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京雪

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

□ 王京雪

2016年9月4日上午11时52分，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在天津逝世，享年108岁。不久前，他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其杰出院友的最高级别头衔——“荣誉院士”称号。

37岁留学，86岁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一生中命运跌宕起伏，他是流传在几代南开人中的传说。他的个人事迹被收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澳洲和远东名人录》《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亚洲名人录》。

“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08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在他出生一周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杨敬年说。作为学者，那是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人类以往几代人的遭遇都被紧凑压缩进一代人的命运。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种种翻天覆地的变迁……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只能找免费学校读，又“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的年轻人来说，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

1927年，19岁的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数月后，“马日事变”爆发，国民党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正醉心于共产主义、准备加入共青团的杨敬年愤而离校。

在贫困中为生计奔走数年，1932年，为免费读书，他考上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民政厅，杨敬年没去。1936年，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何廉、方显廷的得意门生。他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入学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跟着老师们在国民政府工作了七年，一直做到财政部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

恩师何廉劝他放弃留学：“敬年，你年纪大了，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但他既不想搞银行，也无意搞政治。

1945年，已经37岁的杨敬年从孟买坐上去伦敦的轮船，他考取第八期庚款留英，成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的新生。

60年后，当杨敬年的学生孟宪刚想要写写自己的老师，他发觉人们对杨敬年的关注多聚焦于他跟命运的搏斗，忽视了他作为学者，一生为求知和自我完善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他‘夕阳红’的真正原因和内容所在，是他的‘大故事’”。

那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聪明才智。”杨敬年说。

他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即使危及生命、牺牲快乐也在所不惜。人类的进化就在于这种追求，它没有止境，“总会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为它活着”。

1948年，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研究政府分权问题的论文被认为“对知识有原创性的贡献并适于出版”。同年10月，他放弃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邀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何廉很快就远赴美国。临走前，他给杨敬年留下些钱，说：“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杨敬年40岁。

“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1949年，杨敬年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他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可是，谁能想到，迎接杨敬年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

1957年，49岁的杨敬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专政对象”……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自此卧床。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离世。到1979年，杨敬年获得平反，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他已经71岁。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也曾有悲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摇摆，他说那感觉像独行于沙漠，面前不外两条路：要死还是活。他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觉得这么死“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他靠毛泽东的话恢复心理平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他把眼前的遭遇也当成一场慢性病。他甚至觉得这20多年的苦难对自己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学生张俊山记得，“文革”后，杨敬年自告奋勇为经济系77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结课时，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not by its force，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这是一种信念。

“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平反后，年过70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

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直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当时没有现成教材，杨敬年就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他还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入选的60篇文章，都由杨敬年“自行翻译”。在这过程中，杨敬年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生。

1983年，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有人为他鸣不平，但他觉得“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杨敬年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

1998年，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2004年，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每一回，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那时他都96岁了，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

对于这些，杨敬年的“老门生”们早有感触。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他们十分照顾。现居美国的邹玲，当年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的进度，到杨敬年家中辞课，惊讶地发现70多岁的老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多岁的老人吗？”杨敬年问，“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我家，我会给你解答。”

“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晚年的杨敬年一直笔耕不辍，88岁时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时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杨敬年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自认“余勇可贾”，于是“毅然答应”。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000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历时11个月，终于完成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100岁时，他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忠实地叙述了自己的百年经历，以生命的体悟启迪后来人。

直到108岁高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坚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若有晚辈来看望，他会与之讨论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在被问及思考最多的问题时，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