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静万国华

(1. 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387；2.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071)

上市公司承诺大量使用并引起学界注意可追溯至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后被广泛运用于交易所市场及场外交易市场，其适用领域从股改扩展至股权收购、资产重组、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及其他环节。承诺人涉及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收购人等。承诺事项涵盖股份限售、股份增持、股份追送、业绩增长、分红、资产注入等。这些承诺对于增加市场信心、稳定公司股价、改善公司治理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此类承诺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沦为白条者甚多，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破坏了证券市场信心，影响了证券市场稳定。

中国证监会在第四届“上证法治论坛”(2013年)上提出，“要研究建立承诺违约的强制履约制度，赋予监管机构提出明确具体的履约要求、责令承诺人履行承诺的权力，并建立相应的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保障机制”。1多层次承诺履行监督机制的概念被提出。2

2014年，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承诺指引——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下简称《承诺指引》)。该《承诺指引》基本确立了承诺必须信守的基本原则，但对于监管制度仍缺乏系统化的顶层构建。现有的监管制度仍将公开承诺置于诚信的道德教化内，表现为行政监管缺乏有威慑力的行政处罚措施，自律监管缺乏修正性措施和禁止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