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现在，除了少数沉睡在利益之上的既得利益者外，没有人会否认社会改革的重要性。社会一旦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那么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变得那么困难了呢？社会改革的目标早已经确定，问题在于执行不力。政策执行不下去，里面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四：

第一，社会改革的难度大

就其本质来说，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困难得多。社会改革在很多层面都涉及“二次分配”，但又不限于“二次分配”。中国面临的情况似乎是，做蛋糕难，分蛋糕更难。做蛋糕往往是个人的事，但分蛋糕涉及社会关系。不过，这种情况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既然社会改革在其他很多国家成功了，在另一些国家不成功，那么就要找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不能把改革难等同于不改革。

第二，既得利益的强大

现在的既得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些利益在改革开放早期扮演过积极的改革作用，是克服旧有既得利益的主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有能力来挟持改革议程。同时，他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现实地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既得利益问题，执政党也必然和既得利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既得利益的存在只是为社会改革设置了难度，而并不是说社会改革不可能了。

第三，改革权威的弱化

这是中共十八大之前很多年里最显著的趋势，也是当今改革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政策执行能力，这发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人人都在谈论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愿意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四，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或者共识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达到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困境并不在于执政党动员能力的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从“举国体制”应付各种危机和举办政治工程的惊人能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说，领导层在很多年里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的“救火”必然会遭遇更多的局部“火情”，使得全面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摘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