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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看中国崛起:乐观,还是悲观

2016-11-19孙晶

领导文萃 2016年16期
关键词:学界东亚学者

孙晶

历史轴上的中国研究:中日的核心之争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传统上归于“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领域。二战后直至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东亚研究一直更侧重于日本。

随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打开国门,西方的中国研究(Sinology)开始回暖。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显著增速,而日本则开始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西方东亚研究中的中日侧重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一名英国学者杰拉尔德·赛格尔(Gerald Segal)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重要吗?》(Does China Matter)的文章。赛格尔在文中表示,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被严重夸大,其实际重要性不过为一个二流区域性国家,与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类似。

该文的发表,一时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的讨论。十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西方任何一家权威性的时事杂志还会开展一场类似的激辩。今天,学者们的关注不再围绕中国是否重要——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既成事实和研究的前提。今日中国研究的重点,不是what(什么),而是how(怎样),即中国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东亚研究中的分量,学者们正在从how倒退到what,即讨论相对衰落的日本还留有多少影响力。

换句话说,学者们一直在用what和how这两极,衡量国家的重要性。中日在这两极的位置转变引人深思。从质疑中国的重要性到质疑日本的重要性——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日两国在世界中的力量转变。再以去年美国高等院校对东亚研究专家的招聘数据看,大多数都标明倾向于中国研究,明确表示招聘日本研究专家的机构几近消失。

西方媒体的观点不能代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态度

谈罢中国在西方东亚研究中显著提升的重要性,再以政治学为例,谈谈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区,即国内对于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混淆。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在报道西方炒作“中国崩溃论”这个话题时,章家敦(Gordon Chang)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的媒体报道中,其2001年出版的书籍《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更是被某些国内媒体看作西方对华敌对学者的代表作。

章家敦的观点暂且不论,但把其称为学者则是国内某些媒体和观察家们对西方中国研究的误读。章和与其类似的人物并不是学者,更不能代表学界。而频頻邀请他们的媒体,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其深度,而是这些“会说话的脑袋们”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耸人听闻的观点,比冷静的分析,更能推动收视率。

有意思的是,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接受华语媒体采访时特别指出,别把他和章家敦画等号。做学术需要的是冷静与耐心。西方的学者,当然会为媒体提供分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以理论和数据为基石,著书立说并为政府提供缜密的政策报告。从这个角度讲,很难想象一个痴迷于镁光灯的学者,会成为学术大家。笔者在此提出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区别,也是为了给国内追踪国际视点的相关人士提个醒:如果真想了解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成果,需要打开的不是CNN或福克斯电视台,而是学术杂志和大学出版社的书籍。

不要简单地把西方精英界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

或“反华”的标签

不要简单地把西方精英界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的标签。如果真有什么符号,那就是美国的学者们会自然而然将研究的现实意义归于更好地为理论服务,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中国再重要,也只是一个显著个案,服务学者们理论的大框架。

除经典意义的现实和自由主义者以外,美国最近亦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拒绝给自己贴上一成不变的理论标签,他们转而更灵活、多层次地分析政治现象。在中国研究领域,一个热门角度是探讨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现实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都把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单独个体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国家和政府就像一个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个人,而且能够一贯、永久地保持这种理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个前提表示出了质疑:国家是由无数个人和团体构成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诉求。处在决策架构核心的政府,需要不停地协调、妥协各种力量。政治并不总是有序的,也可能是杂乱无章甚至于非理性的。

这个思维运用到中国这个个案上,西方学者尤其热衷于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国家身份、国家价值体系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目前,西方中国研究的新动向是把中国“解构”并分析诸多政治角色的互动。这种解构思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只是其试图应用的个案之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中国研究进行关注,可以让中国的决策者更好地对国家利益进行规划,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的发展,避免走故步自封、井底之蛙的老路。学术的生命在于交流,交流的魅力在于碰撞。中国的自我视角与西方的视角交织下,产生争论是必然的。对于国内的观察者,可以不认同西方学界的一些结论,但不应用老旧的固定词汇(“鹰派”“鸽派”“反华”“亲华”)来为不断涌现的理论扣帽子。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作为观察者也需要有一分灵活和开放的思维。

(摘自《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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