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罗威

罗斯福和凯恩斯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

197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归结为“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失效，但是客观来讲，是不合时宜的政策举措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罗斯福时代，为了确保就业，经济政策选择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印证的那样：失业率与通胀水平呈反向相关。但到了1970年代，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的泥潭，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发展到另一种情景——通胀与失业共存。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辩称，正是因为政府没有遵照他们开出的药方，经济才会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凯恩斯的批评者们不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将政策的失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

此后，经济学研究开始越来越仰仗计量手段的应用。但是，在不切实际的计量模型中，失业率这个变量被解释成了“自愿失业”，而非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在秉承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看来，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行消化经济周期的波动。

在面对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之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罗斯福总统高超的执政能力，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但当他们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断时，他们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经济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政府大多将货币价值的稳定视为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就业率，甚至不顾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虽然不能说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完全不作为的，但是他们只在经济深陷危险境地时才草草出手也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指出，在化解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要远比那些讥笑他的经济学家的主张更为有效。而新近为他撰写传记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更是一个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积极介入政治解决方案的行动家。

在为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同时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失意的挫败。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回顾中，都不免强调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之间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在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规划之上。结果则是，虽然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既遵循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为该国际体系的发展昭示了广阔前景，但“怀特计划”由于有着美国巨额财富实力作为后盾，而终被采纳。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凯恩斯与罗斯福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紧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这一共识已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认可。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

虽然凯恩斯的有关思想的确对罗斯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并不代表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完全根植于凯恩斯的理论学说。不只是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像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与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都曾为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虽然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罗斯福或者凯恩斯一人的说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写凯恩斯传记的作家曾经说过的：“在公众看来，个人英雄主义所散发的魅力是巨大的。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包容数位英雄的集体涌现。”但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

虽然罗斯福的身旁有无数富有才智的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凯恩斯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早在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们就看出了凯恩斯与罗斯福在经济主张方面的共性，并试图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引荐给他们的总统。一位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结盟。可原来，此事并不需要仰赖魔法来实现，时间与信件往来才是美梦成真的工具。在两人正式结识之后，双方又在多个场合有了正式会晤。此后，凯恩斯还以信件的方式向罗斯福传达了他的经济政策建议。

在特格韦尔看来，二人的交往中还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质：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凯恩斯终究是个局外人，他既不会阻挠罗斯福的任何计划，也不会过于积极地推销他自己的方案，所以总统才会如此放松。”特格韦尔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重塑国内经济之时，还是在他考虑是否要给予英国经济援助之时，抑或是在他为战后和平拟订方案之时，凯恩斯都献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宝贵政策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为没有实现他的全部目标引以为憾，那么，他该为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心目中的灯塔而感到些许欣慰。

可以说，罗斯福总统对经济学思想的熟稔与凯恩斯对权力运作中实际问题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学者现有认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以此到来的经济复苏令商业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重拾希望的民众举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无耻侵略，文明社会的安全最终得以捍卫。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十分擅长从以往的过错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而当我们有幸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个世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二人曾经历过的伟大历史，并从他们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当时，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时间倒回1919年，为了帮助伍德罗·威尔逊拯救危机当口的西方文明社会，凯恩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