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私立高校的地方性及其超越

2016-11-17高鹏程

高教探索 2016年9期

高鹏程

摘要：民国私立高校的开办一般要考虑到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南通大学就是东南巨绅张謇立足南通地方社会的循序渐进的创造。民国私立高校既从地方社会汲取各种资源，同时也反哺地方社会。但是地方性又成为制约私立高校发展的瓶颈，政局的动乱更会放大这一与生俱来的缺陷。临近的上海不仅成了南通大学的拓展空间，而且成为战时复学之地。民国私立高校要突破地方性，有时甚至要去应对国民政府不支持的困境。南通大学的“改大之争”背后潜伏着国民政府管制南通大学的图谋。即便如此，民国私立高校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业绩实现了对地方性的超越。

关键词：私立高校；地方性；南通大学

民国时期私立高校林立，它们既扎根于地方，受益于地方性，又要努力超越地方性，扩大影响，谋求自身生长的空间。本文力图通过民国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上海的拓展和转移，“改大之争”与地方性超越等三个方面的论述，揭示民国私立高校的地方性及其超越。本文的私立高校是指不包括教会大学的民办高校。所谓地方性，是私立高校立足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而生成的特点和由此派生的局限性问题，如资源不足，影响力有限等。南通大学为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高等纺织学科的创办及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南通大学有狭义和广义概念之分。狭义的南通大学特指1928年组建的私立南通大学，广义的南通大学泛指构建南通大学雏形的农纺医各校，私立南通农科大学（1919年）、私立南通医科大学（1927年）、私立南通纺织大学（1927年）、私立南通大学（1928年）和南通学院（1930年）。学界一般研究广义的，本文亦然，只是偶尔在特定情境中使用狭义概念。

一、民国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

民国时期私立高校不但或多或少带有创办者的个人烙印，而且与培育它们的地方社会血肉相连。民国南通大学是东南巨绅张謇（1853-1926年）在其家乡南通渐行实业教育的产物，南通地方社会是滋生南通大学的土壤。张謇一手创办的农、医、纺科学校最终构建了南通大学的主体学科。南通大学的主体学科都属于实业教育。张謇本人是清末甲午恩科状元，精通制艺，坦言自己是“科举中人”，而且先后执掌崇明瀛洲书院、南京文正书院，对传统教育可谓驾轻就熟。那么他为何会切入实业教育，进而为南通大学创办奠定基础呢？1922年来南通实地考察并屡次与张謇会面的日本人驹井德三评价张謇道：“头脑清晰、学识丰富、眼光洪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用之才”。[1]张謇看重实业教育，而非传统教育。他认为人人读经，“谁与谋生？”[2]他也不讳短，“本人潜心研究，觉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3]。张謇认为：“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4]这是因为“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5]，而以技能培育为导向的实业教育自然是实现教育向实业转换的桥梁。实际上，倡导实业教育也正是当时社会的共识。有学者指出：“晚清以降，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一介书生，论及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无不把‘实学放在首位。”[6]在诸多实业教育中，张謇之所以选择农、医、纺三科，缘于他办学首先考虑到南通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纺纱厂”，“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有创设农业学校。”“纺纱须纺织专门人才，有设立纺织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7]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认同并细化了其父的设校理由。[8]当年的南通大学毕业生张保丰又指出：“张氏所办的三所高等学校虽有其不同的性质和任务，但都是围绕着发展纺织事业的需要而发展的。”[9]

张謇保守的政治态度也奠定了南通大学学风的基调。张謇是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前夕，“还想对清廷作最后的挽救”[10]，被卷入革命，实在是身不由己。1914年，张謇为南通大学农科、纺织科、医科拟定的校训分别为“勤苦简朴”，“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祈通中西，以宏慈善”。[11]张謇认为：“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南通实业教育，本不因人生活，教育尤不欲受一切新说之激荡”[12]。他直言：“謇所自立之各校，本向来严格主义。”[13]此言不虚，1919年，张謇就曾因为“纺织校学生罢课之风潮”，一度宣称停办该校。[14]1947年上海学潮澎湃，在沪南通学院学生“并未受外界影响，攻读如恒”[15]。其原因与其说《申报》归因于学生爱护院长张渊扬，不如说他们秉承了既往的传统。

南通地方社会为南通大学提供了便利。其一是教学场所的便利。这样的便利是有意为之，“吾通有农事试验场，有部设棉作试验场，是可供农学生土壤肥料之试验。有盐垦公司，是可资生徒机械使用与土木工程之实习”[16]。张保丰回忆道：“农科的试验田不小，沿三元桥至易家桥大河两岸的大片农田都是学校的试验地”，“在三元桥向南沿河边有家畜场”，“我们大都是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下农场家畜场等地，从劳动中学习研究”。“医科一开始即建立了南通医院，供师生实验实习之用。规模不小，设备全，技术水平亦高，为南通地区最有威信的医院。”“纺织科和大生纱厂仅一河之隔，学生下厂实习的条件较好。”[17]南通学院农科还借南通县体育场开春季运动会，会场布置和裁判工作都由体育场代办。[18]其二是经费便利。南通地方社会为南通大学提供了经费。据1930年《江苏省最近教育概况》看，南通大学经费来源有“（1）基产地十一万七千九百十九亩之租息；（2）基金股票七万二千六百元之股息；（3）大生纺织公司各厂认缴之经常费；（4）各附属机关之收入；（5）各科学生学宿费之收入；（6）设立者及校董临时捐助或募集之款项”[19]。1931年前，南通学院纺织科的经常费“完全依赖大生各厂”，“故其进展之历程常随纺织事业之兴衰而又迟速”[20]。1937年，南通学院纺织科迁到上海复课，所用经费中就有大生纱厂提供的7000元补助费。[21]甚至到1948年，南通学院一学期的学费收入仅够两个月开支，其余四个月的开支还都要靠大生纱厂。

南通大学则反哺南通地方社会。1915年4月30日，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熊辅龙做了南通历史上第一起尸体解剖的示教，5月15日《通海晚报》刊登了题为《医校解剖尸体记》的报导。这次尸体解剖示教及其报导，对于开化南通社会风气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2]南通大学农科派人亲赴乡间，指导农家改良植棉，推广鸡脚棉种，促进地方农业的进步。[23] 1921年，纺校毕业生独立完成了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和安装。[24] 1937年，南通学院医科6年制本科生王道炜在南通基督医院实习，并在执行防护任务时被日军飞机炸死殉职。[25]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学生在用陌生人的眼光审视南通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1925年，农校校长收到过署名告状函件，信中说：“贵校学生秦忠如，系外省人，与桃坞路某公会会长之女公子，幽会于惠中旅馆三十九号房间，被人觉察，前往捉奸云云。”[26]如果确有其事，表明外来的学生拓宽了本地人社交对象的范围。如果真如张謇所言并非事实，那么虚构背后也潜藏着本地人对学子佳人谈情说爱的合理想象。以上两种可能都表明南通地方社会不能漠视青年学生的存在。

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休戚与共，“二十余年矣，过去因生活程度较低，且实业盈余亦富，故经费颇为充裕，而设备尚能随时扩充”。当地方经济发展低迷时，“原定津贴敝校之常费，不能不折扣发给”[27]。 “则学校之兴衰，每易随着实业之降替而为转移。”[28]但是，南通毕竟是江北小城而且交通不便，无法提供所有的教学资源。1934年，南通学院医科学生为了研究人体解剖学，多次向官厅“请领匪毒等案枪决尸身，均以各有家属未果”，于是潜往城南公共体育场西首荒冢任意挖掘，“计毁坟四十三座，内男柩十七具，女柩及孩柩二十六具。随即褫去殓衣，分别宰割，用袋装贮回校”。不料，学生运尸中途被死者家属截获，“立时聚集五千余人，大起交涉”，引起全城轰动。[29]这场掘墓盗尸风波实际上是南通学院学生突破地方性资源瓶颈的尝试。

二、民国南通大学在上海：地域空间的拓展与转移

既然光靠南通地方资源不足以支持南通大学，那么拓展地域空间势在必行。仅仅一江之隔的上海自然成为首选，耐人寻味的是本部在苏州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的法科也设在上海。[30]上海是近代以来四海云集、消息灵通的国际化大都市，各类资源富集。而且大生企业集团的总部企业（驻沪事务所）设在上海，并且发展成为大生企业集团的神经中枢。[31]除了在南通外，南通大学招生地点也在上海分设。[32] 1925年，南通大学农科在上海的《申报》上做广告，推销优质棉种。[33]上海一直是近代中国纺织业的中心，仅以棉布商号为例，1919年、1921年、1932年的数量就先后达到519、451、537家。[34]它当仁不让地成为南通大学纺织科专业见习地。1929年4月，南通大学纺织科组织参观团，由钱昌时教授率领来上海等地参观各工厂。[35]1937年4月，南通学院纺织科毕业生20余人，由沈泮元教授率领，沿京沪路各纺织厂参观。[36]

不仅如此，上海也是1938年南通沦陷后，南通学院最佳转移之地。南通学院医科在湖南沅陵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合并成立国立江苏医学院，南通学院医科却由此中断，直到1947年才恢复。[37]而南通学院农科与纺科搬迁到上海后得以延续， “中间变经艰危，数度挣扎，卒仍能保持独立不屈服，弦歌不辍之生命力”，这固然主要归因于“学校固有之伟大历史与优良传统”，但也得益于上海的地利。[38]

其一，上海局势相对稳定。1937-1941年是上海历史上的“孤岛时期”，上海的租界比较安全，江浙一带的一些高校迁往租界继续办学。[39]南通学院亦在其中，农纺二科迁到江西路451号复课，1942年迁至重庆北路270号。[40]在江西路451号租赁的校舍是德商禅臣洋行的房子，只有楼下一层。条件比较简陋，分隔而成的“不同房间的声音往往相互干扰”[41]。

其二，上海为在沪南通学院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南通学院农纺两科的同学互助组，暑假举办了“贩卖蔬菜助学”和“劝募国货助学”活动。“在炙热的烈日下，他们每天派几个学生挑着一担蔬菜，向指定的人家送去。”“国货助学的工作比较容易，但他们的确费了不少的汗水，说了不少好话，才募得了这么多国货，暑假本校举行过一次义卖市场，清寒学生于是得救了。”[42]

其三，上海企业雇佣南通学院毕业生。1940年，南通学院染化工程系第二届毕业生12人，已经由寅丰、中纺、万丰、昌兴、信孚、章华等多家大染厂分别聘请，均已入厂服务。“内有女生一人，现进昌兴印染厂任职，实为女界入印染厂工作之第一人。”[43]

其四，上海政府机构与南通学院合作。1947年，上海市卫生局与南通学院合办上海兽医诊疗所。处所在重庆北路二七〇号，“上午出诊，下午门诊”，“从此本市兽疫可望有效防治，畜类疾病亦可得医疗之所”[44]。

当然，迁沪的南通学院也有上海的问题。第一是学习氛围不足。上海是十里洋场，繁华之都，“自学校迁沪后，学子染于时下同行之浮华习气，同时更由于复杂之环境观感，故身不能安，心无自静”。第二是教学硬件缺乏。“又无自办工厂农场以资实习。偶尔随师参观流览，走马看花，自更不足以语耐苦习劳。同时学校图书缺乏，社会读书风气不浓，故多数课程均以讲授概括研讨，以活动代替实习。”[45]

南通学院的教授也乐居上海。1946年，南通学院开始迁回南通，“大部分在沪院的先生都向之征询意见，结果应允的六位，真去的四位”。“本来在暑假开始前后，也有不少介绍来校任课的先生，但是在南通不去的条件下，都无从接洽。”[46]所以，虽然南通学院有抗战胜利后全部迁回南通的计划，“可是为了迁就教授的关系，染化，纺织和畜牧兽医三系的高年级，不得不留在上海”[47]。由此可见，较之上海，南通对教授的吸引力不足。

三、南通大学“改大之争”与地方性超越

如果把拓展与转移至上海视作民国南通大学突破地域藩篱的实践，那么 “改大之争”则是南通大学努力确立自己在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便利地方性超越的积极尝试。虽然大学之名终究没有获批，但南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实业发展的卓越贡献，已经表明南通大学超越了地方性，影响全国。

南通大学并非一蹴而就的产物。张謇最初甚至寄希望于政府办工科大学，1905年他曾向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建设，但最终没能如愿。张謇慨叹道：“设使当时采议即行，工学生徒，去毕业不远矣。官愁民叹，穷且逾前，岁月滔滔，坐听废弃。謇等时相聚首，未尝不为之伤心太息也。”[48]官办不成，张謇自己动手办。他一直持有循序渐进的办学思想[49]，“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50]，1907年，农科附设于通州师范学校，后又独立出来；1912年3月，南通医科学校成立；1912年4月，纺织染传习所成立。[51] 1919年，张謇开始明言：“南通本有私立大学之计划，应即设备改进扩充。”结合文本语境看，当时张謇甚至把提升办学层次作为对农医校学生不附和“五四”运动罢课的“褒奖”。[52]同年，农校改称私立南通农科大学，翌年开课。[53]眼光长远的张謇并未因此裹足不前，1922年就与有司商量在阜宁射阳河北“南通大学基本区地”施工的免税问题。[54]也就是说他开始为南通大学筹划资金，然而天不假年，没能看到南通大学的组建。

1927年，张孝若“承其父有设立大学之遗志”将私立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递升改组为南通纺织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新布教育法令，单独一科，不得称为大学。于是张孝若根据新制将南通农科大学、南通纺科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组成立南通大学。将三校合一，属于集约化模式，不仅便于学校管理和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招生。1929年6月，教育部批准南通大学校董会立案。1930年，教育部部令“以现行教育法令，规定大学组织法，须具备三学院。南通大学虽已有农医纺织三学院，但学院名称中，部章并无纺织列入，故先准以南通学院立案，俟具备三学院呈部核准后，再恢复旧名”[55]。南通大学报大学，批学院结果令人尴尬，而且教育部拒批大学的理由多少有些勉强。“改大之争”明示了教育部对南通大学的规训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正是南通大学的地方性难以逾越的。当年南通大学的学生陈翰珍回忆到，1922年四川督理杨森规定凡在省外求学的川籍学生，由各县教育局负责给每人按月津贴150元，但是当时南通大学没有在教育部立案。虽然张謇公布宗旨说：“我办学是用我的方法，我不愿意把外界不良风气带进我的学校来。” 但是该宗旨彰显的地方性并不能匹敌政府的权力，陈翰珍等川籍学生只得转学。[56]

“改大之争”似乎也反映了教育部乃至其身后的国民政府，乃至中国国民党与南通大学及其张氏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张謇生前与国民党关系并不融洽。1916年3月，十几位国民党员携带炸弹到南通，企图发动起义，“结果全遭逮捕，当夜即被杀害”[57]。1927年，即张謇去世后的第二年，北伐军攻克南通，张謇的三兄张詧（1851—1939）被举报为土豪劣绅，不久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逃到大连隐居。和张謇关系密切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也被通缉，同样避居大连。[58] 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南通地方社会势力并不被靠革命起家、企图集权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看好。时至1947年12月，私立南通学院还在为恢复南通大学之名而苦苦奋斗。[59]更有甚者，1931年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南通大生纱厂的征税，动摇南通学院的根本。为此，南通学院不得不请财政部“在大生纱厂统税项下，提拨若干成，以维校资”[60] 。1935年，教育部又训令南通学院进行切实改进。[61]以上说明，国民政府对南通学院的态度并不友善。

但是，即便民国南通大学在“改大之争”中落败，南通大学对民国高等教育及相关实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地方性超越。首先，依赖地方社会资源的南通大学不仅为南通，也为全国各地培育大量实业人才。之所以如此，固然有民国私立高校招生自主的部分因素在内，更多因素应该归功于南通大学立足南通，辐射全国的教育战略和吸引各地生源的教育质量。基于地方实际需要的实业教育不但没有制约南通大学的发展，相反却成为其教育的特色。其实，早在1917年，先知先觉的张謇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中就反问道：“宁惟以是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而已。”[62]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以南通地方社会资源培养的学生不会囿于南通，而将造福整个民国社会。1924年，张謇介绍南通文化教育事业道：“总计开办至今，除本省本县外，其他各省青年远道而来者，凡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十三省。”[63]到1928年，南通大学“教员人数，男101人计农科43人、医科39人、纺织科19人；女7人（皆在医科）。在校学生人数，男409人计农科282人、医科54人、纺织科73人；女14人计农科7人、医科7人。毕业人数，男652人，农科294人，医科180人，纺织科178人”[64]。到1933年，南通大学纺织科从创始起计，合计21年，毕业16届，毕业生341人。“籍非南通者三百〇二人，几占十分之九”，参见表1。“服务全国棉厂及从事纺织学术者二百四十六人，计占四分之三。”[65] 甚至在抗日烽火连天的1942年11月，迁沪的南通学院49名学生、13名教师还在代理院长郑瑜的率领下，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办学，为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农业与纺织人才。[66]

其次，缘于南通地方需求的纺织科成为“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学科”。吊诡之处在于它还曾是拖了改大后腿的学科。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南通学院纺织科成为“远东的设备完善，成绩优良的一个学府。前后二十九届毕业的八百多位学生，每一位都是中国纺织界有力的干部。胜利后，政府接收数百万纱锭而成立的中纺公司，其中一半以上的工程人员，都是从南通学院纺织科熏陶出来的学生”。既然南通学院拥有足以自傲的资本，而改大之争不顺，那就看淡它。“改大与否，是形式上的事情。而今日南通学院在作育下一代人才，以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的责任和使命，初不比国内那一座大学为轻。”[67]这实际上正是南通大学以地方性超越来抗衡甚至傲视改大不顺背后的权力。

余论

民国私立高校通常是创办者响应时代呼唤，基于地方社会实际需求而开办的。南通大学顺应时代呼唤，以实科为主，是张謇立足南通地方社会的循序渐进的创造。民国私立高校一方面从地方社会汲取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又反哺地方社会。但是地方社会又会成为制约私立高校发展的瓶颈，政局的动乱更会放大这一与生俱来的缺陷。南通毕竟是江北小城，招生、实习、就业等压力促使南通大学开拓地域空间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临近的上海不仅成了南通大学拓展空间，而且成为战时复学之地。民国私立高校要突破地方性，有时要去应对国民政府不支持、甚至掣肘的不利局面。南通大学的“改大之争”表明了它力图获得与自己相称的地位，便于地方性超越，但是国民政府没有使其如愿。在诸多压制性措施的背后，国民政府潜伏着管制南通大学的图谋。即便如此，民国私立高校依靠地方资源，仍然可以凭借对高等教育和实业的突出贡献实现了对地方性的超越，南通大学的业绩和影响力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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