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现象：只要一提到孟子，就讲孟子的性善论，并且只就性善论而讲性善论，加之后来《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由此而将性善论与孟子等同起来，似乎孟子思想的主体就是讲性善。很多教科书，讲到孟子，也直接从性善论讲起。其实，性善论只是孟子思想的一个方面，必须将性善论与孟子思想的整体联系起来，才可以明白性善论意义，才可以明白孟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孟子性善论的提出

讲孟子就必须先讲孔子。孟子性善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这得从孔子说起。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当时的基本社会现实是礼崩乐坏，各家各派都在寻求整治社会的良方。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墨子提出非攻兼爱，孔子则提出仁义之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如果有人能够重用我的话，我要做的就是恢复东周的礼仪法度。恢复社会秩序，可以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在当时没有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分裂，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孔子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孔子看来，礼仪法度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彼此亲善的关系。“复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而礼的具体落实，则要依靠仁，由此，仁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希望通过仁义之道，通过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爱他人、关心他人，从人格的自我完善做起，来恢复社会秩序。这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方面，也是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孔子通过仁义之道要达到两个目的，从社会层面讲，是恢复社会秩序；从个人层面讲，是使我们的精神得到一种安顿。作为儒学开创者，孔子思想的这种开创性意义，是后代所无法企及的。

儒家的仁义之道是由孔子确立的，一百多年之后，历经五代而到了孟子。在孔子的时代，孔子对于恢复社会秩序还抱有信心。而到了孟子时代，单纯的理论说教已经很难了。在孟子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你不去侵占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的侵犯。怎么办？孟子说：“仁者无敌”。这是对国君说的，不是对平民百姓说的。孔子的思想是仁学，是爱人，爱一切人。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国君要爱护他的人民。仁政的核心是爱民。所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由仁学到仁政，由爱人到爱民，这就是由孔子到孟子的思想转变。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根本所在。

孟子关于性善的理论，是与他的仁政论紧密相联的。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恰恰是为了解决仁政论的问题，就是要为仁政论确立一个可靠的基础。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什么叫不忍？就是当他人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到无动于衷。仁政，其实即是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忍人之心。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说明人的本性是善的。对于孟子而言，没有性善作为基础的话，不忍人之政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理论前提，是必须的。不忍人之心是善心，是善性；不忍人之政就是善政，是仁政。善心、善性是善政、仁政的基础。如此，性善论与仁政论就这样密切地联系起来。

在孟子，不是先有了性善论，由性善论而自然、合理地导出仁政论，而是先有仁政论，然后才有这一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与前提。孟子的仁政论是由孔子的仁学发展而来的，是对孔子仁学理论的发挥，也是对于时代问题的解答。孟子并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构筑理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从现实出发、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思考的思想家。仁政论是孟子思想的主体，性善论是从属于仁政论的。

二、孟子关于性善的论证

“性”，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个概念，西方哲学不讲“性”。在《孟子·告子上》中，告子说：“生之谓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这些说法，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水有水的性，火有火的性，猫有猫的性，狗有狗的性，人当然也有人的性。性是与生俱有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在孟子看来，对于人而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人性。孟子以为，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类，虽然也是人所常有的，但它只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不是人的品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之类，才是人所独有的，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才是人性。

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情况如何呢？孟子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从本质上来讲，是善的。何以知其为善？孟子认为性是抽象的，这种抽象的性必然会落实在人心上，而人心则从具体之事上可以见出。所以，孟子讲性，是由心以见性，由事以观心。通过具体的事来观察人的心，进而由人的心来考察人的性。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当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我们没有任何犹豫，不加任何思索、全力以赴去救孩子。而我们去救孩子，不是为了去结交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名声，不是为了害怕因为不救而落下一个坏名声。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而善心是善性在当下的直接反应。由事以观心，由心以见性。心之所以善，是因为性善。性是善的，心才是善的。

人都有恻隐之心，人也都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这里不是重复，而是在强调。凡人都有“四心”。人有“四心”，就像人有四肢一样。人有四肢，是人外在性的标志；人有“四心”，是人内在性的标志。“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同上）并且，人有“四心”，是人为善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为仁行义本来就是人的自然倾向，其实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的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三、孟子性善论是向善论还是本善论

孟子的性善是本善还是向善？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是有分歧的。在《孟子·告子上》中，有这样的论述：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告子说，性无所谓善与不善，一个水池，你把东边的口打开，水就向东流；把西边的口打开，水就向西流。孟子说，水可以向东流，也可以向西流，但水一定会向下流。人之向善就如水之就下，所以，“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里孟子所说的性善，是向善。但是结合《公孙丑》篇“四心”的说法，孟子所强调的性善，主要还是本善，即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但荀子也认为人能“化性起伪”，改过迁善。“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荀子·儒效》）。由此以论，荀子虽主张人之性恶，也是性向善论者。如果以为孟子的性善论就是向善论，那么，孟子与荀子的根本区别便无从谈起。孟子的性善论是本善论而非向善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善的，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原本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这是孟子性善论根本所在，是孟子与荀子的区别所在，也是孟子的意义所在。

我们经常引用“食色，性也”来解说性。“食色，性也”这是告子的观点。这个观点之所以有问题，在于它没有彰显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是万物之中最可贵的，是因为人虽然也有“食色性也”这种性，但是，人还有“人该如何？”“我该如何？”这样一种性。这样的性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孟子所讲到的性善，不是指人所有的性都是善，而是人之为人的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即仁义），普通人抛弃它，君子保存它。孟子所讲的性，不是人的性，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这个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上天给人颁布的一道命令，是后来宋明理学所讲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这个性直接的展开，就是所谓的四心。

四、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比较

孟子讲性，荀子也讲性，荀子专门有一篇文章，叫《性恶》。在荀子看来：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人们经常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孟子讲人性善，荀子从来没有讲过人性恶，荀子讲的是“人之性恶”。“人之性”在《荀子》里一共出现了40次。孟子人性善之所指并不是荀子人之性恶之所指。孟子说的人性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是人之尊、人之大。

告子说：“生之为性”，庄子说：“性，生之质也”。荀子则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所说的“生”，就是告子所说的“生之为性”中的那个生吗？是，但又不全是。告子没有说生之为性，所以性是恶的。因为“恻隐之心”也是生来就有的。荀子所说的生而俱有的好利恶害的“人之性”，其实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人欲”。与“人欲”相对的是“天理”。“天理”是善，“人欲”是恶。荀子认为“人之性恶”，荀子为什么会认为“人之性恶”？我们要注意荀子讲“顺是”。如果顺应这样一种自然的欲望，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出现争执，因争执而出现混乱。为了防止社会出现混乱，于是就有了礼。礼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古代圣王制定出来的，古代圣王为什么要制定礼，因为人之性中有人欲之性，人欲之性才是恶。

我们会发现，孔子讲仁义，孟子为仁义之道作论证。如果说孟子发挥的是孔子的仁义，那么，荀子发挥的则是孔子礼的部分。在荀子看来，虽然人之性恶，但是人可以改过迁善。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孟子强调人之为人的本性，荀子讲的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性。孟子人性论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他以“人性”一词来表述这一因素；荀子人性论突出人与动物相共的因素，他以“人之性”一词来表述这一因素。强调人之为人的本性是要为儒家的仁义之道确立一个根基，而说人与动物共通的本性是为了强调我们一个人要注重后天的学习。

五、性善论思想的意义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孟子的性善论，是一条“自诚明”的道路；荀子的性恶论，是一条“自明诚”的道路。由于诚恳而明白事理，这叫做天性；由于明白事理而做到诚恳，这是教育的结果。“自诚明”，这是一条由内而外的道路，是一条由自然而自觉的道路；“自明诚”，这是一条由外而内的道路，是一条由自觉而自然的道路。人之成为君子、成为圣人，既需要“自诚明”，也需要“自明诚”。“性”突出的是人先天的本质，“教”强调的是人后天的修为。人格的修炼与完善，必须将此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格修养的基础，是人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善的，修养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讲不过是使人所本有的善端发扬光大而已。由此来看，孟子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意义，不是荀子可以相提并论的，因为孟子所讲的是基础，是根本，仁义之道的根基必须是孟子的性善论。所以孟子之道一直是儒家的根本，而荀子不能。孔子和孟子讲人的自我完善，而荀子只是讲人是一个可教化的动物。孔子与孟子认为人本身是伟大的，而荀子只是认为人可以教化，才是伟大的。就人性论而言，孟子所言，是大体，是根本；荀子所讲，只是补充而已。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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