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勇华 王蒲生

摘 要：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文献中，技术进步通常被假定为中性的，但是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向于特定要素；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不仅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解决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解释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很多疑惑，而且对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工资不平等、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的类型等，都给出了新颖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系统总结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偏向型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方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180-07

引言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近十几年来国际上兴起了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研究。以前文献研究总体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都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方向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技术进步是否偏重特定要素至关重要。研究技术进步偏向于特定的要素或部门，可以澄清内生技术的本质和技术进步的分配效应。自Acemoglu（2002）建立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以来，偏向型技术进步迅速应用于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广泛领域，解决了很多存在已久的理论问题，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国内经济学文献并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综述，本文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将国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以期对国内研究有所裨益。本文安排如下，首先介绍技术偏向性基本模型，然后是扩展和应用，主要包括技能偏向、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技术扩散、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类型，最后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基本理论

Acemoglu[1]（2002）在Dixit-Stiglitz模型（Dixit and Stiglitz[2]，1977）基础上建立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证明存在两种决定技术进步方向的力量——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价格效应是指当这种技术生产的产品价格上升时，就存在发展这种技术的强烈动机；市场规模效应是指发展具有更广阔应用市场的技术收益更大），前者促使创新针对稀缺要素，后者促使创新针对丰裕要素；当两种要素替代弹性低时价格效应更强，反之则市场规模效应更强。从这个模型可推出两个重要结论，“弱诱导偏向假设”下，不管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大小，提高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总是引起技术进步偏向于这种要素；而“强诱导偏向假设”下，只要替代弹性充分大（在这个模型中大于2），提高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诱导出充分强偏向于这种要素的技术进步，以至于内生技术相对需求曲线上升（Acemoglu[3]，2009）并提高变得更丰裕要素的相对收益；在Acemoglu（2002）模型中，技术必须是要素增进型的，并且是特殊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不是要素增进型技术的这种相对偏向结果不再成立。Acemoglu[4]（2007）将生产函数扩展到一般的要素增进型技术，用另一种方法验证了Acemoglu（2002）的结果，且将其扩展到弱绝对均衡偏向和强绝对均衡偏向。弱绝对均衡偏向中提高要素供给总是诱导技术进步绝对偏向于这种要素；强绝对均衡偏向中提高要素供给诱导出充分偏向的技术进步，并提高这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使得内生技术要素需求曲线上升，只要均衡点处生产可能性集非凸即可。Acemoglu还证明，当第一、第二福利定理成立时，竞争均衡中不存在强均衡偏向；寡头经济更容易产生强绝对偏向，因为垄断竞争的非凸性会产生另一种诱导强偏向的力量；分散经济不能产生强绝对均衡偏向是因为其联合凹的生产函数。Acemoglu奠定了研究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向。

二、理论扩展及其应用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解决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解释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很多疑惑，而且对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工资不平等、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的类型等，都给出了新颖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一）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与工资不平等

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对技术进步方向的考察开始于技能的偏向性，Murphy等[5]（1992）发现，自1970年中期以来，所有部门大学毕业生工资份额都稳步上升，说明技能溢价（即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收入之比）上升；Autor[6]等（1998）进一步指出，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55%，20世纪80年代又下降到41%，1995年再上升到61%，说明发生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Katz and Murphy[7]（1992）认为，技能溢价源于过去五十年间发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数据显示的溢价暂时下降只是婴儿潮提高了技能相对供给。假设物理设备对非技能的替代性更高，Krusell等[8]（2000）认为，观察到自从1970年生产设备相对价格加速下降，能解释过去二十五年来大部分溢价变化，大学生技能溢价的提高大部分归功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Katz and Murphy（1992）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认为新技术本质上就是补充技能的，Autor et al.[9]（1998）、Galor and Maov[10]（2000）和Krusell等[11]（2000）也认为如此；但Acemoglu[12]（1998）指出，很多例子证明工业革命时技术进步是代替而不是补充技能，当前的技术进步本质上也不是补充技能的，这第一次明确提出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内生化问题。Acemoglu证明，提高技能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暂时降低技能溢价，但会扩大与技能工人匹配技术的市场，更多资源被投入到技能匹配型技术的开发；技能匹配型技术的增多，反过来扩大了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技能溢价便上升（将Acemoglu（2002）的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设定为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可以推出Acemoglu（1998）结果）。

Kiley[13]（1999）与Acemoglu（1998）类似，但假设两种中间品可完全替代，中间品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供给，Kiley（1999）还罕见地考虑创新成本依赖于当前的基础研究知识水平。Kiley证明，应用技术对基础研究的比率（N/R）对开发应用技术的成本δ是下降的，技能偏向与非技能偏向技术的比例（N/M）对开发技术的相对成本（δ1/δ2）也是下降的，对相对补充劳动投入的供给（ω/（1-ω））是上升的。如果技能劳动份额上升，创新将只发生在补充技能劳动方面，补充非技能劳动的创新停滞，如果前者不能带动N/M达到新的稳态水平，N将在未来以g增长，M仍然不增长，直到R充分先进降低了非技能技术发展的成本。

Bénabou[14]（2005）发现，技能不同的工人存在较少互补性时将导致更高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反之则会降低工资不平等；工人的异质性越高，技术的技能偏向性越强，这又放大了工资不平等。不仅如此，过高的技能偏向导致了低技能工人过低的工资，以至于他们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又导致在下一期公司选择替代弹性更高、技能偏向性更强的技术。

Duranton[15]（2004）借鉴Ethier[16]（1982）模型，从技能偏向的角度研究了生产系统分化问题。假设存在技能和质量的连续统，在均衡时中间品和最终品厂商形成不同的群（生产系统），每个群都各自生产同等质量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同时劳动市场垂直分割；两种生产系统的边界依赖于总体技能分布以及技能的提高对非技能工资的效应是否非单调；最高技能工人比例上升，起初对非技能工人总体工资有正效应，但下一时期，低技能工人工资和总产出下降，因为生产系统的分割降低了低技能的外部性。

（二）国际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对技能的需求上升，因为发达国家技能更便宜。但Aghion and Howitt[17]（2009）提出不同观点：（1）贸易自由怎样解释美国与非OECD国家的贸易额不超过GDP的2%；（2）这种理论推出发达国家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相对高技能密集型产品下降，但没有经验支持；（3）同时劳动力会从低技能部门转移到高技能部门，或从发达国家面临国际竞争的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但Berman等[18]（1994）及Machin[19]（1996）对美英两国的研究表明仅存在极少的转移。

Acemoglu（1998）在技能偏向模型基础上讨论了国际贸易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国际贸易诱导非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所以降低了技能溢价；如果不考虑知识产权保护，这消除了市场规模效应，但价格效应仍然存在，由于不发达国家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技术，这诱导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以提高了技能溢价，工资不平等扩大的程度甚至高于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国际贸易。Acemoglu（2002）进一步考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另外一种可能结果，假定没有贸易成本，既然世界经济的技能相对于发达国家是稀缺的，那么考虑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技能密集品价格在发达国家将上升；由于贸易不影响知识产权结构，所以市场大小效应不变，但产品价格提高，价格效应将发生作用，诱导创新针对稀缺要素，从而也提高了技能溢价。Acemoglu（2003）进一步研究了Acemoglu（2002）中的问题，Acemoglu（2002）证明了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国际贸易提高了发达国家技能密集品的价格，但是国际贸易并不影响发达国家技能密集品的长期相对价格，即使初期贸易提高了技能密集品的价格，诱导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保证了技能密集品供给的长期增长，足以降低世界范围内的技能密集品的相对价格。

（三）跨国技术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

Acemoglu（2002）在基本模型基础上讨论了跨国收入差异，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是适应本国技能工人比例较高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并不适合落后国家，因此落后国家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益低于发达国家，从而技能偏向型技术扩大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

Caselli and Coleman[20]（2005）也发现，在跨国技术差异中存在技能偏向，收入更高的国家使用技能劳动更有效率，使用低技能劳动甚至是绝对低效的。富国技能劳动力充裕，因此选择适合技能劳动力的技术，穷国则反之。他们还证明，穷国使用某些要素可比富国绝对更有效率，例如，两种方法生产同一产品，第一种是流水线上大量低技能工人在少数技能工人领导下用手工工具操作；第二种主要由技能工人管理的计算机控制和操作设备，技能工人只扮演看门人的角色。那么在低技能工人丰裕的国家，公司会选择第一种方法，在技能工人丰富的国家会选择第二种方法。

Xu[21]（2001）采用扩展的HO模型，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开放不同类型商品的国际贸易对技能偏向以及跨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创新，开放最终品贸易将诱导技能丰裕国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提高工资不平等，劳动丰裕国家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降低工资不平等；开放中间品贸易在一般意义上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则不明确。如果两国商品和技术贸易都开放，只要部门偏向效应充分小，工资不平等在技能丰裕国家将降低，在劳动丰裕国家将上升。如果一国从事创新而另一国模仿，贸易开放将诱导两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引起创新国的工资不平等上升，并可能引起模仿国的工资不平等上升。

（四）技术扩散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资差异扩大的一个解释是国际贸易导致美国劳动力需求远离非技能劳动，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贸易对技术扩散潜在的影响。Thoenig等[22]（2003）考察了存在国际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前提下技术扩散的方向。国际贸易允许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根据比较优势在不同地区生产，技术进步的方向会影响公司的收益。假定存在一种针对低技能产品的创新，如果是中立技术方向，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要素密度不变，因此这个部门的生产仍然位于低工资的南方；偏向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会升级这个部门的技能密集度，从而更可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及更少被模仿的北方生产；这样在北方生产的收益高于在低工资南方生产的收益。这种结果会产生两种效应：静态效应会提高北方生产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数量，从而提高北方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工资上升，降低了两个地区的工资不平等。另一方面，与由贸易诱导技术进步相关要素的价格使得在南方生产更有吸引力，从而升级了两个地区的平均技能密集度，这种动态效应就会得出与静态相反的结论——降低北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会提高两个地区的工资不平等。

Gancia[23]（2003）得出了与Thoenig and Verdier（2003）类似的结论。假设部分创新可以被南方模仿，不存在国际贸易时，一个国家生产本国需要的全部产品，则创新者为整个经济服务，从发达国家获得高租金，从不发达国家获得低租金；自由贸易情况下，每个国家只从事存在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由于南方国家租金低，对创新者缺乏吸引力；另外由于创新者不能获得创新活动的全部收益，所以自由贸易诱导了创新转移到富国，使得穷国本来能够享受比较优势的部门效率更低。

Acemoglu and Zilibotti[24]（2001）假设落后国家使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达国家更多的技能供给意味着新技术是相对技能补充型，而南方在大多数任务和部门中雇佣低技能工人，需要劳动补充型技术；这种南方的技能和从北方输入技术的不匹配是生产率差异的根源，即使没有任何技术转移壁垒，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产出也存在巨大差距（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校准估计了技能技术不匹配对工人产出差异的潜在贡献。不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均产出是美国的19%，1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是1/3。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非常相符）。如果再考虑商品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就会降低生产率差异，同时又会扩大单位工人产出的差异。如果考虑知识产权的影响，知识产权诱导北方开发更适合南方的技术，南方却没有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因为那样南方要为合适的技术支付更高的价格。这里就存在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每个落后国家都期望其他落后国家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从而鼓励发达国家开发适合落后国家的技术，但自己却不愿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Diwan and Rodrik[25]（1991）与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类似，但考虑南方和北方为北方创新公司提供专利保护的激励，假定两个地区有不同的可开发技术的偏好分布，由于研发资源的稀缺，必须竞争来鼓励开发最适合各自需要的技术，这才为南方保护专利提供了动机。

（五）内生技能供给

前面介绍技能供给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反过来技术进步方向也可能影响技能供给的变动。Acemoglu（1998）假定非技能的工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教育成为技能工人，但受教育期间没有劳动收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一个教育成本关键点，大于关键点个体不接受教育，反之则接受教育成为技能工人。内生技能供给的情况下可存在多重均衡，政府政策可以降低教育成本，推动相对供给曲线右移，从而提高技能工人的相对供给。

传统文献认为不平等的提高源于技能需求超过供给，但技能需求也可能是内生的。Duranton（2004）为教育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观点，当教育使得技能分布右移，就会激励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在长期技能供给和需求的竞赛中，更高教育的社会回报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他还证明经济中存在产生更多生产系统的趋势，出现新生产系统时平均技能需求将提高。随着高技能比例上升，经济产生更多的生产系统时，工人实际技能和工作对技能需求的匹配质量将提高，即工资不平等上升时过度教育将下降；提高工资不平等将使得经济从既使用技能也使用非技能劳动的公司，过渡到只使用技能劳动（如微软）和只使用非技能劳动的公司（如麦当劳），Kremer and Maskin[26]（2003）实证了这个观点。

（六）技术进步长期是劳动增进型

几乎所有增长模型都假定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但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Acemoglu[27]（2003）证明，在长期中经济类似新古典模型，技术进步是纯粹劳动增进型的（劳动增进型为：（1）引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生产方法；（2）引入使用劳动的新产品或操作），在过渡路径上，存在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税收政策和劳动供给的改变能改变短期的劳动份额，但对长期要素分配没有影响。由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中劳动份额是稳定上升的，而资本份额和利率是稳定的，为什么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只选择劳动增进型的创新？Acemoglu认为，技术进步的偏向才是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两条途径，资本增进和资本积累，但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劳动增进；由于资本可以积累而劳动不能积累，所以资本积累意味着平均意义上技术进步更多的是劳动增进型的（从经济史中看是可信的，20世纪的发明（电力、计算机）都扩大了劳动能实行的任务集或劳动能生产的产品类型。反之更早的技术进步，则可视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它降低了资本和其他非劳动投入的成本）。

Jones[28]（2005）同样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推导出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但其模型与Acemoglu完全不同。Jones假定生产技术是通过一段时间发现的创意，创意就是如何用给定投入进行生产的指导；使用不同投入组合将导致生产技术的转变，生产技术的包络线就是全局生产函数，全局生产函数的形状由可替代的生产技术的分布而不是由用于单一技术局部生产函数的形状决定。Jones也证明，如果创意分布是帕累托分布，那么在创意数量趋于无限时，全局生产函数是CD生产函数，并且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在附加idea服从泊松过程的条件下，有限数量的创意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Jones还证明，如果更早发现劳动增进型的创意，平均增长率将更高；如果更早发现资本增进型创意，则平均增长率不受影响。

三、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传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进步是中立的，这难以解释国际贸易、跨国差异等问题，而不少经验证据显示技术进步并不是中立的。通过借鉴早期“诱导性创新”的思想，Acemoglu等建立了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以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为工具，经济学家分析了技能偏向的原理及其在国际贸易、跨国差异、技术扩散、技能供给等方面的应用。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不仅解决了传统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方面，Acemoglu（2002）在推导模型时使用了不同形式的状态依赖假设，技术进步中状态依赖是否真实存在，状态依赖对不同要素的影响有哪些差异，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Trajtenber etal.[29]（1992）采用专利引用数据度量状态依赖程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Acemoglu（2007）模型采用了单一最终品的形式，最终品扩展为多种产品可能导致分析更复杂，但这种更一般化的假设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另一个可能的拓展是考察绝对均衡偏向在增长理论中的含义，如人口增长对技术进步、工资以及生活标准的影响；最重要的问题是强均衡偏向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数据的检验，Acemoglu和Zilibotti（2001）认为，气候、偏好、文化、制度影响不同技术的生产率差异，经济史中的经验材料支持了这种看法，原因在于这些因素塑造了技术的类型以及特定的技术迁移路线，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严格的模型中是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应用领域，Acemoglu（1998）、Thoenig and Verdier（2003）、Gancia（2003）、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都研究了知识产权通过影响国际贸易而对技术进步偏向性产生影响，但都仅限于理论模型，怎样在实证分析中检验知识产权的重要影响是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论文中，都假设只存在两个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南方国家/北方国家），Gancia（2003）指出，如果引入多个异质性国家，可能结论会更有所不同。

Kily（1999）模型采用了技能和非技能生产流程完美替代的假设，当二者不完美替代时，定性结论并不改变，但不完美替代对于校准内生技术偏向对不平等的效应是重要的，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课题。Acemoglu（2003）的结论建立在特殊形式的创新可能性前沿基础上，采用其他形式则结果不再成立，怎样证明这种创新可能性的前沿是可信的，以及采取其他形式证明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是一个高产的研究领域。Caselli and Coleman（2005）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扩展，首先，研究技能劳动禀赋与每个国家所处技术前沿的位置，研究技术壁垒与技能积累的相互作用；其次，引入动态方法，考察世界以及特定国家的技术前沿的演化；最后，从产业层面上分析跨国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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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