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锐

2015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了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同其夫人共同撰写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该书从多个角度审视了人类社会与历史各方面的关系，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宏观思考，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正如郭小凌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述：“这本书篇幅不大，却是作者长期读史、治史经验的积累与萃取。”《历史的教训》一书虽未专门讨论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待我们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视角。

遏制腐败蔓延是普遍共识

考察人类文明史，腐败问题总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任建民教授认为《历史的教训》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腐败乃人类主要罪恶之一”。

腐败罪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都能造成极大的危害。例如，书中提到两个事例：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杜兰特夫妇认为究其原因除了过高的赋税和每户一丁的募兵制，还在于官场腐败。“面临着要在私人豪夺与公共贪污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腐败和无能使得政府管制各个行业行不通”。腐败会阻碍改革，破坏政治风气，致使政府丧失公信力，严重的导致政权更迭。

从历史维度看，腐败非现阶段一时存在的现象；从世界维度看，腐败是世界性、历史性难题，以其特有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说，严厉打击腐败、遏制腐败蔓延、匡扶社会正气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同认识，世界各国极力采取各种方式惩治和遏制腐败问题。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杜兰特夫妇在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人类社会的基础在于人性，人性具有两面性，且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他们认为，人性是由每个本能所形成的习惯以及伴随的各种情绪的总和所构成的，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面向，并在人的性格元素表中，将本能、习惯、情绪都按照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进行描述分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从理论上讲，人性是会有所改变的，但就已知历史看，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腐败的发生有其复杂多样的原因，但从历史角度看，是由人性中的消极层面所致，这也符合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唯物辩证观点。应该说，腐败根植于人性，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消极层面的客观结果。同时，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基于这两点，腐败罪恶具有相当的反复性和顽固性。因此，审视人类文明史，腐败问题总是延绵不绝。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彻底根除腐败，就连2015年度“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三甲”的丹麦、芬兰和瑞典目前也无法彻底实现这一目标。

从这个历史现实看，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对此，我们仍要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打好持久战和歼灭战，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反腐败与人类文明进步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杜兰特夫妇认为，人类文明有繁荣，有衰退，但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总体是进步的，这个趋势令人乐观，尽管进步并不是持续不断的。他们将“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提出“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他们认为，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世俗制度，另一个是科学技术。人类社会，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呈现出明显进步趋势。世俗制度在法律、教育以及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而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世俗制度进步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得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能力大力增强，文明进步持续提升。

虽然腐败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但是从人类文明史进步的角度看，反腐败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其进步是具有实质性的。套用杜兰特夫妇对文明“进步”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对人类反腐败“进步”下个定义：对腐败的控制有进展，反腐败就有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显著，值得肯定。纵观世界范围，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的反腐败在世俗制度方面，包括法律、教育和民主制度以及运用科技等，从大的走势上与人类文明进步是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不能腐、不敢腐的效应初步显现，我们应当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杜兰特夫妇认为，人类热爱自由，但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他们还认为，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这里面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人类社会的自由不是绝对的，须有行为规范来约束；二是稳定的秩序。这些规范和秩序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就体现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从历史教训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无视规矩到破坏规矩，从思想混乱演变为组织混乱。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会恶化政治生态，破坏执政党的执政根基，从而影响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从查办案件情况看，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违纪违法往往是从不讲规矩、不守规矩开始的。事实证明，思想上放松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言行上就会弊端丛生，有的人逐渐蜕变为“两面人”——台上大讲理想信念，台下心底并不认同；人前表面清正廉洁，背后疯狂敛财。从现实情况看，不遵守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松弛，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各自为政，直接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必然阻碍政令畅通。由此可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后果之恶劣不容忽视。

严明政治纪律关系党的兴衰存亡，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功与否。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政治纪律作为“六大纪律”之首加以具象化、清单化，通过严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其他纪律的执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政治纪律无小事，始终牢记共产党员身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历史的教训》分析了道德的历史性及其作为社会规则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认为道德是社会规则，劝诫社会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与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相一致，并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断定它不可或缺。认为不同阶段的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的结果。放在历史进程中看，道德是相对的，“罪恶”和“美德”必须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评价。杜兰特夫妇还认为，人类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道德高尚是清正廉洁的基础。前文所述，腐败植根于人性的消极层面，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一直被人类视为“生活环境的控制”对象。换句话说，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腐败都被不同阶段的人类社会道德评判为“罪恶”范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的道德对腐败罪恶具有“天然”的排斥。中国有句俗语：“学坏容易，学好难。”杜兰特夫妇也认为：“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这都说明，良好社会道德的构建极不容易，道德下滑却是可以非常快的。而道德体系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既有社会性，也有个体性。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起到连接社会与个体的桥梁作用。家风建设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同志曾定下“十条家规”。他的家规既是对亲属的约束，也是对自身秉持公心、廉洁为民理念的践行，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良好的家风有助于涵养清廉之气，而败坏的家风往往是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催化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齐家到位，才能有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始终学习革命先辈的家风，汲取修身齐家的道德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纪委）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