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有一天和妈在电话里聊我小时候频频遭到“毒打”的经历：数学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语文生字写得马虎要被掐大腿；有时候放学后贪玩耽误了写作业，屁股被打得又高又肿，第二天都没办法坐在班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惨的镜头全堆在眼前，我怪里怪气地嘲讽：“妈，听过那个笑话吗？世界上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还有一种自己不飞，就在窝里下个蛋，让下一代使劲飞。”电话那一端沉默不语。

几天后接到妈的电话，她说：“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话，说得挺好，我记性不好要赶快念给你听，‘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人说得有道理，妈嘴笨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孩子啊，你原谅妈妈吧，当年打你的时候，我心里认的也是这个理，妈只不过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妈是上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成长于“文革”的末期，贫穷是社会共有的症候，物质上吃定量供应的二米饭和窝窝头，精神上只有小人书和黑白的革命教育片。

妈是家中的老二，是最肯吃苦的帮手，冬天在雪地里捡煤球捡到手生冻疮，夏天编草鞋搓草绳搓出一手老茧。高中还没毕业，她就迫不得已辍了学，藏起荒唐的飞行梦想，在餐馆做起早贪黑的服务员，每个月工资三十七元，其中的大部分要用来补贴家用，剩下的零零散散，小心翼翼地折在方巾里，攒够了就给自己买一盒友谊雪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