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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2016-11-17尹静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6年10期
关键词:洪学智张文战士

尹静

战争中的洪学智将军

洪学智说:“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他未曾退缩,始终迎难而上,坚守着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信念,他的出色战绩不仅使他名垂后世,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不负众望

坐落在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是闻名全国的将军县,这里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这个令人敬畏的地方,诞生了59位将军,其中就包括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洪学智,1913年出生,16岁时开始投身革命,自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1932年3月,洪学智随军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洪学智所在团的连长当场牺牲。军不可一日无帅,洪学智在作战时的突出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一致推选洪学智为连长。果然,洪学智不负众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削弱了敌军的有生力量,为全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团在洪学智的出色带领下被评为全军模范。

在苏家埠战役胜利前夕,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之时,洪学智冲在第一线,带着机枪连与敌军奋死拼杀,却不料中了敌人一枪。子弹正好打在了洪学智的左胸上,左肺叶严重受伤,致使洪学智呼吸不稳,当场流血不止,从山坡上径直滚了下去。

“你们不用管我,只要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让我再中一枪,我也愿意。”洪学智用坚定的眼神望着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团政委曾传六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跑到洪学智跟前,满是担心地说:“洪学智,你要坚持住,我们是不会丢下你的,你给我好好地活着!”看到大家这么关心自己,洪学智觉得值了,他想就是为了兄弟们,他也不能死。

然而此时,血已经流入洪学智的胸腔,形成了很多黑血块,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洪学智没喊一声,他咬紧牙关,用自己的毅力支撑着。看到洪学智这么痛苦,给洪学智抬担架的两个小伙子,一边跑一边哭,只希望快点,再快点……等到了红军医院,两个小伙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医生,他俩“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求医生一定要救活他们的连长。

“你们不要难过,瞧,我还能站起来呢!”为了安慰两个小伙子,洪学智强撑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由于失血过多,还没等他站起来就已经又倒在了担架上。这时,医生赶紧过来,连忙制止了洪学智。“同志,我知道你不想让这两个小伙子伤心,可是,你知道你伤得多严重吗?你不能再动了,否则只会加重你的病情。”“照你现在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有可能……”医生欲言又止,稍稍缓解一下情绪后说道:“现在伤病员很多,再加上药物紧缺,如果不能及时用药,很可能撑不了几天。”听了医生的话,两个小伙子的眼泪又止不住了,他们多么希望中枪的是自己。

“医生,我知道了,我已经杀了不少反动派,够本了,只可惜不能再参加革命,不能再去战场了。”说到这儿,洪学智悲痛不已,突然又吐起血来。

由于战事紧张,伤员一个接着一个,原本的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因此,上级决定把俘虏的敌军医生也都送到红军医院里来。洪学智刚才的一幕,恰巧被刚送过来的、原敌旅医务主任尽收眼底。

这位医生没有和红军正面接触过,但敌我对立,出于本能他对红军是排斥的。即使被俘虏了过来,他也并不打算讨好这里的人。因而,刚看到伤情严重的洪学智时,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并不怎么上心,也不准备出手相救。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洪学智竟如此平易近人,不但没有连长架子,还忍着痛去关心小战士们。此时,他才意识到之前对红军先入为主的判断是多么的迂腐。

他想:“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男子汉,他的生命如果就这样匆匆结束,太可惜了。”于是,他从自己的兜里拿出来一个小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来两粒止血药给洪学智服下。“如果你是一位贪生怕死的战士,我压根不会理你,你不需要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说完,这个俘虏就转身离开了,没有接受任何人的谢意。

“小战士们,赶紧擦擦眼泪吧,你们的连长有救了。”之前的那位医生微笑着说道。

一个多月后,洪学智的伤口逐渐愈合了,但走路还是个问题,医生建议他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洪学智心里想着部队,还是提前出院了。就这样,他坐在担架上,和小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往潢川去找部队。途中正好经过他的家乡双河,洪学智想:“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寄信了,他们指不定得多担心呢,还是回家报个平安吧!”为了不让家人知道自己受伤,他决定走着回去。从担架上下来,安排好两个小战士后,他就徒步朝家乡的方向走去。

“你……你不是死了吗?难道是想家了,所以大白天的也回来看我们?”突然见到洪学智,洪学智的大爷非常疑惑地问。“大爷,我没有死啊,你摸摸是不是真的。”洪学智说着,把自己的胳膊伸出去。确认侄子还活着之后,他兴奋地说:“你别怪大爷,前段时间你的战友回家,告诉你母亲你中弹的消息,我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洪学智大笑道:“我的命硬着呢,一个弹片算什么!”回到家后,一家人见到洪学智别提有多高兴了,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再回部队,还张罗着要给洪学智相亲、娶媳妇。听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的都是结婚、生娃的事,洪学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大家说起了出嫁的姐姐,想到姐姐,洪学智笑了。他走到母亲面前说:“妈,我去看看姐姐,到姐姐家住几天再回来相亲成吗?”

得到允许之后,洪学智快速地奔向大部队方向。追上大部队后,洪学智才抽空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家人能够理解自己,并说等革命取得胜利,他一定回家好好孝敬父亲、母亲。

照顾好每一个战士

1935年7月,洪学智时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负责筹备中央红军所需的衣服、鞋子、粮食等一切相应物资,同时后方医院的管理、伤病员安置、安全保卫和群众工作等也交由洪学智负责。7月中旬,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通知洪学智提前准备好粮草。为此,洪学智积极动员,上下调节,利用一切正规途径在有限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共为中央纵队送去了几万斤的粮食和几百只牛羊。“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第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听到刘少奇如此称赞自己,洪学智信心倍增,暗中为自己打气,决不辜负中央的厚望。

7月下旬,洪学智按照方面军指示,离开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然而,在行军的过程中,由于前面的部队刚经过不久,洪学智所在的部队几乎找不到野菜、野果等可以充饥的食物。

洪学智正在思考着如何应对眼下的难题,突然一个小伙子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个小伙子虽然瘦瘦弱弱,形销骨立的,但眼睛却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可能因为腿部有伤,小伙子走起路来歪歪倒倒的。看到战友们一个接着一个超过了自己,小伙子显得十分着急。这个少年一下子吸引了洪学智的目光。

“小伙子,振作点,为了胜利,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洪学智的鼓励让这位小伤病员内疚起来,他哭着鼻子说:“洪主任,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拖你们后腿。”看着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忍着伤痛、挨着饿,还这么坚持着,洪学智于心不忍,二话不说,令人将小伤病员放在自己的战马上,又将自己唯一的一件单薄的外衣脱下来给他穿上。考虑到还有许多伤病员需要照顾,又没有可以掩护的部队,为了大家的安全,洪学智决定返回黑水、芦花。不料,刚刚安顿好部队的相关事宜,洪学智就病倒了,而且高烧不退。

“都怪你!洪主任的身体一向很好,要不是把衣服和战马都给了你,怎么会病得这么严重!”这时大家纷纷指责起小伤病员来。后来从驻地六十里外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尽管如此,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看你们了,这是药方,除了你们医院现有的几味药之外,还缺几味更为重要的药,如果你们找不到,就算是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说完之后,老中医又将那几味药的形状跟第四军的战士们详细地描述了一遍。随后,被选派外出找药的战士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跟随队长在草地上一遍一遍地寻找起来。

七月,草长得很茂盛,到处都绿汪汪的。茫茫草海,让人一眼望不到边!草药到底长在何处呢?战士们摸不着头脑,心里忐忑不安。但是,想着洪主任情况危急,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能硬着头皮找下去。

为了大家的安全,队长再三嘱咐:“现在正逢草地雨季,泥泞不堪,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浅处没膝还好,深处则会没顶。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脚始终要踏着草丛根部前进。”

“队长,我们记住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前面的草丛里好像有人!”一个战士突然说道。

队长诧异地说:“这里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怎么会有人呢?”

不知来者何人,大家纷纷警觉起来,谨慎地移动脚步。

“队长,是我。”那位骑马的小战士冒出头,拖着疲惫的身体说。

“你怎么来了?我们都是嘴上说说,没有真怪你的意思,你的伤还没有痊愈,还是回去养着吧!草地上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没命了。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带着草药回去的!”队长说完之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小伤员,可是他就是不听,非要跟大家一起找,其他人见他这么坚持,只好同意他留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最后一味药却怎么都找不到,战士们不免有些灰心,可看到小战士仍在弯着腰不停地寻找,大家又都重新搜寻起来。

“洪主任平常总教导我,要不怕吃苦,心中常怀希望,这次我一定要找到那味药,好好表现,等洪主任醒过来,我就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哭鼻子了。”小伤病员在心里默念着。

“同志们,快过来,我找到药了,你们看,是不是这味药?”小伤病员激动地叫着。听到喜讯,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跑向小伤病员,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队长第一个跑了过来,他接过小伤病员手上的草药,手抖动得特别厉害,生怕把草药弄折了。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才对陆续赶过来的战士们说:“是真的,就是它,我们赶紧回去,老中医还等着呢。”

大伙儿相互传看之后,把这味最重要的草药和其他味草药一起放进了布袋里,一颗颗悬着的心此刻才放了下来。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下来,大家加快步伐。

服了几次药之后,洪学智醒了过来。得知战士们如此团结,他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喜悦。他四下里看了看,对身边的警卫说:“小伤病员呢?我躺在床上的这几天还梦到他了呢,他笑呵呵地对我说,以后再也不哭鼻子了,要当一个大男子汉!去,把他喊来,我瞧瞧。”看到警卫员左右为难的样子,洪学智急了,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这时,老中医上前握住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都是我们不好,没有及时发现小战士的病情。当时我看他身体好像不太舒服,就想给他仔细检查检查,可是他就是不同意,还告诉我说,没什么大碍,只是一点小毛病,之后我就没放在心上,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已经发高烧了,他知道药很难找,怕他喝了,您的病好不了,所以才死活不愿意我给他看病。”想想以前和小战士在一起的日子,洪学智伤心不已,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他当即发誓:以后再困难,也要照顾好每一个战士!

一人有难大家帮

1936年2月上旬,第四方面军决定重新翻越天险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114米,山顶积雪皑皑,地势险峻,峭壁如削。夹金山的险峻程度从当地流传的民谣中也能觉出一二: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由于空气稀薄,人越往山上走,越容易出现头晕耳鸣、腰酸腿软等症状。如果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翻越夹金山是不太可能的事,即使是当地人,能翻越夹金山的也是少数。洪学智自知其中的艰难与险阻,为此他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以鼓舞士气,为战士们备齐足够的粮食之后,才正式启程。

起初,天气还算晴朗,战士们穿着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棉衣,勉强可以应对。然而,很快天气就发生骤变,或狂风、或大雪、或冰雹,有些战士虽然想继续前行,却是力不从心。眼看即将到达夹金山主峰,洪学智觉得不应该就此放弃,他相信,只要发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为了克服大家对恶劣环境的恐惧,洪学智以身作则,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鼓舞下,战士们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向前冲,攀至顶峰后,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就在大家到达山顶,准备下山的时候,突然有六位士兵倒了下去,停止了呼吸,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全由洪学智决断。

“洪主任,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眼下气候恶劣,必须赶紧下山,耽误的时间越多,我们的人员伤亡就越大。”指导员将事情的严重性又强调了一遍。洪学智思考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虽然之前部队为了大局着想,可能会将尸体用雪掩埋起来,但我觉得只要条件允许,再困难我们都不能抛弃战友,即使救不活,也要好好地安葬。”知道洪主任这么为大家着想后,战士们铆足了劲,抢着去抬倒下来的六位同志。

雪一阵紧似一阵,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而脚下到处都是冰,一不留神就会跌落冰崖。战士们全神贯注,相互鼓励着挺下去,只希望能够早点翻过山。

下到半山腰的时候,雪停了,虽然前方仍旧朦胧一片,但能见度明显比在山上的时候好了许多。

“大家伙儿快看,山下不远处有一座房子。”洪学智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传送了下去。

看到房子之后,战士们兴奋了。长期以来,他们衣着单薄,保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赶路,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为了不被冻僵,他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然而,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活着走下去,不但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还能睡上一个安稳的觉。

此时,战士们斗志昂扬,他们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随后,洪学智动员大家一鼓作气,务必在天黑之前到达山脚。

就这样,战士们互帮互助,一人有难大家帮,不仅成功地翻越了夹金山,而且将六位倒下去的战士顺利地抬了下来,创造了我军历史上的一段神话。

下山之后,洪学智让大家赶紧进房子里避避寒,缓解一下疲惫,他自己则忙里忙外,为大伙儿烧水、帮炊事员做饭。夜深了,累了一天的战士们在暖和的房子里睡得很香,洪学智轻手轻脚地走到光亮处,打开记事本,准备记录下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周围很安静,能够清晰地听到战士们有节奏的鼾声。

“水……水……”一个微弱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洪学智听到声音,慌忙站起来,战士们都睡了,怎么会有声音呢?他四处张望,发现声音好像是从白天倒下去的六位战士那边发出来的。洪学智有点害怕,叫醒了身边的炊事员,随他一起去看看。

过去一看,才发现,呼救的人果真是六位倒下去的战士中的一个。洪学智推断,其他五位战士可能还没有死,于是,他连忙把大伙儿喊起来帮忙。烧水、煮姜汤、为他们取暖……在大家的一番忙碌之下,又有四位战士醒了过来,可惜,最后一个战士可能患有心脏病,始终没有醒过来。

天刚亮,洪学智和其他战士一起把死去的战友安葬了。在之后休整的几天里,他马不停蹄地四处走访,向多位藏民寻求经验。当彻底了解清楚山地的气候变化之后,洪学智紧皱的眉头才稍稍舒展了一些。此后,他心里就装着一杆秤:翻山前,配好防寒防冻的东西,凌晨两点准时吃饭,保证战士们有足够的热量去登山;翻山时,10点之前到达顶峰,在正午时分天气变化之前全部越过主峰……就这样,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时,洪学智心里的那杆秤,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多次离散,辗转南北

1936年5月30日,红四军在瞻化的一块草地上召开全军运动会。军长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以及洪学智在主席台上观看比赛。精彩的军事比赛结束后,怎么能少了文娱节目呢?于是,大会宣布由卫生部和供给部两个女兵班给大家唱歌。而就在唱歌表演的过程中,洪学智的目光被一个姑娘深深地吸引了。她就是后来陪伴洪学智一生的妻子——张文。张文是供给部的领唱,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声音还很甜美,而且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她依然表现得落落大方。洪学智看到张文的那一刻,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她。

此时,第四方面军总部已经同意单身的高级干部可以在部队里结婚。王宏坤夫妇和陈伯钧夫妇都看出了洪学智的心思,就有意撮合他们。王宏坤夫妻俩有一次去找张文,见张文的小姐妹们都在,怕开门见山地说,会吓跑她,就请宣传队的人帮传个话,让张文晚上到王宏坤办公室来一下,他和夫人有事想找她商量。

说起来,张文也是一个苦命的姑娘。1916年6月,张文(原名张熙泽)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上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长期的劳累中患上了眼病,最后因为没有钱医治,导致双目失明。父亲失明后,家里的生活更难过了。母亲不忍瘦小的张文每天吃野菜,就把十岁刚出头的她送到了地主家当小佣人,希望张文能够吃顿饱饭。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张文不仅要为地主家带孩子,还要起早贪黑地劳作,平时还得忍受地主、地主婆的拳打脚踢。张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地长大的。

1932年,第四方面军来到了川北,准备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得知红军到来的消息,洪口镇上的地主们都逃得没了踪影,张文这才彻底摆脱了苦难的命运,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恰巧此时,洪口镇街上的红四方面军二十八团团部就驻扎在张文家,每天听着他们讲革命道理,张文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的念头越发强烈,并于1933年2月随二哥参加了红军,成了供给部的一员。这个身体单薄的川妹子参军时才14岁,虽然年纪很小,但她不怕吃苦,工作效率也特别高,总能赶在别人前面完工。行军途中,张文曾几次遇险,最后都成功地化险为夷,后来,因为表现突出被选为供给部的班长。

得知王宏坤夫妇找她谈话的用意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张文就把相亲的事告诉了同在一起工作的二哥。她的二哥觉得终身大事自己不应该妄加干涉,就让张文自己做决定。

一天,张文来到了洪学智的住处,说了一声“首长好”。洪学智看着张文,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了句:“军长都告诉你了吧,你觉得我怎么样?”张文不知道如何回答,脸憋得通红。简单的对话之后,两人都低着头,想着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屋里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到。后来,洪学智打开了话匣子,同张文聊起了最近的学习情况……

洪学智和张文的婚礼终于拉开了帷幕。仪式非常简单,大家在一起喝了碗面疙瘩就算办了喜宴。晚上,两人谈了各自的身世和参军以来的种种经历和过往。其间,张文害羞地问了句:“你为什么喜欢我呢?”

洪学智笑了笑说:“听你在众人面前唱歌,我总想到我自己,不怕你笑话,自从因病落下这一脸麻子之后,我的性格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爱躲人,参军以前,我除了拼命干活,甚至连笑也不会了,我总觉得矮人三分。你的勇气、你的精神,令我羡慕。”话音刚落,两人互相看了看,都觉得没有选错人。

第二天,洪学智和张文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三天后又开始过草地,行军期间,两人不在一起,碰面的机会少之又少,3年后,他们才在延安有了一次短暂的重逢。曾参加他俩婚礼的王宏坤夫妇、陈伯钧夫妇,还有后来的萧华夫妇相继牺牲,第四方面军里只剩下他们这一对了。

1939年6月,随着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延安,中央决定于7月10日将抗大总校转移,洪学智所在的三大队负责带领一部分学生到前线分配工作。7月,洪学智和张文的第一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洪学智给孩子起名“醒华”,即有“中华民族觉醒”之意。考虑到转移途中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带着孩子行军肯定不便,洪学智想要把孩子留下来,但又听说这边风气不好,只好带上孩子出发。离日军封锁线不足20里的时候,张文和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此时已是穿越封锁线的关键时刻,为了大局,洪学智忍痛决定把孩子留下。于是,他们匆匆地找到一个老乡家,洪学智上前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能照顾孩子了,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就请你们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老乡接过孩子后,洪学智和张文立马返回了部队,竟没来得及询问老乡的姓名。

张文知道留下孩子是无奈的选择,但是母女情深,她还是对洪学智说了句:“醒华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当时,洪学智沉默着没有回答,走了一段路之后,趁人不注意,才偷偷地擦了下眼泪。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张文才找到当年丢下的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洪学智原想安心地做好本职工作,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看到国家有难,他哪里还坐得住,于是毅然改变主意,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洪学智迈着大步,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了鸭绿江。

洪学智将军在朝鲜战场

文/王 全

洪学智,1913年2月2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双河乡小河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洪金儒病故后,由于家境所迫,他高小未读完,就当起了做雨伞的学徒,还当过放牛娃。1929年春,年仅16岁的洪学智参加了商南起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了地方上的游击战争,鄂豫皖苏区艰苦卓绝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曾三过草地。1936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入苏北,参加了无数次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扫荡”斗争。1945年秋,他奉命率部进军东北,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战役和辽沈、平津战役,随后又南下参加了渡江作战和参与指挥解放海南岛的作战。1950年又奉命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他从部队的基层干部做起,直至成为我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将领,曾历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支队长、副大队长、团长、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四野第四十三军军长。建国后历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90年在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0年8月,身为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奉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之命,赴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8月9日,洪学智到了北京。当时,火车站还在前门,火车到站时已近中午,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前门站里闷得像个蒸笼,洪学智热得满头大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他在来京的路上,由于晃荡了几天几夜,加上天气酷热,没有水洗澡,生了一身的大白泡子疮,此时,不少疮蹭破了,流着白水,汗水一浸,又痒又疼。火车到站后,洪学智正在站台上擦汗,忽然听见有人在大声地喊着“老哥(湖南习惯语)、老哥”。洪学智抬头一看,是邓华。他和邓华是老战友、老伙计了。解放战争时期曾一起在辽西军区工作,邓是军区司令员,洪是副司令员,在东北野战军时,洪是六纵司令员(第四十三军),邓是七纵司令员(第四十四军),他俩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在一起开会。以后四野南下,到江西南昌成立第十五兵团时,邓任司令员,洪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那以后,他们更是朝夕相处,亲密无间。7月初,中央调邓华担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看到邓华,洪学智不禁纳闷地问:“伙计,你不是到东北去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泡蘑菇呢?”

邓华眨着眼睛微笑着说:“我还没有去呢。”

“怎么还没走?不是说任务十分紧急吗?”

邓华说:“我不走,当然是有事情了。”

洪问:“你到车站是来接我的?”

邓华神秘兮兮地说:“是呀,老哥,你来得好呀,来得非常及时呀!”

洪学智一时摸不着头脑,问:“怎么了?”

邓华说:“有很重要的事情,一会儿林副主席要同你谈。”

当时,林彪已从四野调到中央军委工作。洪学智问:“同我谈什么问题?”

邓华笑着说:“现在还不能透露。”

洪学智又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北京?”

邓华说:“我鼻子底下长着嘴,不能打听吗?好了,你别没完没了地问了,快上车吧。”说完,让洪学智上了一辆美式吉普车。

到了林彪家里,已经是中午,午饭已摆到了桌子上。

林彪见了洪学智微微一笑,说:“你来了,好啊!先吃饭。”

他们坐下吃饭时,林彪对洪学智说:“洪学智同志,东北边防工作需要你,已经确定了,你到东北去。”

“我?”洪学智听了一怔,问:“我去能起什么作用呢?”

林彪说:“让你去,就是要你去发挥作用的。今天邓华同志就要出发到朝鲜了解作战的情况,现在十三兵团几个军已经在鸭绿江边上布防了。邓华同志一走,很多工作没有人管,这些部队,都是你熟悉了解的么,是四野的几个老部队么,所以你们得赶快去东北集合部队,指挥管理部队。今天吃了午饭就走,火车票已经弄好了,马上就走!”

邓华接着补充说:“我留在北京没走,第一因为中央决定让我先入朝了解一些情况,我还要组织几个人,还要研究一下怎么去了解,第二就是想等着调你来,去管理部队。”

洪学智问:“怎么非得我去不可?”

邓华马上反问洪学智:“怎么非得你去不可?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十三兵团机关是咱十五兵团机关的原班人马,机关和部队你都熟悉,你不去,谁去?老哥,吃完饭,我们一块走吧。”

洪学智一听马上就要走,又为难了,因为他这次来京,是奉叶剑英的命令向军委请示工作的,叶剑英还等着他去回话呢!

洪学智说:“我是共产党员,如果组织上觉得需要我,我就服从命令,可是叶参座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办?我是不是得回去把这个任务交代一下再去东北呢?”

林彪说:“不行,来不及了。现在朝鲜战局很紧张,加强东北边防的任务很急,叶司令交给你的任务,你打电话或者写封信向他说一下,让他另选人接替你的工作。”

就这样,洪学智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来得及带,就随邓华司令员乘上了开赴东北的列车。

1950年8月25日,在抗美援朝的前哨基地安东,彭德怀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命: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二副司令员,主要分管司令部的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解沛然(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麦克阿瑟扬言美军将在“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然而一个月后却被赶回“三八线”以南。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之后,他们依仗着有现代化的装备,地面有各种强有力的轻重火力,海军、空军又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气焰十分嚣张。而我军的装备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面没有什么重火力,仅有的一点火炮,还是从国民党部队缴获来的。但是我们肩负着国际主义义务,打的是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师,因而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拥护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的指战员士气高昂,英勇善战,能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且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我军背靠祖国作战,有强大的后盾,这些都是美军不可比的优势。

美军从仁川登陆之后,美伪很快突破“三八线”,并迅速占领平壤,甚至在敌急速分兵北犯冒进中,伪李承晚六师七团已窜到鸭绿江边的楚山。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临朝鲜上空视察,竟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但麦克阿瑟做梦也没有想到“天兵从天而降”,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出兵朝鲜,而且一次就多达20余万人!

10月25日,我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与敌人遭遇后,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了5次大的战役,共歼灭敌人23万余人,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使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占领整个朝鲜的计划变成梦呓之言,他所吹嘘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敌我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第三次战役中,洪学智曾通过翻译同5名美军被俘连长谈话。

谈话一开始,洪问:“你们谈谈,对志愿军有什么看法?”

有一个连长伸出两个大拇指说:“你们是打仗专家!”

洪笑了,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

洪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

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

洪说:“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

另一个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

别的连长也有同感,说中共的士兵能独立作战。有个连长说:“我们打仗讲集体,训练就是那么训练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

还有一个连长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呀!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谁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洪说:“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能充分发挥我军特长,能战胜你们就很好嘛!”

事实上,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议前的几次战役中,我军均采取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美国佬、李承晚伪军及联合国其他12国的雇佣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最后坐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旁。

美丽的朝鲜半岛境层峦叠嶂,在中朝界河鸭绿江上,与我国有三四处公路桥梁相通,只有安东一处有铁路交通,几十万军队过江和几十万军队所需的给养、军需物资运输极其困难。特别是麦克阿瑟发动“空中战役”以后,见桥就炸,见路就毁,见汽车就扫射。

桥毁铺桥,路坏修路,而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汽车坏了,就难以补充了。志愿军官兵御寒的被服也急需运上去。这对于主管后勤的洪学智副司令员来说,是一项何等困难的工作!

战争很残酷,但是我们可以从战争中学会许多。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学会了用敌人的武器装备武装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收获:我三十八军与美军在三所里、龙源里激战结束后,在绵延数十里的公路上、山冈上、草地里、丛林中,到处是敌人仓皇溃逃时遗弃的汽车、大炮、枪支、弹药,吃的、用的,各种物资遍地皆是。其中,仅汽车就有1500多辆,且全是新的,也就刚跑了一二百公里。这是我军战士通过殊死拼杀,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军、师首长下达了“打扫战场”的命令后,战士们跑下山冈,拥上公路,不一会儿,其他战利品都运走了,唯独剩下了汽车,车身崭新的油漆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战士们你摸摸,我看看,都非常高兴,但我们的司机很少,开不走。

天将拂晓,战士们焦急万分。我军当时既没有空军,也很少有高炮部队,敌机活动相当猖狂,敌机一来,抢运汽车就更为困难了,必须在拂晓前把它们拖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但汽车体积很大,分量很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没有司机,再急也没用。

有人提议让俘虏中的司机来开车,于是赶忙通过翻译,在俘虏中找来一些会开车的人。但只开走了200余辆,天边就泛出了鱼肚白。

不久,敌机来了,黑压压一片,它们上下翻腾,俯冲扫射,扔下了很多汽油弹,顿时一辆辆汽车升起了黑烟。隐蔽在树丛中的战士们气得直咬牙,却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1300余辆汽车被炸毁!

此事引起了志愿军总部的高度重视,领导们越发认识到了司机的重要性,决定进行战地培训,同时要求国内派大批司机入朝。此后,再遇到缴获的汽车,就有办法了。

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我军口粮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即使供应暂时有保障,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哪怕发现一缕炊烟也不会放过。加之战事紧张,战士们也来不及做饭,所以炒面便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照样去战斗,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世界第一流的军队,第一流的战士!

由于炒面需求量大,国内东北和其他地区的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在一个月内赶制了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周恩来总理等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炒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炒面作为军队的长期主食是不行的,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单一,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会影响战士们的健康,影响战斗力。

三个战役打下来,中朝两军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在总结前三个月的战事时洪学智副司令员在关于后勤工作问题的发言中指出:美军13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士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供应6—10个士兵。没有充分的物资,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工具,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就谈不上后勤保障。因此要搞好后勤工作,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勤机构。

1951年4月下旬,洪学智副司令员奉彭总之命回国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志愿军后勤工作中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5月19日,中央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

7月,美军趁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之机,对我志愿军发动秋季攻势,与此同时,在我后方还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封锁战役——绞杀战”。“绞杀战”是美军仿照1944年3月盟国空军在意大利境内以德军的铁路线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发动的一次空中战役,美军想把朝鲜半岛变为昔日的亚平宁半岛。其具体作法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空军和海航为主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切断我后方交通线,阻止我军前后方联系,窒息我军作战力量。故又称“阻隔战”“窒息战”。

彭总对洪学智说:“洪大个儿,敌人要把战争转到我们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打赢这场战役。”

洪学智向彭总汇报了后方勤务司令部的作战预案后,彭总说:“好,后方就看你的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胆量与智慧的较量。洪学智意识到,这是我后方铁道、工程、运输、公安、高炮、空军、兵站仓库、医院等诸兵种联合作战,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打一场大规模的后方反空中封锁的战役。

反“绞杀战”开始时,正是洪水高峰。敌人趁机出动其侵朝空军的70%以上的飞机,以每天出动32—64架的大编队,不分昼夜地轰炸我后方铁路、公路、桥梁和人员、物资、车辆。因此,后方勤务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对各种物资紧急隐蔽、疏散、伪装,设置各种假目标,以假隐真,迷惑敌人。

当时各部队创造了许多隐蔽的好方法,有的利用地形,在狭窄的山沟、山崖、山脚等处建立仓库,囤积物资,停放车辆,开设治疗所;有的利用地物,在茂密的林阴地区隐蔽人员和车辆;有的利用矿洞、自然洞、隧道和各种掩体。这些地方一般不易被发现,即使敌机发现了袭击也比较困难。在公路沿线两侧还修了许多汽车隐蔽部,一看见飞机来了,汽车就钻进隐蔽部。

部队还设置了一些假目标,在库区苫上苇席、草袋子,上面用绿树叶子盖着,一片一片的到处都是,敌机误以为是物资屯集地,便超低空俯冲,把树叶子刮掉了,露出苇席,敌机又是扫射又是扔汽油弹,折腾一阵子,什么也没炸着,白增加了消耗。他们撂200磅、500磅1枚炸弹,打中了,只炸到一车高粱米,值不了几个钱;有的撂空了,没炸着,最多把口袋打几个窟窿,粮食还照样可以吃。满山遍野到处都有假目标,我们的部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同敌人斗智。

不久,又增加了高炮部队的配备,特别是我空军积极参战后,大显神威,敌人的“绞杀战”被我方彻底粉碎了:我军后方运输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而敌人却损失飞机1743架(其中被我方击落575架),敌人已无力再对我方进行“饱和轰炸”。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谋图阻断共军的供应,然而共军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绞杀战未获成就。”

在一次党委会上,彭总说了如下几句发自肺腑的话:

“如果真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前面应该是洪学智同志,后面应该是高岗同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为我们志愿军搞后勤的,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战场上,他是彭总最得力的参谋和助手;生活中,他是彭总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

对司令员彭德怀而言,每日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需要最得力的参谋和助手。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证明,洪学智是彭总身边不可或缺的人。

在1951年2月第四次战役中,彭总发火了,原因是九兵团急着要出发,而粮食没有送到。

洪学智说:“老总不要这样急,这事肯定是出了什么岔子,让我处理吧,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原来,负责送粮食的司机在指定地点没见着部队,怕粮食丢失,就又把粮食拉回去了。九兵团第二天到达之后没见着粮食就着急了。

彭总听完了洪学智的汇报后,火气消了点儿,瞪着眼问:“问题怎么解决?”

洪学智说:“作战计划照常执行,九兵团照常前进,保证给他们补充上。补充不上,你拿我是问。”彭总高声说:“军中无戏言。”洪学智说:“自然。”

洪学智连夜组织车队抢运。路上积雪很深,但后勤部门还是按命令把粮食送到了。

彭总笑着对身边的同志说:“洪学智这个人,说话有点准头儿,还是信得着的。”

1951年3月下旬,彭总与邓华、洪学智、解沛然、杜平一起商讨第五次战役作战方案时,邓、洪等发表了与彭总不同的意见。彭总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对彭总说:“老总啊,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了两次建议,现在我再向你提最后一次建议,最后由你决定。”接着洪学智又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给彭总讲了一遍。彭总思虑的问题比较多,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一次总结会上,彭总讲到第五次战役最后吃了亏的不利情况时说:“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第五次战役部队要出动时,六十军忽然给总部来电报说,他们已进入战役前的待战地域,可是有的部队已没粮食,不得不拿大衣向老百姓换粮食吃。彭总看了电报很生气,问洪学智:“你这个洪学智,怎么搞的?部队马上要出发作战了,这仗还打不打?你误了我的军机呀!”洪学智说:“彭总,他们的电报不准确,粮食都送到了,最少可以保证5天,多的可以保证一个礼拜,他们的粮食是有保证的,没有问题。”接着洪学智又把在哪天给六十军发了多少辆车粮食,发到什么地方,向彭总仔细做了汇报。

之后,彭总和洪学智都分别派人去调查。情况很快弄清楚了,不是部队缺粮食,而是个别单位违反纪律,拿大衣和毛巾换老百姓的酸菜和鸡吃,起草电报的参谋不了解情况,道听途说,就急急忙忙发了电报。

彭总听说部队不缺粮,很高兴。第二天早饭时,他找到洪学智,拉着洪学智的手笑着说:“你看看,前天错怪了你,对不起呀!”

洪学智笑着说:“老总呀,你怎么讲这个话呢,这我可担当不起呀!”

桌子上放着一个梨,彭总拿起梨,递给洪学智说:“赐你一个梨!吃梨,吃梨。给你赔个梨(礼)!”

洪学智说:“彭总作为统帅是从全局出发看问题的,你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如果我们没弄好,就应该受批评,现在问题弄清楚了就很好嘛,没什么要道歉的。”

彭总说:“算了,算了,不说了,下盘棋吧!”以往彭总批评错了,为了打圆场,喜欢说下盘棋。

彭总每日工作非常紧张,没什么消遣,也没有什么旁的爱好,也就是下下象棋。可彭总军事指挥艺术高明,棋艺却不大高明,下不赢常悔棋。为了让彭总高兴,洪学智常让他两盘。

当彭总夸洪学智能任劳任怨时,洪学智说:“老总呀,我不任劳任怨怎么办?老总批评错了,我还能和你吵架?我也不能背着背包走哇!”

这话令彭总开怀大笑。

在战斗中他与彭总结下了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情谊。作为主管志愿军机关工作的副司令员,他一直把彭总的安危放在心上。

彭德怀,这位在国内战争年代横刀立马、建过卓著功勋的大将军,临阵指挥时从不顾个人安危,又特别爱到前沿,这就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在敌特的配合下,美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寻找志愿军司令部机关轰炸。

1950年11月24日下午,敌机在大榆洞志司驻地上空轰炸了两次后,又出现了“野马式”侦察机。经验告诉洪学智这是敌人在寻找我志司指挥机关,防空洞早就挖好了,但彭总不愿进洞。洪学智想出了一个办法:趁彭总睡觉时把他一刻也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拿出来挂到新挖的防空洞里,不怕他不去。

第二天一早,彭总见地图不见了,正坐在房子里生闷气,见洪学智进来,就问:“洪大个儿,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

洪学智说:“老总啊,我把它拿到上面防空洞里去了,已经在那挂好了,火也烧好了,现在就要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了。别人都去了,正等着你呢!”

“谁叫你弄去的,在这儿不行吗?”

“老总,这儿不安全,挪到上头去是为了防空安全,是大家商量定的。”

彭总脾气倔得很,就是不去,说:“哪个要你多管闲事?”

“这不是闲事,是我应该管的。”

彭总听了再没吭声,洪学智就推着他出了房门,并对警卫员说:“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

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

洪学智说:“没事以后再给你拿回来嘛!”

上山进洞没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连圈子都没转,就直奔彭总那间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炸在那间房子上,只一两分钟时间,房子就被烧掉了。

当时,彭总的几个警卫员在房子下面烧暖炕的地窝子里,安全无事,而房子里正值班的两位还没撤出的参谋牺牲了。其中一位是毛岸英。

敌机飞走后,彭总来到现场,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那天,彭总整整一天没说话,一个人坐在防空洞里沉默不语。

傍晚,彭总仍旧一个人站在防空洞口发呆,洪学智走到他身边说:“彭总,该吃饭了。”

彭总激动地抓着洪学智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

洪学智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

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洪学智说:“早上我叫警卫员把你的被子搬出来,你偏不搬,说没关系;你不搬出来,今天晚上不是没有被子盖吗?”

“老夫今天算是拣了一条命。”

“以后再挖防空洞,你不要再骂了。”

彭总默默地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

以后,无论志司搬到空寺洞,还是桧仓,洪学智一直把彭总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他自己,却数次险遭不测。

有一次在路上,洪学智坐的吉普车与卡车相撞,腿部负伤。乘车过河时,差点儿被洪水卷走。在三登镇的大桥上,洪学智坐的吉普车刚好开到桥中间,4架敌机突然钻出来径直向吉普车俯冲,千钧一发之际,我高射炮、高射机枪忽然“咚咚咚”“嗒嗒嗒”吐出猛烈火舌,敌机不得不慌忙拉高南逃。

1951年10月下旬,洪学智应邀到平壤附近与金日成首相会面。晚上,我驻朝大使倪志亮给洪学智安排了一个住处。房间里有一个新盘的火炕,还没完全干,正在用煤火烘烤。门也没安装,由于防空怕光线泄露出去,门窗都用黑布帘子捂得很严实。洪学智自己睡一间屋子,4名警卫员和司机住在了另一间屋子里。睡到半夜,洪学智醒了,觉得头晕眼花,胸闷得透不过气来,他觉得不对劲儿,挣扎着爬起来,下了床,想出去,但没走两步就跌倒了,头一下子磕在了门坎上,然后就昏头昏脑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醒来,睁眼一看,自己躺在地上,头枕在门坎上,不觉吃了一惊!好险哪,若不是他跌倒时把门帘子给撞开了一道缝,那肯定危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两国人民支持下,经过三年多严酷的战场拼杀,终于取得了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坐到谈判桌旁,向我志愿军做出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谈判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协定于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生效。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了一种失望的痛苦。”

这场战争使美国侵略者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为了庆祝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用血和火换来的胜利,中朝两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分别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典礼和盛大的庆祝活动。

那天,金日成首相特别高兴,他明知洪学智没有酒量,却端着酒杯专找洪学智。尽管洪学智事先打了“埋伏”,把一些酒倒在了毛巾里,但他还是被金日成首相灌醉了。

在桧仓志司总部举行的跳舞晚会上,志愿军的领导们都到场了,连一向不跳舞的彭总,也破例到场。

舞会一开始,大家便兴致勃勃地跳了起来。彭总不会跳,但也没有离开,他坐在舞场里,高高兴兴地看着大家跳,算是助兴。

这期间,有不少女同志多次邀请彭总跳舞,都被他谢绝了。有一个公安一师的小女孩走到彭总面前,笑着说:“彭爷爷,我请您跳一个舞,行吗?”

彭总见小女孩那样诚挚、恳切,实在不好再推辞,就说:“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走一圈吧!”说完,彭总拉着小女孩的手,在舞场里走了一圈,在场的同志见此情形,都很感动,停住舞步,热烈鼓掌,场面极为感人。

洪学智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员,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苦战,终于打赢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心里一阵热浪涌上来,眼睛湿润了。胜利得来不易呀!

为表彰洪学智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建立的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两枚一级国旗勋章。

原本要去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但一列火车却把他送到了朝鲜。洪学智说,我是共产党员,只要组织上需要我,我就服从命令。

〔责任编辑 袁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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