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章

在浙江省舟山群岛新区岱山县高亭镇人民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位年轻红军女战士的铜雕像，英姿飒爽地屹立在美丽的鲜花丛中。这位女战士就是曾被赞为“定海女将”的金维映。

金维映（1904-1941），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人。原名金爱卿，又名金志成，参加革命后，改名为金维映，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阿金”。她是舟山地区第一个党组织领导成员，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金维映六岁那年，岱山岛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两年后迫于生计，金维映随父母到舟山本岛定海居住，和母亲、叔婶扎纸花、折锡箔等祭奠用品卖些钱糊口。她靠家里卖家具交学费，进入定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读书，由此认识了校长沈毅等爱国进步人士。小学毕业后，沈校长资助她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回定海女子小学任教。在此期间，金维映曾先后聆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中共早期革命家林育南、林育英、李秋实等人讲述革命道理，并表达了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她一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金志成”，立志教育救国。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她联络各校成立县学生会，并联合工人及市民罢课、罢工、罢市。1926年10月， 22岁的金维映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金维映成为舟山群岛第一个党组织定海独立支部的领导成员。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开展革命工作。她和同志们发动万润锅厂的工人，联合搬运工人和饮食、服务业工友组成工会和伙友联合会，在此基础上组织成立了定海县总工会，联合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金维映还深入岱山岛，组织渔民盐民开展反霸除恶运动。当时，盐业是舟山地区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盐民晒成的盐都由官府低价收购，生活极为贫困。1927年3月，金维映组织盐民暴动，目标之一便是提高盐价。那天，金维映带领盐民们冲到盐场公署，见大门紧闭，她飞身翻墙入院，打开盐场公署的大门，带领盐民们与反动官吏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盐场公署把原盐收购价从每担0.8元提高到0.986元。中共宁波市委赞誉金维映是“定海女将”。

由于工作出色，金维映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因此遭到敌人的追捕。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金维映辗转到宁波，不顾敌人的通缉，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入狱。由于她没有暴露身份，在家人和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被保释出狱。随后她到上海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利用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金维映从此再没能回到故土。她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梓年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党的华南大学。后调任中共沪西区委妇女工作部部长。

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城市。据统计，1929年，上海18万多产业工人中，9万多是纺织工人。上海的纺织女工是受压迫剥削最深重的阶层，把她们发动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成为当时党在上海的重要工作。金维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担任了上海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上海沪西地区丝织女工的罢工运动。在上海期间，金维映还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全国总工会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她担任中共江苏省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1931年7月，金维映与邓小平一同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7月中旬，父亲从上海上船，经广东赴江西。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父亲和阿金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派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

金维映到达江西后，先在赣东特委帮助瑞金县工作。当年10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工作部部长。1932年2月，担任于都县委书记，是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之一。金维映后来又担任了胜利县委书记。此时正值蒋介石组织五六十万兵力，对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金维映先后组织和领导两县的党政军民，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为中心，卓有成效地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当时，中央苏区有不少干部没有文化且缺乏工作经验，金维映就满腔热情地帮助大家。她说：“不识字，可以学，一天学一个，一年就可识360多个字。”在于都肖家祠召开的党团员代表大会上，她作了深入浅出、朴实生动的《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报告。于都地区敌情十分复杂，革命政权力量相对薄弱，起初工作难以开展。金维映到该地区蹲点，指导区委工作。在那里，她带领区干部果断地消灭了一伙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并缴获各种枪支43支。

当时，金维映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紧袖列宁装，腰间系一条皮带，小腿上扎着绑腿，脚着草鞋，留着齐耳短发，头戴一顶八角帽，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芒。她和红军战士一样，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吃“包子饭”——用草编成的草包蒸的饭，冬天常睡“金丝被”——用稻草当垫被。经常行军打仗，经受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33年10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下令动员苏区人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这年冬天，金维映作为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兼任中央苏区（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她不分昼夜地为动员工作忙碌奔波，率领瑞金扩红突击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向部队输送了3200名新兵，比原计划多送1000多名，成为苏区完成扩红任务最多的县。同时，还超额完成了突击征集粮食7万担的任务，并在红军长征前四个月时间内，又征集到1.12万担粮食。为此，金维映和她的突击队受到党中央的表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向她授予“三月计划一月超过”的奖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他们颁发了奖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金维映和她带领的瑞金突击队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1934年6月8日，金维映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她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3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受到无情打击。金维映被逼迫与邓小平离婚。1934年她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结婚。

1934年10月，金维映作为红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之一，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吃草根、嚼皮带、雨中蹒跚、雪里摸爬，金维映撑着多病的身体，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长征途中，金维映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组织科长、总卫生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兼总支书等职务。地方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给养。在少数民族地区扩红筹粮，十分艰难。为了能和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建立起关系，打开局面，金维映和彝族部落的首领插香喝血酒，拜把子成为兄妹。他们打开敌人的仓库，把粮食分给百姓，怀着深情把自己仅有的衣服、毛巾、日用品送给当地百姓。在贵州遵义，八天时间就动员500多人参加了红军。当年金维映和女红军们住的那条街巷，被百姓称作“女红军街”。当地在那里建立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长征途中，金维映一段时间被调到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干部休养连中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还有部分转移的伤员。董必武当年为这个连队起了个名字叫“特殊连队”。金维映既是领导，又是“工作队员”，担负着多项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扩大红军；社会调查，访贫问苦；照顾和管理老弱病残队伍。金维映配有一匹马，但马上总坐着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上打泡的女同志。行军途中，她经常在队伍中跑前跑后，照顾大家。有的同志走不动了，她就上前帮着背东西，扶着赶路。到了宿营地，她又马不停蹄地做群众工作，安顿大家吃住。她的吃苦耐劳和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许多同志，大家都很佩服她。

1935年10月，金维映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后，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6年9月，她在保安县生下李铁映。由于工作需要，金维映含泪把儿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农民家。1937年初，她调到抗日红军大学，任女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38年春，金维映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学习、治病。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金维映不幸牺牲在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军炮火中，年仅37岁（解放后，据从苏联回国的同志说，金维映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救我国一名烈士子女时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和家乡人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金维映的下落。由于金维映离开家乡后，多次变更姓名，寻找异常艰难。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舟山的同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介绍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中有个舟山籍人，叫金维映，即与北京联系。至此，时隔50多年，金维映这位当年的“定海女将”、红军女干部，终于被家乡人寻找到了。1994年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金维映为革命烈士。

1995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金维映故居题名。2001年6月，金维映故居被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在金维映烈士诞辰百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委托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与会作书面发言：“金维映烈士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浙江人民的好儿女。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金维映烈士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