋就落在他手心里了，再几把扯掉羽毛，鸽子就不动了，然后去掉内脏杂物，整个过程有如行云流水一般，每次都不超过半分钟。

我看着大奎杀鸽子的全程，竟一点也不觉得血腥，反倒有些害怕，尤其是大奎那种冷漠的眼神令人生畏，他仿佛特别沉醉在此间的快感中。每到晚上，大奎杀鸽子简直成了店里吸引客人的标志性夜景。

除了和别的店一样的烤法外，大奎还鼓捣出不少吃鸽子的花样吸引客人，像瓦缸焖鸽子、榨菜辣炒鸽子、黄泥烧鸽子……渐渐地，大奎的鸽子宴成了店里的招牌。那个夏天，大奎每晚杀的鸽子都不少于二三十只。

我暗自高兴，没想到大奎成了我的招财神。有时我故意逗大奎道：“大奎，咱家干脆改名叫‘大奎烤鸽子馆得了。”大奎用满是鸽子毛的手在黑黑的脸上抹了一把汗珠，憨憨地用那口纯正的河南腔笑道：“二哥说叫啥就叫啥，我听二哥的。”

烧烤店开了几年，在大奎的帮助下，生意越来越火，但也引来了别人的嫉恨。

那时“串儿街”有一伙儿“社会人”，领头的是三角地的“棍儿”，姓丛，在家排行老大，因从小就在三角地这一带偷鸡摸狗招人恨，人们背后都管他叫“大虫（丛）子”。

“大虫子”在串儿街开了一家小超市，强行向各个烧烤店和啤酒屋送酒水，比正常批发价格贵许多。但我却从不惯着他，烧烤店一多半利润全是从酒水上出来的，他要是派人送来就按正常价收，否则我就自己联系进货。为此，“大虫子”一直耿耿于怀。

一天深夜，“大虫子”带着七八个人来我店里吃串儿喝酒，喝到后半夜也没有走的意思。“大虫子”用挑衅的借口说要与我合伙开店，其实就是找碴儿来了。我当晚也喝过酒回来，几句话后就说急眼了。“大虫子”一摔酒杯，那几个人就围拢了上来。我也不甘示弱，操起酒瓶子就和他们干了起来，但寡不敌众，几个照面就被他们把脑袋打出了血。

我一边往墙角退一边大声叫着：“大奎，你他妈的犊子玩意儿，跑哪儿去了，快给我上啊！”大奎躲在厨房里为难地说：“二哥，我不敢动手，万一出事，我就得回农村，就没法在城里待下去了。”眼看着就被“大虫子”一伙儿打倒了，我红着眼睛叫道：“你他妈给我上，出了人命算我的！”

大奎一愣，转身在案板上操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目标明确，挥刀直奔“大虫子”的后脑，只一刀下去，“大虫子”就软软地倒了下去，血从脖子下渗了出来。随后大奎用滴着“大虫子”血的菜刀在那几个人面前划了一个圈儿道：“还有哪个不怕出血的？”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以为真的出了人命。不一会儿，警察来了。“大虫子”被警察认定是闹事在先，甘愿私下了结，倒赔店内损失和我的医药费。“大虫子”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出院后脑袋后面多了一条巴掌长的伤疤。

从那以后，大奎彻底成了我最信任的人，我要是不在，店里一切全都听大奎的。

大奎也在“串儿街”“一战成名”，不少人把这事传得神乎其神，愣说给我店里打工那河南小子是从少林寺里出来的。

我的烧烤店再一次红火起来，但好景不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大力整治市区软环境，首先从违章建筑开刀。城管给私自搭建门市的各家都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书，看着别人都拆了，我也只好将接出来的门脸拆掉。

后来我又带着大奎在火车站附近租了门市开店，但怎么也红火不起来，除去各项费用，每月反倒赔进去不少钱。后来大奎到对面开面馆的河南老乡那里拐弯抹角地打听才搞明白，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店还像以往一样进的是好羊肉，可别的烧烤店现在都是真假肉混着卖，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真羊肉，都是用羊油泡过的狐狸猪鸡乱七八糟的肉，还有扇贝、生蚝都是用胶在吃剩下的壳上粘的，有的干脆自家都不用人穿串儿，都有现成的假货渠道，所以别的店本小利大。但我还是坚持用真材实料，不想挣那丧良心的钱。

火车站的店勉强维持了半年，我再也赔不起了，只好出兑。从开店至今，我从未遭遇这样大的挫折，我窝了一肚子火后大病了一场，从此再无心开店。

那几年，大奎辗转几家饭店打工，最后都因为跟老板不和不干了。但他多年省吃俭用，攒下不少本钱，我劝大奎自己单干，可他却总想帮我重整旗鼓。我对大奎说：“二哥年龄大了，身体也熬不起了，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开店，二哥看好你。”看我真无心再干，大奎便回到河南老家自己开了一家烧烤店。渐渐地，我和大奎联系少了，仅限于逢年过节的问候。

前几天，我的手机提示有微信，我随手打开一看，竟然是大奎给我发的语音配着画面的微信：二哥，当年我听从你的建议，回家开了一家小烤串店，现在终于将它扩大了。现在我手下有15个员工，光是大烧烤工就有5个。二哥，你看，这是一楼散台，这是二楼包房，现在生意可好了，每天都得忙到后半夜。二哥，不知道为啥，我还是感觉那些年跟你干的时候过瘾。二哥，你看，我给烧烤店取的名字——二哥烧烤店。二哥你要来了，我还给你当大烤工……

我没看错，这河南小子终于成功了。大奎还是20年前的那个大奎，他自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凭自己的双手，活出更好的人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