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红梅

隐微叙事：略论《危城》中的正义谜题

邵红梅

《危城》中设定的背景是国家内战、军阀割据的乱世时代。但是整部电影的叙事则锁定在守军因战事离开，只剩下保卫团地保们暂时治理的普城。这就有如话剧般锁定一个场景，把整个故事的矛盾和冲突浓烈地展现在一块场景之中。故事的展开源于与普城对立的石头城军阀少帅曹少璘杀害面馆三条人命，被普城保卫团团长杨克难绳之于法。可曹家军阀势大，而普城所属的南方军团又不在城中，作为具有临时执法权的杨克难面对杀人邪凶曹少璘是杀是留？杀之，则以曹氏军阀之强势，以屠城为威胁；不杀，天理难容，无论于正义于法理均不可容。作为电影的另一条线索，由彭于晏饰演浪人马锋武功高强，路见不平欲拔刀相助。作为局外人的他虽然可置身于普城人民、保卫团以及普城富商阶层的立场之外，但面对生命与法理两种正义两种抉择以及曹军中与之对峙的上校也是其同门师兄的张亦，正义与情理的矛盾在这个流浪武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一、两组线索：强权V.S公理

电影的主线中一直隐微贯穿着由如下台词构成两组命题的探讨：

A.有强权没公理；

B.正义，要有人做才存在。

这分别折射整个电影的两大类人物，前者是军阀少帅曹少璘、曹军上校张亦、电影前期的浪人马锋以及大多数摇摆态度的普城百姓；而后者主要是普城保卫团杨克难一行、青年教师白玲以及后期的浪人马锋。因而，整个电影叙事另一条线，即马锋态度的变化也恰恰印证这一命题的对立与背后的哲学探讨。我们不妨看看马锋在电影中态度是如何转变的。电影描绘了浪人马锋转变的两个阶段：①从护镖过程中首次发现护镖行为的不义以及护镖人职责之间的矛盾，出手攻击官员，致使官员对镖局实施打击报复。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强权不敌公理，正义不得以伸张，而这一领悟也使得他与镖局斩断关系，至于后期镖局解散也更使得其心灰意冷，抱着逍遥出世，不理世事的作风成为了流浪武士。②从普城巧救教师白玲，到白玲被杀后遗信嘱托促发起马锋旧有的正义之心，到后面目睹曹氏少帅的变态和保卫团团长杨克难对正义的身体力行和为普城百姓的舍生取义，决意帮助普城百姓，重新确立对正义的信心和希望。从命题A到命题B的转变构成了马锋线索的核心，也是导演试图通过这条线索诱导观众思考的问题，在正义、公理和强权之间，我们应选择哪个？

尽管电影中个别场景的一些台词会给人一种生硬的舞台剧形式的感觉，但整个电影的叙事中，关于这个问题思考的引导不是通过直接文本式发问完成的。相反，通过整个情节中矛盾和冲突，不断刺激观众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屈服于强权，尤其是在曹军军势浩大，上校武功高强，而整个普城民众生命安危全在与自己生命无关的曹少璘身上。选择正义而处决曹少璘，代价非常昂贵这一信息不断通过民众、富商、上校张亦等人多个角度呈现给观众。而后，相应的对正义的呼声也不断地从教师白玲的遗信，保卫团长杨克难的执着与信念，尤其是通过古天乐饰演的变态杀人犯曹少璘的卖力作恶，提醒观众，任何对正义怀有一丝执着的人都不愿意释放曹少璘，行这奸邪之事。更何况，无论是否释放曹，都正如杨克难的话“从曹少璘踏入普城开始，就已经是一场灾难”。面对这两组命题的冲突，是要正义的彻底贯彻还是对强权的暂时屈服，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略为遗憾的是，和莎翁的《科利奥兰纳斯》不同，电影结尾处的升华并没有带来更多思考性的要点，碍于商业片固有的取悦于观众的特性以及导演陈木胜对动作场面的执着，更急切地给予答案。电影最后通过杨克难的舍生取义，曹少璘决意屠城的举动以及保卫团的革命性引导作用，变成喜闻乐见的人民反抗暴政的喜剧结局。而浪人马锋也在这场斗争中谅解师兄，收拾旧日同门友谊，为正义付出自己英勇的汗水，并最终在华丽的战斗中为故事写上完美句号。

电影《危城》海报

二、正义之艰：功利V.S道义

政治哲学对正义的讨论千千万万，但总离不开的一条线索，就是人们在作出行动决策的时候，是应该选择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行为准则还是选择服从最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义务。这一困难就像著名的电车难题，一辆正在行驶的电车前面有人倒下，作为电车司机是否应该为了贯彻救人的道义改变电车行驶方向，而这一道义的贯彻却违背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因为另一航向上有着无辜的5名路轨修理工，改变行驶方向意味着无辜的5个人受害。这一道德上的冲突也出现在《危城》的男主角身上，由刘青云饰演的普城保卫团团长杨克难。在杨克难这一条线索中，同样有着显置的命题冲突，他是富有智慧和谋略的正义执行者，但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悖论：他是应该去实现杀人偿命那天经地义的正义，然后牺牲全普城无辜百姓的生命；还是贯彻保卫团保卫人民群众的正义使命，然后置杀人狂魔少帅曹少璘于不顾，任由其逍遥法外？无论选择何者，对他的正义而言都是一个致命性的损失。

相比于浪人马锋的简单纯朴和年轻率性，保卫团长杨克难身兼家长、保卫团长、普城临时执政官以及杀人犯审判官的多重身份，人物的复杂性丰富了很多。与此同时，落在他身上的思考与责任也多得多。这一责任莫过于电影塑造的两“跪”，一是保卫团老廖与他在桥中对话的那一跪，二是面对全场百姓百般指责和哀求，为了保存姓名要求杨克难释放曹少璘的一跪，这两跪，一个是朋友家人的人情，一个是全城人民生命的责任，每一跪都如此割心，每一跪都直击杨克难心中的正义。这一跪，本质上是功利主义对道义论的考验——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一道义公理，明明对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处。功利主义作为主流价值观在西方社会延续近一个多世纪，并且成为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三大流派之一，即使是罗尔斯也承认，“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态的功利主义，因为功利主义一直得到一系列创立过某些确确实实有影响和魅力的思想流派的杰出作家们的支持，没有人提得出一个能与它在系统性和实用性上相抗衡的理论”。[1]这注定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杨克难还是坚持住自己，这一坚持尤其可以反映在片中开头他说的一句话：“正义，要有人做才存在。”正是以这种舍生取义的方式贯彻儒家价值观与侠义精神，使得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在杨克难遣散保卫团和敦嘱浪人马锋保护家人的时候，就说出其最终的思考，既然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要退缩。实际上这就是摆明道义论作为最高纲领的态度，即作为道德思考或正义决策的最初始原则，一旦确定下来，从体系当中是不能够排除的。的确，坚持道义或公理在道德实践中可能会遭遇损害其他道德原则的事情，例如坚持对杀人犯曹少璘的处决就意味着曹军的屠城和对全普城人民生命的损害。但问题并不在于坚持对杀人行为的谴责和惩罚是错误的，这只是意味着需要添加新的行为来阻止有可能发生的新的恶果，即对曹军屠城的阻止。而这一阻止，就体现在杨克难留在普城，任由少帅的惩罚，以他一人之因，换回全普城百姓的性命。尽管从现实考虑来说，这一交换对于实力强大的曹少璘丝毫无法成立，但这本身是作为普城保卫团团长能够做到最基本的事情。也正是基于这种舍生取义的儒家正义观，促使杨克难做出如此的选择。

三、时代回响：现实V.S理想

吴京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戏份并不是很重，但是在叙事的升华上却具有了不一样的地位。吴京所饰演的角色曹军上校张亦是一个成熟而有野心的现实主义者。他明白强权的非正义，但屈服于强权的势力与淫威。某个程度上，他和普通百姓一样，温情体贴自己同门师弟，热爱和平不希望无辜百姓受伤害，但同时迫于形势不比人强，他忍气吞声，如同卑贱奴才一样侍奉家主，为少帅曹少璘鞍前马后不惜以屠城换回一人。这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似乎就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写照，不同的只是他位居高位，他武功高强，他所处的立场是敌对阵营，仅此而已。但这样的一个角色恰恰以观众很强的代入感，因为这种无奈和选择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而张亦这个角色的出现也给上述两个正义的谜题予以亮丽的回应。

相比于浪人马锋纠结于强权和公理，现实主义者张亦毫不留情地在强权一方做出选择。令人动容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者选择的方向，而是他选择的果断与从容。因为人们没有办法敌过现实之于每个个体压倒性的力量，和保卫团团长杨克难选择曲高和寡的舍生取义，作为现实的个人基本不可能，在伦理上也不必要求做到，但我们渴望一种成熟的判断，什么是现实，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一个成熟的现实主义者予以我们这样的希望。上校张亦本来也是镖局一员，为了同门师兄弟，他知道不可逆反雇主所托，更不能因为所谓的不义和奸邪而调转枪头，把长枪指向官员。这恰恰是杨克难所说的法理，是职业道德。这种与师弟马锋的简单怒气上涌不一样，是一种成熟的考量。不幸的只是事态的发展非人所料，时代的东风吹散了师兄弟的情谊也吹出了两人不同的道路与立场。即便张亦不带人屠城，难不成杀了少帅的普城人民可以逃得过曹氏军阀的魔爪吗？现实的潮流本就如此，张亦给出的一天时间，本来就是给普城逃难的，只是大家没有理解这一点用心。至于结尾处酒坛大战与念于同门手足情舍身救人，以及最终保卫团逆袭反攻、南方军及时支援击退则像是导演对这系列问题的浅尝辄止，以一张完美的答卷掩盖整个问题的不完整性，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草草收场。这使得问题最为核心的矛盾没有得以展开。代表成熟的现实主义者的张亦和代表睿智的理想主义者的保卫团长之间本应有的一次对决，在神兵天降的剧情中销匿了。假如可能展开这方面的叙事，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就不至于像张亦马锋二人对决一样，明明是现实一方取得压倒性强势而又良心发现和机缘巧合拯救了理想的一方。现实从来就不是这样得到迁就的。但如此华丽的对决在金牌动作指导洪金宝的作用下，观众也没有损失太多，华丽和独具匠心的酒坛大战让人知乎过瘾，吴京长枪动作的犀利和彭于晏英俊的身影，也不会让人感觉失望。但一场深刻的探讨也就在华丽的战斗中戛然而止了。

四、影片英文译名：Call of Heros

电影《危城》的英文译名是Call of Heros，即英雄的呼唤，本意是说在危机四伏的普城之下，需要呼唤英雄来拯救人民，带领人民逃离曹军的魔爪。但如果挖掘电影中更深刻的内容可以发现，处在危城当中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普城人民，而是被呼唤的英雄。浪人马锋必须在强权和公理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保卫团长杨克难也必须在人民的生命利益和杀人偿命的道德公设之间做出准确选择才能够拯救自己出危城。甚至乎，包围着这座危城的曹军上校张亦也在自己情理与现实的选择中方能拯救自己出护主不力的危城。对于马锋，是杨克难的一人换一城的选择拯救了他；对于杨克难，是保卫团的突破逆袭和南方军的及时赶到拯救了他；对于张亦，是酒坛大战的意外中止了他在情理与现实的纠结，升华了他的存在。而对于普城人民，一方面是他们造就了英雄的危城，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存在呼唤了英雄。

这到底是危城的英雄，还是英雄的危城呢？

[1]袁久红.正义与历史实践: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批判[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06.

邵红梅，女，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