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　管勇

中国古代应用文中有一种常见的文体是令体文，《说文·厄部》记载：“令，发号也”。令体文即为命令体公文，是统治者颁布法规、下达命令的一种上对下的行文。魏文帝曹丕（187-226），字子桓，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留下了诸多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令体公文传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1]他对公文重要性的强调不言而喻。其令体文不仅包括多元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举措，而且也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独具的风格特色。通过对其令体公文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曹丕顺利称帝的原因，从而认识公文的重要性，也更加全面地感悟其文章的特点。

一、曹丕令体公文的内容

公文可以协助统治者处理国家事物，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统治者个人政治思想的体现。曹丕的令体公文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不仅体现了曹魏当时的社会现状，还体现了帝王个人的政治思想。

（一）采取的政治举措

曹操去世后，曹丕不仅袭位做了魏王，还成为了丞相，处理许多国家事物，发布了多篇令文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以后接受禅位做了充分的准备，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施恩士卒。曹丕令体公文中涉及到兵卒的一共有2篇，分别是《收敛战亡士卒令》和《罢设受禅坛场令》。前者是关于殡葬祭祀战亡将士的命令，后者则是曹丕体贴在严寒中劳作的士兵所下发的命令。据《三国志·魏书·文帝丕》记载，曹丕是在延康元年十月下达的《收敛战亡士卒令》，全文十分短小，仅34字：“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葬，送致其家，官为设祭。”曹丕并没有写成全文都是“哀之”的抒情文，而是提出了具体实用性的解决方案。这篇令文虽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的问题，却安抚了动荡时局下的百姓。曹丕这种注重细节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体恤士卒的可贵思想和他对生命的尊重。

其二是让禅自谦。建安年间，汉献帝虽未退位，但国家大权实则掌握在曹氏父子手中，曹丕称帝已成为必然。在短短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下达了多达17篇令体公文来辞让禅位、谦虚自贬。这些公文可分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准备期。许芝等大臣以“谶讳”劝谏曹丕称帝。此时，曹丕刚刚袭位成为魏王，各项事务还处于准备阶段，故拒绝接受禅位，下达《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等，表达自己“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的情感。第二个时期——尚未成熟期。汉献帝下发让禅诏书，并且将玉玺送至曹丕处，但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又将玉玺送回，并下达了三篇让禅令陈述理由。刘廙等大臣又对其辞让进行劝谏，曹丕再次下达《答刘廙等令》等答复，认为自己的德行尚且不足，不可成为帝王。第三个时期——舆论营造期。李伏上表称曹丕禅位符合符谶，曹丕下令将符谶的内容公告天下，并发布令文《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谦称自己是德行浅薄之人，但同时又肯定了称帝是顺应天命。他的这些做法实际就是在为合法继承皇位做舆论准备。

其三是任命官员。曹丕在成为魏王之后，下达过三篇关于官员任命的令体公文，分别是《以郑称为武德傅令》《拜毛玠等子男为郎中令》和《问雍州刺史张既令》。《以郑称为武德傅令》是下令让郑称辅佐武德侯曹叡，要将其才智情志激发出来。在此篇令文中，曹丕肯定了郑称的才能，并且对他的辅导提出了要求，要使曹叡这枚隐藏光芒的金石打磨成龙渊、太阿那样的名剑。

除上述外，曹丕还对所有大臣都提出了“其务以职尽规劝”的要求，并且还严格规范自身：“吾将兼览焉。”他这样一视同仁的做法体现了政治上的开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人心与人望。

（二）发展农业经济

除了政治上的措施，曹丕还关心百姓疾苦，关注农业经济的发展。他在魏王时期下达的关于农业经济的令文不多，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举措，为魏国初建时期贡献不小。这方面又包括两个内容。

内容之一是除禁减税。延康元年二月，曹丕刚刚袭位成为魏王，就下达了《薄税令》，可见他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其解除园林禁令、减免税收的做法，虽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疾苦的问题，却给百姓带去了希望，并且促进了通商贸易，对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内容之二是免租税。不同于整个国家除禁减税的做法，曹丕免除两年租税之地只有“谯”这个地方。谯是何处？据《三国志·魏书·文帝丕》记载：“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2]也就是说“谯”这个地方是曹丕的故乡。他在令文中称“先王皆乐其所生”，并称“谯”是“霸王之邦”。“先王”指的是刘邦，表现了他对汉高祖刘邦的崇敬向往之情。

曹丕关注农业经济，重视税赋繁重现象，体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关心，也为他称帝赢得了人心。

（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

曹丕不仅注重政治、经济的发展，还加强了思想文化的建设，尤其推崇儒家文化。孔子的思想经过汉朝董仲舒等的改造，十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皇权的尊崇地位。他在孟达归降时，依照《春秋》褒扬邾子克的做法，让孟达成为新城太守，使更多的百姓来投奔自己，曹丕认为这正是“风化动其情，仁义感其衷”。在曹丕让禅自谦的十几篇令体公文中，几乎篇篇都提及古代明君崇高的道德品质，由此可以看出他憧憬成为尧舜禹那样品德高尚的明君。

在自身崇尚儒家文化的同时，曹丕还不忘在全国宣扬仁德的重要性。他曾发布过一篇令体公文《佚令》，此令总共八字：“树德垂声，崇化笃俗”，就是表明良好德行的重要性，并希望百姓们能够树立美德，流传好的名声。曹丕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同时，还积极宣扬仁德，努力使身边近臣都成为有德行的人，使魏国成为人人有德行的国家，从中也可见出儒家思想对古人包括对帝王的重要影响。

二、曹丕令体公文的特点

由于曹丕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影响，其令体公文既有公文作为应用文的某些特点，又具有文学作品的一些特点。

（一）修辞较为丰富

丰富的修辞也是其与现代令体公文写作的区别之一。修辞的准确运用可以生动地传递信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曹丕的令体公文涉及到用典、反问、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通过多种表达手段实现行文的目的。

首先是善于用典。其令体公文的用典既包含引古书古训为理论依据，也包含引用史实作为实践依据，使自己的令体公文更加具有说服性。曹丕在《向化手令》中为证明“风化”“仁义”治国的重要性，先仿照《春秋》中褒扬邾子克为仪父的做法，拜孟达为新城太守，为自己的做法提供理论支持，又例举夙沙百姓“自缚其君，以归神农”的实例，为自己提供实践基础，使其令体公文更加具有权威性与说服性。

其次是巧用反问和设问。反问加强语气，只问不答；设问自问自答，启发思考。

《向化手令》中，曹丕将反问与设问巧妙地结合运用，表明仁义治国的重要性。在这篇令文中，他首先提出“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用反问的语气表达肯定的意思：表明不是驱赶胁迫这些百姓做的。最后他又在文末提出问题：“权、备将与谁守死乎？”这种设问而不答的方式，引发读者思考，与作者产生共鸣，自然而然地认同了作者的说法。较自问自答而言，文章更加具有启发性，也使读者更具认同感。

（二）文学性较强

现代公文要求简约，忌浮华，且重视公文的标准化、规范化，少有文学色彩。而曹丕的令体公文则不同，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学特性，这可能与其文学家的身份以及古代公文的写作风格有关。其文学性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达方式多样化。现代公文追求表达的简约性，在其表达方式上，以说明为主，兼用议论、叙述，议论只就事论事，不旁征博引。而曹丕的令体公文在表达方式上则明显不同，议论、抒情、说明、叙事等相互结合，方式多样。曹丕行文时善于将三种表达方式相结合，但过于繁复的描写也使得其令体公文更像一篇抒情散文，而不是一篇应用文了，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情感表达主观化。不同于现代公文的客观性，由于曹丕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其公文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在《让禅第三令》中质问：“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众事备，群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短短一段话，既表现了曹丕对国家、百姓的深切关怀，又表达了自己暂不受禅的原因。曹丕在让禅方面的令文相对较多，虽让人感受到了他对国家、百姓的重视，但过于重复的陈述，反倒让人觉得矫情虚伪，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政治手段的运用灵活自如。

（三）行文独具特色

曹丕的令体公文在结构布局方面没有固定不变的行文程序，总的来说，其令体公文结构灵活自如，既体现了文人之气，又注重实用，具体说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行文的简约性。曹丕的令体公文简约严明，短小精悍，以实用为主。在其26篇令体公文中，不包括标点在内，50字以下的一共有13篇，50字到100字的一共有6篇，100字到200字的共有3篇，200字以上的有4篇。曹丕的令体公文篇幅最长的也不过293字，且多数令文在100字以下，总的来说，都较为短小。其令体公文虽则篇幅短小，但都不失文士之气。

其次是布局的灵活性。曹丕行文虽没有固定的程式，多根据具体内容调整行文结构布局，但多数会通过典故总结先贤的做法，以此推引出个人的看法与观点。总的来说，结构布局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以“昔”等字领文。如“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先在历史上找寻相应的依据，再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议论，最后得出结论。第二，先得出结论，再引用典故来论证，最后重申自己的结论。如《让禅令》中，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当奉还玺绶为让章”，然后通过尧舜等人的典故为自己“奉还玺绶”提供史实依据，最后在文末重申“亟为上章还玺绶”的观点。第三，直接结合社会现状进行陈述，然后得出结论。如《答华歆令》中，先开门见山，表明自己的仁德不够，国家尚未安定，然后得出不敢接受禅位的结论。《薄税令》中，曹丕陈述了关口、渡口、池水、林木的功用，然后直接提出了解决方案。

最后，文题的统一性。现代命令（令）公文中，标题通常由发令机关与文种两种要素构成，或发令机关、发令事由、文种构成。曹丕的令体公文从文题中便可以知晓整篇令文的大致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答”+涉及人员（具体事项）+文种。如《答司马懿等令》就完全遵从了这种模式。《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则是将许芝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在文题中表述，《又答华歆等令》虽多了“又”字，但也遵从这种模式。一般来说，这种模式的文题基本是大臣向曹丕上书，曹丕下令进行回复。第二种，具体事件+文种。如《广询令》《让禅令》《收敛战亡士卒令》等均遵从了这种模式。这种令文一般来说是曹丕下达某种命令，如《薄税令》就是下令减免百姓的税收。虽说是两种模式的文题，但其实第一种模式中的“答”+涉及人员（具体事项）也可看作第二种模式中的具体事件，所以曹丕令体公文文题的模式具有统一性。

三、曹丕令体公文的功能

现代命令公文是法定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对下级发布的一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指挥性公文，主要用于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嘉奖有关单位及人员；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等。[3]而曹丕的令体公文由于收文主体的区别，其令文功能也有所不同。

（一）指挥与管理功能

公文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工具，令体公文也一样。只有曹丕发挥指挥功能，才能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管理，从而维护国家秩序，保证百姓生活的安稳。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以及曹丕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令文均为自己独立行文，无代言作者，这就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公文写作能力，以便令体公文更好地发挥指挥、管理功能。

（二）联系与协调功能

曹丕许多的令体公文都是以“答”的方式，都是对于大臣上书的回复，如《答辛毗等令》《答苏林等令》等。这些公文均是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群体的交流联系，曹丕在表让禅后，多位大臣上书劝谏，曹丕对他们单独下令回复或以群回复，这就体现了其令体公文的联系功能。国家是一个整体，帝王处于这个整体的指挥位置，这就需要他与下属大臣加强交流，共商政事，只有双方之间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才能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更加和谐。

（三）教育与宣传功能

曹丕崇尚儒家文化，在与大臣的交流过程中也多次表达自己重德行的看法，这就在告诫大臣们也要加强德行培养。而曹丕通过令体公文，表现自己对德行的看重以及努力注重修身的做法也为他提高了美誉度，赢得了百姓与大臣的支持与信任。当然，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而其令体公文的这些功能又是不同的。曹丕发布的《佚令》，虽全篇仅八字，但由于它是以“令”这种特殊文种发布的，这就使得它更加具有权威性，其教育、宣传效力也更加突出。

曹丕令体公文在指挥管理、联系协调和教育宣传方面的功能，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建设国家，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

总之，无论是现代令体公文还是曹丕的令体公文，其文章篇幅都短小精悍，都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文，其行文方向始终是固定的。现代令体公文更加简洁果断的行文更好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大地提高了行文效率。通过对曹丕令体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其写作的风格，而且还可以了解他在政治上顺利称帝的原因。其令体公文不仅表现了他的“天子声气”，也体现了其文士之气，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曹丕及其公文写作的特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论文重点资助团队课题“古代公文文体研究——以个案为考察中心”，编号：[TD1613]。）

注释：

[1]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2]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3]裴显生：《应用写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张潇，管勇 江苏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21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