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成龙，胡桂锋



中国引入国外新兴体育项目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基于极限飞盘运动的分析

古成龙1，胡桂锋2

本研究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支撑，将跨文化适应的载体设为体育运动项目，基于极限飞盘运动，对国外新兴体育项目跨文化引入中国的适应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极限飞盘运动的项目文化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中国体育文化氛围对于极限飞盘运动的跨文化适应喜忧参半；极限飞盘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中出现“文化休克”现象。提出将极限飞盘运动引入高校、组建全国极限飞盘运动协会、整理翻译国外成果等策略，为国外新兴体育项目在我国的跨文化适应提供借鉴。

新兴体育项目；极限飞盘运动；跨文化适应

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体育领域也随之不断开放并吸纳国外新兴体育项目。极限飞盘运动，是一项于21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的新兴竞技体育项目，强调集体与配合，融合了足球运动的混合供能代谢的运动形式、篮球运动的持球规则以及美式橄榄球的达阵得分方式等特点。该项目引入中国后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以北京、上海、宁波、广州等沿海地区城市为中心在国内传播兴起。极限飞盘运动其特有的项目特点深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在发展和推广的过程中与中国现有的体育项目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引入至中国的各项国外新兴体育项目进行本土化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本研究侧重于以社会学、传播学中的跨文化适应角度对极限飞盘运动的本土化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丰富中国极限飞盘运动的理论研究结构，总结出适应中国的极限飞盘运动发展经验，为中国引入新兴体育项目的跨文化适应提供借鉴。

1 跨文化适应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适应作为跨界交际领域的重要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广泛关注。在本研究中，该理论作为探讨中外文化差异下极限飞盘运动引入中国进行适应发展的理论支撑。

1.1 “跨文化适应”的概念

学术界对于“跨文化适应”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等人于1936年提出。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1]。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对“跨文化适应”进一步进行广义上的定义，认为“跨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接而发生的文化变迁”[2]。

通过上述的定义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变迁或是主动的文化传播，或是被动的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从而导致载体双边或一边在数理统计学、内部结构以及短期应激和长期适应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相互磨合、濡化的变化过程。

1.2 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模式

跨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涉及四大常见模式：学习过程模式、动态减压模式、复原模式和辩证模式。其中学习过程模式和动态减压模式多见于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学习过程模式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文化载体主动习获另一文化沟通能力的过程。动态减压模式是根据个体心理根据环境变化的调节机制，论述外来者对本国文化体验的满意度与该个体的观点、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复原模式以利兹格德提出的“U-曲线”理论和奥伯格的“文化休克”理论，该理论强调文化适应的过程性和动态性[3]。U曲线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是“接触-冲突-适应”的动态过程[4]；而“文化休克”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有4个阶段：蜜月阶段、危机阶段、适应阶段、双文化整合阶段[5]。辩证模式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螺旋式循环优化的过程，通过周期性、持续的、双边互动式的对冲突问题解决优化。

1.3 跨文化适应理论支撑下极限飞盘运动适应性发展的研究构思

本研究将跨文化适应理论引入体育领域，对体育项目的跨国界适应进行研究，将其他领域中以人类群体或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的载体换为体育运动项目。根据跨文化适应的双边性和互动性，分别分析跨文化适应的载体——极限飞盘运动项目文化特点，跨文化适应的土壤——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环境。根据跨文化适应中界域双边的认同、渗透等过程特点，分析极限飞盘运动的阶段性冲突与优化、融合的适应过程，就适应中国的极限飞盘适应性发展的方法、策略进行探讨。

2 极限飞盘运动的项目文化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极限飞盘不仅具有男女同场对抗、开放多元的项目氛围，而且具有以平等、自律、诚信、公平为核心的SOTG。极限飞盘运动所具有的项目文化适合当代体育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契合。

2.1 开放与多元的项目特点

极限飞盘运动属于同场集体性对抗项目，是通过传递、争夺为攻防对抗形式，以达阵得分为目的的运动项目。极限飞盘运动的开放与多元的项目特点体现在以下两点：（1）极限飞盘运动，要求比赛场上无性别之分，在比赛中提倡男女同场对抗，是目前同场对抗项群中唯一有男女混合的体育项目。（2）极限飞盘具有奔跑、跳跃、移动、传接等多元身体运动形式，更融合了多种的项目元素。如表1所示，极限飞盘运动作为新兴项目开放性地吸纳其他优秀体育项目的场地规则、得分形式、配合战术等成果，融合足球、篮球、橄榄球等项目元素结合自身特点形成了极具开放、多元特色的极限飞盘运动。

表1 极限飞盘运动融合的主要项目元素一览表

2.2 特有的SOTG

SOTG（Spirit Of The Game）专指极限飞盘精神，是极限飞盘运动的专有名词，不适用于其他项目。极限飞盘运动是依赖于SOTG来维护比赛的公平公正，SOTG是极限飞盘项目的立身之本，也是能发展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而迅速兴起的根源。SOTG具有极高的自我教育意义，要求参与极限飞盘的每个队员自觉、自律来维护比赛使比赛能够公正、公平地进行，具体体现在其对待规则的积极态度，场上队员之间的平等与信任。

因为极限飞盘精神的存在，极限飞盘比赛中不设置第三方仲裁裁判介入，比赛中的矛盾通过比赛双方当事人根据规则自行商议裁决（在高级别比赛中也只是设有观察员，主要负责出界、得分以及辅助场上队员自我裁决的工作，不介入执行判罚）。这就要求在极限飞盘运动比赛中，每位队员都要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并充分信任其他选手（信任其既能够诚实商议也不会故意犯规）。在以比赛队员拥有自律、诚信的飞盘精神前提下，极限飞盘运动通用的比赛规则具有区别于其他项目规则的特点——注重引导队员遵守规则，而非惩罚犯规行为。在极限飞盘比赛中，对违例、犯规等裁决均没有涉及惩罚利用规则故意犯规或恶略行为的内容（如篮球比赛的技术犯规和足球比赛的红黄牌、点球等），而是信任对手不是故意违例或犯规，以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转换进攻、验盘继续进攻或者回盘3种形式为裁决结果，充分体现了诚实客观、平等不侵、自律自裁和信任尊重的极限飞盘精神。

3 中国喜忧参半的跨文化适应土壤

3.1 和谐、包容的文化底蕴有利于极限飞盘运动的跨文化适应

现代中国体育的文化继承了中华传统体育注重“身心和谐”“修身礼让”的优秀传统体育伦理，并在不断地社会发展变迁中，吸收融合不同形式的西方体育先进文化因素。中国现代体育融合不同形式的体育文化内容，不断丰满自身生命力，展示了其有极强的文化和谐、包容性。这也为极限飞盘运动的跨文化适应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2 为国争光、追求成绩的体育价值理念增大了文化适应的跨度

“体育在竞技场上本身是以夺标为直接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蕴涵着动机的功利性、行为的它律性、目的的利己性”[6]。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展示综合国力，通过“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在国际舞台上一跃成为体育大国。随之而兴起的以“为国争光”“夺金”为特点的体育价值观持续至今。这种功利性追求成绩的体育价值理念与宣扬开放、自律、注重超越与过程体验的极限飞盘运动文化背道而驰。另外，在中国本阶段的体育大背景下，作为非奥项目是难以得到相关部门和政策的支持，极限飞盘在传入中国之初，已经注定不可能短时期迅速发展，只能作为边缘化、小众体育项目，并通过社会力量自生发展。

4 极限飞盘运动引入我国的跨文化适应分析

辩证模式认为跨文化适应中两种文化接触后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文化摩擦，会出现双边性互动式的适应过程。极限飞盘运动在我国的适应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阶段性的冲突与矛盾。

4.1 “先立而后破”的初期发展

一个新事物的发展初期面对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扩张与立足根本的矛盾。极限飞盘运动初入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极限飞盘针对自身情况与中国体育大环境，在发展初期走出了“先立而后破”的适应性道路，并着重强调“先立”，即在极限飞盘的开展之初先在民间小范围形成稳定的项目群体，并着重对项目群体进行“维稳建设”，营造项目自身文化，为以后极限飞盘发展过程中项目文化氛围的保持与维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现阶段体育土壤中，极限飞盘运动作为新兴的非奥项目，在政策方面得不到倾斜和支持，导致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迅速发展，却为“先立”提供了思路。极限飞盘运动从民间路线出发，由在华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作为推动者和参与者，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形成该运动的聚集圈。直至2006年左右，极限飞盘运动在深圳、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多地形成了以小众、体制外为特点的稳定运动群体。

4.2 项目影响范围的扩大带来极限飞盘运动跨文化适应的“文化休克”现象

2011年以来，中国极限飞盘运动迎来了“危险的蜜月期”。在2014年极限飞盘圈内开展的中国极限飞盘调查结果显示，极限飞盘玩家目前数量上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圈内注册的玩家已超出4 000人；注册的社会组织或队伍已覆盖全国19个省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参与人群职业包括学生、国内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等众多行业。另外，全国范围的各项HTA Tournament、全国邀请赛、全国公开赛等赛事在2014、2015年已稳定在每年举办15场次左右，新闻媒体开始关注并通过新闻、网络、报刊等媒介进行宣传报道。

参与和传播群体的迅速发展却给极限飞盘运动及其文化氛围造成了极大冲击，导致了跨文化适应的“文化休克”现象。涌的入新成员对极限飞盘运动的错误文化认知是导致“文化休克”的主要原因。新成员浅尝辄止的态度以及对极限飞盘运动了解甚少的项目外人群，对于该项目存在认识粗浅甚至于误读的情况，多数人的认知程度只停留在以传接游戏、休闲娱乐为表象的、片面的认识，对于项目整体没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不了解极限飞盘精神为核心的项目文化，从而导致文化误读。另外，在极限飞盘比赛中由于新成员对于比赛规则以及极限飞盘精神的不了解，将其他项目中视为合理的“犯规战术”移植到极限飞盘比赛中，然而极限飞盘比赛以自我裁决为规则指导，为了追求比赛获胜而有意违例、犯规会导致自我裁决的失效，使比赛公平难以维持，甚至于破环了以极限飞盘精神为核心的项目文化。在这样的冲击下，极限飞盘特有的项目文化即将休克、瓦解。

5 运用策论平稳过渡“U-曲线”理论谷底，推进极限飞盘运动跨文化融合

5.1 引入高校发展，纳入体育课程，发挥社团功能

近年来不断提出建设校园文化，推进学校体育改革，为极限飞盘运动的适应性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极限飞盘运动将未来发展的重点投向了更注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高等院校。极限飞盘运动的项目文化与高校校园建设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相契合，也为极限飞盘运动在大学的推广创造了积极的内部条件。通过高校发展极限飞盘运动的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1）教师课程推广。开设高校极限飞盘指导教师培训，并充分发挥教师的能动作用，鼓励指导教师在高校开设各类极限飞盘体育课程，通过开设相关课程高效系统地将运动技术、战术配合、精神文化内涵等方面介绍给高校学生，并能在学生中培养热爱该项目，积极参与和推广极限飞盘运动的学生带头人。（2）学生社团推广。社团是学生在高校中推广极限飞盘运动的主阵地，通过社团建设，壮大参与极限飞盘运动群体，丰富的社团活动也可以营造适合极限飞盘运动的文化氛围。

5.2 组建全国性极限飞盘运动联合会，地方协会争取政府认可

中国极限飞盘参与群体日益壮大，每年举办的极限飞盘赛事、培训以及各项推广活动日益频繁，各地方极限飞盘组织协会各自为战，缺少全国或是区域性的顶层配置，为了保证飞盘运动的持续机制化的发展，在地方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极限飞盘运动管理机构。该联合会应着力健全和完善极限飞盘运动的运行、管理机制；统筹极限飞盘运动的中远期发展规划；监督和指导全国性各项赛事活动的组织与安排等内容。特别指出，该联合会应该分设部门直接负责针对全国大学生的极限飞盘活动和联赛运行。

地方层面上，提倡地方协会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目前，国内已出现众多民间极限飞盘运动协会，却均未重视与政府部门的衔接工作，只是通过自行经营维持运转。在与政府合作方面，国内的深圳地区为各地飞盘组织提供了示范，在2013年将深圳飞盘俱乐部更名为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并通过深圳市民政局认可，利用当地政府资源近年来连续举办各项赛事，并在深圳市政府举办的体育博览会中极大的宣传和推广极限飞盘在当地的影响。这样的成功经验，值得国内地方性极限飞盘组织借鉴。

5.3 整理国外资料，转变宣传意识

极限飞盘运动是国际上新兴体育项目，虽在中国发展时间并不长，却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发展较好，这些国家关于对于极限飞盘运动的技术、战术配合、训练形式、文化解读都有相对成熟的文字、视频等资料，这些优秀的国外资料应通过翻译整理来借鉴于推广我国极限飞盘运动。

极限飞盘传播过程中，外界对于该项目及项目文化的误读是导致“文化休克”的因素之一，这是极限飞盘前期不注重对外宣传，以被动的、自由式的传播方式所致。应培养极限飞盘运动的权威分析师、技战术顾问、赛事评论员等传播角色，主动、准确地推广传播极限飞盘运动及其项目文化，打造高质量的传播源，并控制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理解偏差。

6 结束语

本研究在跨文化适应理论支撑下，提出极限飞盘运动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构思，极限飞盘运动拥有与中国体育土壤相契合的文化衔接，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产生不适，出现了“文化休克”现象。通过对极限飞盘运动跨文化适应的分析以及提出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我国引入的其他国外新兴体育运动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Redfield, R., Linton, R., &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38）: 149~152.

[2]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cculturation: An exploratory formulation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6）: 974.

[3] 李春凯，徐从德.矛盾的回旋式适应——内地在港研究生跨文化适应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3）：93~99.

[4] Lysgaard S.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1955.

[5] Oberg K.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J]. Curare，2006，（29）：3.

[6] 李 龙，陈中林.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和谐内涵[J].体育学刊，2007，14（2）：41~44.

[7] 肖 雷.高校开展极限飞盘运动探讨[J].体育文化导刊，2011（9）：107~109.

[8] 邓 杰，吴彩荣.极限飞盘运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2）：68~71.

[9] 王若穷，王朝军.青奥会视域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思考[J].山东体育科技，2011，33（6）：28~32.

[10] UPA极限飞盘官方规则（第十一版）.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Research for Emerging Sports Introduced into Chin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ltimate Frisbee

GU Chenglong1, Hu Guifeng2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aking sports as a carrier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based on the Ultimate Frisbee. This thesis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emerging sport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Ultimate Frisbee has great value of social generalization; the sports culture atmosphere in our countr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pread of the Ultimate Frisbee; the Ultimate Frisbee suffers from culture shock. This thesis suggests Ultimate Frisbee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universities; national Ultimate Frisbee associations should be founded and that overseas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be organized and translate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spread of the emerging sports in our country.

Ultimate Frisbee; Emerging Spor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1007―6891（2016）05―0016―04

10.13932/j.cnki.sctykx.2016.05.05

G80-054

A

2016-05-03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2.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410331。

1.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2.Chongqing Medical and Pharmeceutial College, Chongqing, 41033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