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日籍妻子对他至死不渝之谜

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军事外交上一度输给日本，但民国男人们却在日本很有市场，当时在日本带回漂亮老婆的男人非常多，更还有不少日本女子非中国男人不嫁。

少见的郭沫若与妻儿的合照

精神濒于崩溃时遇到“天使”

民国时期，日本女子对中国男人十分推崇喜爱。比如大文豪郭沫若的日本籍妻子佐藤富子就是一个。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时名郭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几年，由于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出国前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在心灵烙下的创伤以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郭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那时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

正在这危机时刻，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即1916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特意到东京来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医院，他见到了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圣洁的光芒，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

据日本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中学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不久，陈龙骥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想藉此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让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

之后，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跳荡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郭沫若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摄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提笔用英文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

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说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这一路径。自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

丈夫抗日让妻子备受折磨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们便秘密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处，他们对彼此的事业、理想、家庭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爱的心潮也由微澜推进到狂涛。

一个是为了抵抗包办婚姻而选择从中国跨过大海来到日本，另一个也是为了躲避母亲为她操办的婚姻而选择从北海道来到东京。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人。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尤其是安娜，她更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槃”“更生”。

后来，郭沫若还献给富子一首情诗：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决裂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经济十分拮据，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但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灵感与创作激情。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和歌德诗歌的启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仍然“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之后，他们多次往返中日两国谋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再度奔赴日本的郭沫若受到日本宪警更加严密的监视，他再也不愿在日本久留。没多久，他选择秘密归国抗战。随后，警方将安娜逮捕，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日本军部强令安娜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以孩子是中国血统为由严词拒绝。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短工。有时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盐水中，手背肿裂。她还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让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战胜利前夕，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建筑学专业；佛生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了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已在上中学。

万里寻夫却落得心胆俱裂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煎熬总算到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

为了回到中国丈夫身边，安娜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此，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1948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还健在，旅居香港，便连忙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旧宅。抵台湾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带上女儿淑子和幼子志鸿飞往香港。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安娜万里寻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惊喜。

但安娜面对眼前站着的另一位年轻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心胆俱裂。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安娜决定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离开香港去北京。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娜也离开台湾定居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安娜加入中国国籍。后来，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就都回来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按月给她送去生活津贴，她很感激政府与朋友对她的关照。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得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5岁高龄，从大连来到北京探望郭沫若，但她只在医院呆了片刻就走了。成仿吾夫人惊讶地询问为何不多呆会儿，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1994年8月15日，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凤凰网2016.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