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陈村本名杨遗华，他成名后，1985年曾在《自传》中说明过，“遗华”是指他父亲因癌症去世时，他尚在母腹中，4个月后才出生。《自传》发表后，1986年，他在《小说界》，用杨遗华之名，发表过一篇调侃自己的文章《论陈村》，这是他的典型做派。他得意地告诉我：“李陀看了文章，在《小说界》的饭桌上，当着我的面，对《小说界》编辑说，你们上海又新出了一个评论家，文章写得不错。”他得意于自己拥有俏皮中的机智，后来又写了一篇《开导王朔》，弄得人人传阅。那是1995年的事了。

陈村这个名字，是陈村水库的借用，这个水库在黄山与九华山之间，现在叫太平湖，是著名风景区了。陈村写过一篇《陈村水库》的小文，说他因记着那片业已流逝的水，记着“我久病之身的苏醒与压抑感的释放”，才以“陈村”为笔名。大家因此也就记住了他叫“陈村”，忘记了杨遗华。

陈村是由《上海文学》推出成名的。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两代人》，写渴求精神自立的“我”，要唤醒被历次政治运动塑造的精神软弱的父亲。小说中的两对人物：我和女朋友南南，与父亲对比的是南南的老师，一位守持了精神尊严的“右派”。这篇小说的艺术感觉在“我”与南南的青春期朦胧中，父子结构则似乎就为了表达“我”对精神软骨病的激愤——“文学到你笔下成了寄生于别人的虫”，这是“我”对父亲的失望。“我”是在“右派”老师那里获得了精神的重生与爱。有意思的是，小说开头，陈村用蒙泰里尼主教比喻父亲，父子第一次对话时，“我”说：“拿拍子的手总是干净的，血污在你身上。”很像亚瑟的说法。《牛虻》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的意识中，“蒙泰里尼主教”似乎应该构成思索父子关系的某一个点，但陈村却擦着边就走过去了。他大约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种撕心裂肺式的煎熬。

陈村的成名作是随后发表在1980年《上海文学》第三期上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这篇小说当年曾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以为，知青小说，自它，才有了良性的开端。相对它而言，那些血泪控诉，或者虚伪的“英雄主义”，实在都把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写得太廉价了。“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一个多好的基调选择啊，这个基调中包容了全部的辛酸苦痛与温馨难忘。辛酸中的温馨，欢乐中的苦痛，纠缠在一起，才合成真实。这篇小说与之后的《蓝旗》，在知青小说中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基调的确定。1980年，张承志还没写《绿夜》与《黑骏马》，史铁生写《遥远的清平湾》，则是1983年了。

左图：陈村下乡时放过牛，他说：“看我在牛背上多自然，便知道不是生手。”右图：上世纪70年代， 陈村与他的朋友合影。前排左起小朴、小真、小华，后排左起陈村、小松、黄石

我特别喜欢这篇小说中，这样概括我们的青春——

我们活着，活得像长江一样古老。

我们活着，活得像长江一样年轻。

它的结构其实并不新奇——“我”回了上海，她，留在了安徽，“我”把她留给了“大树”。等“我”从上海再回到这里，当年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我”在对她的等待中。一直等到深夜，小女孩突然从蚊帐里探出脑袋，不沉重地说：“妈妈死了，就睡在大埂下。”然后，“她”的声音就浮现在耳边，“她”告诉他做了一个梦，他们躺在河滩上，数天上的星星。再然后，没等天亮，他悄悄离开，找到了她的墓。女孩带着小狗到他身边说：“舅舅，爸爸让我送送你。”写得干净简洁。

最后是感伤的结尾——

孩子和狗一前一后朝村子走去。

我走上大埂，向远处的村子挥了挥手。我不敢肯定，大树是不是在望着这里。

坟前，烟仍在飘着。

这篇小说，已经展示出陈村出色的，以节制叙述营造空白，在空白处呈现动人色调的能力。他已经开始用很值得回味的长短句交叉着叙述了。印象中，陈村是最早向我推荐海明威的，他也是最早将简练的剪裁与所谓的“电报体”用于自己创作的。我查了一下，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1979年第四期（8月出版）才介绍海明威，刊登了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三个短篇。陈村这篇小说写于这一年的10月，那时他就意识到，小说其实是靠叙述方式的组织来营造氛围、扣动人心的。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使全国编辑都注意到了陈村，我是其中之一。陈村因此就成名了。80年代，文学是精神食粮，“北上广”的文学杂志不断在引领着文学潮流，全国人民都拥挤在文学小道上，一篇短篇小说被人人传诵，就脱颖而出了。那个年代，成名的方式，与今天很不一样。

紧接着，陈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这篇小说中的“我”是个清纯少女，陈村借她对“爱”的迷惘来阐述概念——面对母亲再婚，男友和平告诉她一个“蚕为自身发展，要一次次蜕下死去的皮”的概念。她自己的选择迷惘，还有一个“艺术是生活点缀，还是生活寄托”的概念。那时的陈村沉浸在古典音乐的热情中，这篇小说中的“我”所面对的和平，是一位乐队中的小提琴手，所谓“提琴夫”，整篇小说基本由古典音乐符号联结——从海菲茨到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再到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结尾，“我”要靠贝多芬指引，走过迷途——“听听贝多芬是怎么说的。”

陈村在这篇小说中显现出他写精辟对话的能力，尤其是那种简短对话的推进，但失之于概念。陈村其实不擅长在小说中表达概念的，可他又确实有一针见血的能力，他的精短杂文因此写得漂亮，杂文其实更好寄托这些见地。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与《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都是他大学时代的作品。大学毕业离开校园前，他还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大学：风俗画》，记录了“年轻教师年龄没有学生大，工资级别没有学生高，工龄党龄没有学生长”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生活。那时我喜欢用“毛茸茸”来形容作品里的鲜活气息，这篇似乎信手拈来的散文，生机勃勃，豪迈而饱含青葱气息，当时却因为写到“教学楼是不完整的，宿舍楼是不完整的，图书馆是不完整的，食堂是不完整的……”而连遭两个刊物退稿，直到转给《百花洲》才得以发表，发表后被收入《新文学大系》的散文卷。

我第一次见陈村，记得是1981年参加《青春》与《钟山》举办的太湖笔会后到上海，依据通信地址去登门拜访。具体情景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当时住在遵义路的天山新村，在上海市政二公司职工学校当语文教师。只记得他懒懒的、很淡淡的样子，答话似乎都要迟疑一下。不熟的时候，他的话很少。那时，《中国青年》发起“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活动，我期望他能参加，他答应了。后来，1982年春天，我们选择在桂林办一个创作班，邀请他，他脖子上挂个相机就来了，他喜欢摄影。我们从此就成了很亲近的朋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