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浩 张海燕

摘 要：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她以其细腻的观察对人性进行了大胆的披露，也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精神承受能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独特的心理世界，刻画了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深层揭示了曲折摇曳的人性迷宫。

关键词： 阿加莎·克里斯蒂；人性；善与恶；“自我”和“本我”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6）04-0091-03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是世界公认的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被称为继柯南·道尔以后世界最著名的推理侦探小说作家之一。她在英国的文学地位和对整个文学界的深远影响，也远远的超过了前者。其代表作品如在中国国内已广为人知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也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作品。

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在其作品问世之后，大量欧美甚至日本很多侦探作品也都是沿用了这一模式，对原先从柯南道尔和爱伦坡那里继承的原始手法进行了改良并逐步成为了现代西方推理侦破小说的主流技巧。

她在人物的描写和人物心理变化的具体表现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握事件动机，并且不动声色的刻画分析人性，为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个独特甚至怪诞的丰富多彩的心理世界，由此揭露人心，将不同人物的多彩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

一、 善与恶，法律和正义的表达

《东方快车谋杀案》一书被公认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该作品中，主人公波洛对列车上的十二名旅客的心理活动作了缜密的推测和判断，并了解了每个人的历史，从中得出了杀死雷切特的正是十二个人共同作的案——他们是要为无辜的孩子复仇。最终波洛得知真相：这个化名山谬·雷切特的死者，其实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还残忍杀害了一个小女孩，破坏了数个完整的家庭，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悲剧，直到在列车上被十二名复仇者杀死。冷静细致的波洛对整个案情抽丝剥茧，把所有线索一一找出，而不是靠隐藏线索来制造出乎意料的结局，反复推理，找到了最后答案。

十二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合力杀了一个逃避了法律制裁的恶棍，并且事后还互相掩护，却在被识破以后，最后在代表着法律公平公正的侦探、董事和法医的帮助下逃脱了法律制裁。

波洛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鲍克先生，”他说，“你有什么要说的？”

鲍克清了清嗓子。

“依我之见，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肯定是正确的。

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来时，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的结论。大夫，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康斯坦丁大夫说。“至于医学方面的证据，我想──呃──我可以作一、二处奇妙的修改。”

“那么，”波洛说，“由于结论都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荣幸地告退了。”[1]

当法律无法制裁已经发生的罪恶的时候，法庭之外的正义是否公正呢？对坚信法律程序公平正义的人而言，一个罪恶累累的恶棍逃脱法律制裁已经很糟糕了，然而却不仅如此，由十二名同一案件的相关联系者自发组成的审判庭对那犯下恶行并逃脱法网的犯人宣判了死刑，并充当了直接执行人实施了执行过程。最后侦探波罗等人在破解了迷团后却与嫌犯一起默认了另一出“真相”。

出于复仇的缘故谋杀他人，正义与否令人回味。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这是一部很大胆的，颇有想象力的侦探小说。作者不断考验着人们的法制和道德的底线和精神承受能力。当法律无法给予公平的判决之时，正义在法庭之外能否得到伸张？主人公波罗的这次行为饱含人情味，抑或可称之为“温情”。那最终姗姗来迟的所谓正义虽然得到了伸张，死者的罪恶又被全新的罪恶所取代，随“温情”而来的便是对于法律秩序的漠视乃至无视。

作者将悬念密布的故事演绎得如此简单，却又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警惕和审视，充满迷惑的悬念，直到小说结尾。被杀害的美国人雷切特先生身上被刺了十二刀，但这些都是对现实不公的控诉，也是为了支持迟迟不到的正义的索求和表达。这鲜血淋漓的杀人场景，经过巧妙的安排杀人手法，若非主人公波洛的出现，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迷。杀人者将带着报仇的快意，随着时间的消逝，重归平淡的生活。但是作者却在支持对合理的人性的索求同时放弃了对法治的支持。使得广大读者对善恶和法理公正的探讨一再升级。在该作品出版以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探讨，探讨内容无非是善与恶的区分还有法制与公平，很多人想实现却无法实现的行为在作品中的到了实现，但法律正义与公平却被“温情”所取代。

二、“自我”和“本我”

在作品《别墅阴云》中，主人公侦探波洛说过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在每一个人心中都会不时地出现杀机，尽管并不具有杀人的意志。”实际上，在小说作者的眼中也是如此，为了渲染犯罪的氛围，她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小说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也就是说对任何人而言，罪犯都是普遍存在的。上述观点，皆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系列的作品中得到有力的论证。 如在小说《死灰复燃》中，甘乃迪医生总是以一幅温厚谦逊的兄长形象出场并一直以此示人，而在《尼罗河谋杀案》中的好丈夫希蒙总是忠诚深情，还有那位在《罗杰·亚克洛伊谋杀案》中感动了许多读者，所谓患难与共、忠义两全的好友谢波德医生等，他们全部无一例外的都能够在故事的开头都博得读者的好感与信任。但是随着案情的发展，各种细节不断被发现，迷雾被拨开以后呈献给大家的都是一副狰狞的脸孔，最终在故事的结尾不得不交代犯罪的事实，大大颠覆了读者的三观。

在作品《怪屋》（Crooked House又译作：《畸形屋》）中，乔瑟芬当时只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但就是这位应该像天使一样成长的少女，长成了一名可怕的冷血杀手。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母俱在，三世同堂，大家认为这样的环境应该还是很幸福的。但是她却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爷爷，更进一步还杀害了家中的女厨，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那么是什么让这位天使一般的少女发展到这种程度呢？[2]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性是恶的。人的潜意识和本我意识里边装满了一大堆不可告人的欲望和秘密，并认为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他认为人性归根到底为自私的、邪恶的，完全受无意识的私欲和攻击本能的支配。在他看来，人性由三层结构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代表的是人类自身的意识和本能，这种本能与固有的情感紧密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开。而人总会本能地保护自身利益，会自觉的避免受到伤害，并会在其受到损害后产生怨恨进而试图进行报复。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所反映的人性大多都是人内心深处“本我”的外化。“自我”相对于“本我”而言较多地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克制，“本我”意识占上风时，人们采取行动多半是理智的，是细心思虑以后的产生的选择和实践。这一点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主要表现就是人物的有着长期预谋的“理性犯罪”，即罪犯布局巧妙，思虑周全，利用其智慧达到谋杀的目的，以至于侦探人员总要在费尽千辛万苦、排除重重误导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凶手。而第三层次“超我”则是人内心中追求道德、追求卓越的渴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侦探小说作品基本上都是旨在揭示最真实、最原始的人性，因此作品中人物的人性更多的是“本我”和“自我”的表现。

而《怪屋》中的乔瑟芬小妹妹——一个尚未成年、正在接受启蒙教育、渴望学跳舞的小女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父母不太关心她，爷爷脾气不好又是一家之主，她所处的环境氛围是压抑的，家人的心理也都像歪歪扭扭的怪屋一样。并且乔瑟芬因相貌丑陋，从小就不讨人喜欢。如此压抑阴暗的家庭环境和不幸的处境是使得乔瑟芬从小就性格怪异、心理扭曲。但同时其家人似乎却明知如此但又对她视而不见，任其扭曲地成长，并且逐渐使得乔瑟芬自身和家人的悲剧成为必然，一发不可收拾。 她杀掉了自己的爷爷还有家里的女厨，她报复的理由是如此的直接并且简单：“爷爷不让我学芭蕾”、“厨娘总是骂我，她非常罗嗦。”以上都反映了一个小女孩愿望得不到满足和受到言语伤害后所产生的抱怨心理，而正是这种怨怼心理最终潜伏下来并慢慢失控。

阿加莎用尚未成年的乔瑟芬的身份视角，将人性的发展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结果展现在人们面前一览无余，让人唏嘘不已，又刻骨铭心，痛入骨髓，着实发人深省。

三、永恒的爱情与死亡

爱与死永远是文学作品中间不可或缺的永恒主题，但是不同的作者表现这个主题手法不尽一致，其揭示的道理和表现的人物特征也各有不同。

在她1967年的作品《长夜》（Endless Night，又译作《无尽长夜》）里，其蕴含的内涵张力以及表现出的作者对于人性的看法，尤为深刻。《长夜》中塑造的男主人公迈克尔英俊潇洒，出身底层社会，但却充满野心，奢望自己成为美丽宁静的吉卜赛庄的主人。蜜罐中出生的山庄富家小姐艾丽在这里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他，他俩在这里结婚定居，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然而最终艾丽死于意外，真凶却让人诧异。在这部阿加莎漫长卓越的创作生涯的最后所奉献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就的作品中，小说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一个的“假面英雄”男性角色，这也与现当代价值观惊人地契合。小说中的这个男子，处在一种谁也不爱，只爱自己的独特心理状态中，使得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悲剧气氛。也许他慢慢已经爱上了他亲手杀掉的妻子，但是最后的结局依旧是是心痛的。

描写人性，阿加莎克里斯蒂描写它们甚至胜过谋杀，而透过谋杀，其本质便是对人性的探讨，尤其以《人性记录》、《无尽长夜》等颇为经典，这些作品往往非常具有戏剧性，或者说是迷惑性，意外性，让人心生百味长久不绝。[3]

而细腻的文笔、大量细致简洁的风景描写、融入时代的人物刻画是英国作家一贯的优秀文学传统。无论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还是伟大的莎士比亚，他们塑造的人物都是鲜活的，故事发展也是层次鲜明。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面继承了英国文学的这些传统，但就侦探小说领域而言，她无疑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开拓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赋予了侦探小说更多的生命力，在揭示和表现人物人性的道路上走出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1] 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列车谋杀案[M].陈晓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01.

[2] 潘小玉.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83-86.

[3] 张芳芳.人性深处的致命弱点[J].中国电力教育，200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