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陈平

治理产能过剩不应重复美国倒牛奶的悲剧

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陈平

两会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化解过剩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的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

两会期间代表和部长们的讨论，虽然纷纷献计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满矛盾。

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宣传不懂得产能过剩正是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不可能只靠市场机制去解决。我们必须理清思路，看清现实，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会理论脱离实际，误国误民。

理想和现实的四种“市场机制”

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必须正本清源。

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主要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前提是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才能保证市场出清。

问题是均衡市场存在的条件是需求曲线斜率向下，价高需少；以及供给曲线斜率向上，价高供多。供求曲线只有唯一的稳定交点，才会有自动稳定的完美市场。假如市场价格不能自动稳定，市场机制必然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的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行为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会暴涨暴落，包括出现衰退或危机。

（线性和非线性的供求曲线a，b，c，对应自稳定和非稳定的市场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DD斜率为负，供给曲线SS斜率为正。两者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条件是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

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非线性需求曲线：同一价格下可能存在三个均衡态，导致需求量可能暴涨暴跌。原因是需求者的羊群跟风行为。大家买跟着买、大家抛跟着抛，造成市场泡沫或恐慌。

非线性供给曲线。例如劳力供给，下方低于生存线时，为了生存工资越低越得加班。上方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

企业的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原因包括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的寡头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

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入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

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不服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

生产过剩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病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是不同发达国家分别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但是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大家称赞的德国工业品市场、法国巴黎的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的医疗市场和美国的研发市场等，都是典型的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的自由放任市场。

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应当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和工业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当属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

中国游客到西方抢购国内生产的马桶盖、化妆品和奢侈品，不只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市场出了大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包括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都存在过发达的金融市场，但是最终都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并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所以，探索中国自主规范的金融市场，避免英美金融病的弯路是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

第三种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垄断市场”。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这次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的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的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腐败等。

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约三分之一，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肯定比美国为高。

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更是多轨制。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单轨制、无套利机会、完美市场等只是“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当代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要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试错过程。

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距极大。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而非政府干预过多。近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

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

中国目前政策矛盾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实验阶段，制造业的市场规范相对成熟，但是金融市场、教育市场、医疗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还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互相冲突、却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的思想混乱。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究竟是保护投机者、寻租者、还是保护农民工的安居乐业，还是青年学生的婚姻家庭？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无助于落实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

最著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们注意到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交换中国稀缺的资源。但是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中国产业目前所受的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 必须区别对待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能否比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占领核心制造业的制高点，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调查中国国情，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危机风险，才能化解过剩产能之危，抓住中国建设市场规范之机。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的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有相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规模和跨国公司竞争。

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协作和长江流域的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

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层建设上的差距。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办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

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

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19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破产接收卖不出去的房产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和社会维稳的难题。（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有删改）

Governance overcapacity should not repeat the tragedy of "pour milk" in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