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　万玺　王珂

近年来，农村发展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亟待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农村治理模式，又是解决所有农村问题的重中之重。”本文阐述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和发展趋势的同时，针对农村治理问题提出若干建议，以指导我国农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治理模式概述

农村治理，就是运用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通过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和治理，达到增进农村公共利益的目的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公共权威既可以是官方和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权威的构成和表现形式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村治理模式。

二、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立国的国家，小农社会血缘特色鲜明，生活空间偏狭，对外交往相对封闭，内部开放性较强，具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社会形成了各方面的冲击，原来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乡村治效能的下降。农民与管理者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冲突加剧，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动态平衡失据。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对“三农”领导，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长期处于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调解工人成分和农民背景党员比例，中共中央在1950年作出限制农民党员发展的指示，1952年逐步提出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新的权力结构。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1956年至1976年，顶层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中共“八大路线”，“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恶性循环。由于顶层“左”倾的错误指导，农村底层的党组织建设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国农村治理遭受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的法制建设迈入了一个新时期。顶层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推动着农村法制化的不断完善。从“家庭承包”的相关法律到村民自治的法律文本的不断增扩彰显了依法治村的新探索。中国乡村治理历经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建设、“乡政村治”等各种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软治理”的趋势初露端倪，软法与公共治理天然具有很好的内在契合性，为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三、农村治理模式发展趋势

（一）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明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权、责、利。国家和政府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围绕某一共同的目标整合集成，强化其整体行动的能力，同时科学地分解决策权，使各子系统都能够在各自核心优势范围内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协同治理的资源保障。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资源协同保障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治理资源投入的力度。

3.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平台对各种信息与资源进行系统分析和集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决策提供依据，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管理体系实现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公共管理机制

通过大幅削减政府管辖的事务、大幅精简乡镇及其机构、推进公共事务管理改革以及加大推进基层自治的力度开创以管理和参与为动力，以绩效为目标的政府管理新模式。

四、结论

我国农村治理模式从封建社会的“王权止于县政”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管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村民自治模式”，农村治理模式不断发展进步。治理模式应与当地农村的自然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村居结构、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完善程度、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等治理环境相适应，农村治理应遵循客观规律，依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要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优化生产关系组合出发，以调动农民主体性、促进农村繁荣稳定、提高农民素质、促使农民积极自治为目标，以保障农民利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农村与城市差距为目的。只有有效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才能实现管理民主和农村治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