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大约在203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而到本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程度预计达到33%，即三个人中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初始特征。200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7942元，不到1万元，换算成当时的美元，也不到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0年我国人均GDP属于中低收入水平，由此可见，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已经于2010年前后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此时我国65岁及人口占比达到8.2%。预计到2024前后，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而那时我国老龄化指数为13.1%。可以说，我国老龄化总体特征是“边富边老”。

“未富先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学家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一系列的相应准备。但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义？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邬沧萍在其文章中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文章认为，目前条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忧患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利于立足国情，厉行节约，做好老龄事业。文章说，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而有人认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实际，并认为中国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问题只是体制蛋糕的分配问题。对此，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方面隐性负债超过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2700亿元，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靠现收现付来支付，老年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见肘，将来退休人员不断增加，困难就更大。中国目前社会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张，是发达国家50—70张的1/8，至于住房、医疗则差距更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在其文章中提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并提出“共建、共享、共生”的概念。文章说，老年人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不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连城镇许多灵活就业的人员也没有被纳入养老社会保障的范围。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人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老龄化是现阶段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国，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无可争议地将老龄化进程提前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时老龄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老龄化指数增加0.8个百分点，而1990年到2000年老龄化指数增加1.4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国老龄化指数增加速度更快。特别是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进入老年人口的时候，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新生婴儿的增加速度，由此导致老龄化加速。

根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2.41%，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13个百分点；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12%，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5.50%，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指数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短期能缓解老龄化指数1.3个百分点，这在全球都在变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经是非常显著了。

长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根据测算，大约在2062年前后，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离开人世，我国会迎来长达15年左右的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期。这其中就包括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老龄化已经是基本趋势，而我国也必然迎来老龄化。

在这种大趋势下，能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贡献了。更何况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效应是长期且深远的。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老龄化指数这个统计指标来看，而要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巨大影响。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将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为3.1人，全面两孩后我国家庭户规模有望增加到3.3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人口将更加均衡。而这才是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更重要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强化，家庭老年人将更多时间照顾晚辈，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将被孩子照料所替代。这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跨代沟通和心理问题的疏导，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跃地参与育儿。而且，随着新生婴儿的成长，老一辈的养老问题得到更多缓解，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都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全面两孩也对老年社会形态有更积极的影响。

从年龄金字塔来看，如果观察数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经过15-25年后会成为整个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经处于金子塔中部的劳动力经过35年后大多会成为进入金字塔的顶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动态演变。我们会发现，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劳动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这样，老年人口也占比过高，总抚养比为2/1，即一个老动年龄人口抚养两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此压力巨大的年龄结构虽然是稳态的，但是难以持久。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金字塔都会经历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几乎都会经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而且过去的人口红利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人口负债，这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必然。而且，过去的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相继离开人世，人口结构又会呈现新的状态。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

老龄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为就可以度过难关。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大多在老龄化来临之前完成了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安排，因此应对老龄化相对轻松和自如，而且老龄化经过因势利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龄化已经到来。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体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不在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新力为标志，只要有创新力，具有思想和创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工业4.0的主宰。

我国的老龄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难题：一是将近七成的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受益微乎其微，难以支撑其正常老年人生存开支，更不用说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务；二是将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水平，其中将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这意味着庞大老年人口难以成为老年人力资源；第三，几乎九成老年人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会心理，甘愿成为“被啃族”，由此导致老年人的财富向下聚集特征明显，直接导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刺激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

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一方面要完善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建立完善养老福利制度、鼓励生育、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等，另一方面要将老年人口转变为老年资源，包括对老年人群进行再学习和再培训、转变养老方式、培育老年人需求等等。只有这样，我国老龄产业才会蓬勃发展。

根据预测，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6亿，其中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4亿，将近全球老年人口的1/4，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福利制度的完善，未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将进一步增强，预计从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总额将达到3.3万亿元，到2050年预计将近50万亿元，是全球老龄化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