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伏虎

开放视野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思路：重庆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伏虎

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溢出效应”：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引领作用值得为全球经济治理所借鉴。尤其是作为内陆型、后发型城市的重庆，其产业发展经验更具备普适性与迁移性，也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新贡献。重庆经验体现为以“重塑产业分工”缔造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路径，以“聚焦新兴产业”厚植内生能力的创新驱动路径，以“培育对外通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对外开放布局等实践。上述实践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具备借鉴价值：一是变“产能转移”为“产业链重塑”，二是变“自发创新”为“自主创新”，三是变“封闭内循环”为“开放协同格局”。

一、引 言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完成了由“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并进一步升格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Barro，1999）。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受益方”（Benefited interest），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授益方”（Beneficial party）。在此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快速发展道路，截至2015年底，GDP占世界比重为15.01%（美国为24.53%）；以PPP计算，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08%，超过美国（15.81%），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量的11.9%（2000年为3.6%），已成为全球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超过美国的76个。与此同时，世界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徘徊于不足3%的水平，面临着资源型经济增长后劲匮乏、外延型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等一系列问题(Mcdonough,2015)。由隔绝到“溢出”，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经济具有了真正的、完整的意义，而与世界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将越来越大，特别体现为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中国道路的引领作用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借鉴和启示。

基于上述反差和现实，值得让世界将经济增长的希望目光投向中国，这也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及其系列会议将主办国、举办地选在中国的重要因素—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供世界借鉴，体现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开放布局等经济治理的方方面面。以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带动经济创新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特色。从既有的国际经验来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起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来看，成功者占少而失败者居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不同经济体由于其历史、文化、区位因素以及要素禀赋等各有差异，进而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发展路径和模式难于简单模仿。对于国际公认的转型典范，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其区位优势（处于国际贸易通道节点）、产业基础（具备既有的FDI投资存量）、国际地缘格局（发达国家给予倾斜支持）并不具备普适性，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反复强调和指出的“追赶模仿陷阱”所在。反观中国特别是以重庆为代表的内陆型、后发型经济体，其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开放布局等做法和经验就尤为值得关注。体现为：一是重庆产业转型升级的能级“跃迁”，是如何在区位优势不明显、游离于产业分工链之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二是重庆创新驱动发展衍生出的新经济、新业态，是如何在科技要素禀赋较低、经济腹地需求潜力较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是重庆开放布局的全球化开放经济网络，是如何在内陆地区、区域市场的现实下培育出来的？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发展范式、发展路径、模式转轨等问题的全面回应，也是对发展中国家参与、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引和借鉴。有鉴于此，本文将以重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与开放布局的具体实践为例，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内生能力、产业跃迁等理论，深入揭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一员的重庆，跨越“追赶模仿陷阱”【（Mathews，2002）】的具体做法及其经济学价值，进而将上述经验纳入自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之中，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的印证。

二、转型升级：重塑产业分工，缔造比较优势

作为后发型经济体，直辖之初的重庆市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能级较低、缺乏协同网络、游离于全球化经济格局之外等问题，尤其是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面临着发展趋缓、外部需求薄弱、市场腹地有限等问题。如何将产业能级进一步提升，如何在对外经济格局中实现落后产业向新兴产业转轨，是重庆需回应的现实问题。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承接产能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接承接外部分工，但对重庆而言受制于物流成本、产能基础、投资门槛等问题，面临着配套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的三重制约。因此，无法被动地实现投资回流、产业聚集、产能输入，需要在区位优势不明显、游离于产业链分工之外如何缔造自身的比较优势，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重庆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之外，尝试并探索出“以构建内生产业集群”为主的转型升级新思路。即不再依赖外来产业链环节的简单分工，而是通过集聚产业链上各环节、各主体、各类要素，有效破解了配套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三重制约，该思路通过强调“内生增长”，与传统经济学范式强调的“因果累积循环”有着显著差别，体现为通过重构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基础及在此之上的内生分工，并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催化作用和高附加值实现产业能级的最终确立，本研究以重庆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为例做一阐述。

在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形成新供给能力的过程中，重庆通过“三类集聚”实现了产业内生分工。一是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集聚，在化工、电子、汽车等重点产业，形成了原材料零部件、研究开发、集成制造、物流运输、销售、金融、结算等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以重庆为基地即可实现近距离的产业组织分工协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二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同类企业的集聚，如重庆的汽车产业集群，以长安汽车为龙头，形成了福特、通用、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欧洲依维柯、北汽、二汽、上汽等企业在重庆形成11个集群，也带动了汽车产业上游的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等一系列专业企业入驻，有效降低了配套成本；三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为制造企业提供物流、金融、贸易等服务，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化发展。

重庆以“重塑产业分工”为导向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形成“循环激励”，也缔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以汽车、电子两大产业集群的转型成效为例，重庆2015年汽车产能306万辆（台），位居中国第1，占据全球11%的份额；销售6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自2012年以来，重庆的电子产业产值增长11倍，汽车产量增长4倍，体现了重塑产业分工、潜力释放的价值。上述实践生动诠释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所在，也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贡献。

三、创新发展：聚焦新兴产业，厚植内生能力

作为欠发达经济体，重庆的科技人才、专利数量、科研团队、应用型研究储备等要素与中国沿海地区相比存在先天短板，体现为创新要素数量少、集聚程度低、演化阶段靠后等问题。欠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着创新驱动难以为继的问题，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将创新单纯地视为“市场力量的集合”（Porter，2002），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中不需要政府的力量，但无法指导实践中“创新第一把火来自何处”的问题，即由于创新要素匮乏导致的“冷启动”（Cold Boot）。对于资源禀赋不优、生态承载力不够强的重庆，必须依靠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依靠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上述困难、现实需求，重庆尝试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

2013年以来，重庆市将创新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各方面创新，出台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重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促进创新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不断优化，有效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涌现出不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较大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以重庆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旨在促进工业经济的多极发展，化解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重庆市对中国每年进口量前50位的商品，从技术前景、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创新难点等维度逐一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集成电路、液晶面板分别是中国进口额最高的两类加工品，重庆采取了“从替代进口中找到国内需求”的遴选思路，旨在通过政府引领集聚创新要素，实现供给侧提升的创新发展路径。随着京东方液晶面板8.5代线2015年在重庆成功投产，实现了进口替代。同时，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也逐步扩展到集成电路等核心零部件生产，电子产品正逐步向智能显示、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多终端体系延伸。再如，通过引进中科院处于基础研究前沿的创新人才团队，率先研发出15英寸单层石墨烯薄膜，成功生产出全球首批量产石墨烯屏手机，并在智能终端、新能源领域完成多款应用产品开发。

重庆聚焦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路径，是变“自发创新”为“自主创新”，其实践体现了政府引领的价值，包括人才要素引进、资金（创业风险投资）保障、土地配套供给等方面。该创新发展理念是对发展经济学中单纯强调企业自发、企业家自主的扬弃，即在政府夯实各类创新要素、搭建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实现各类创新主体就位、归位，突破创新活动的“冷启动”瓶颈，实现后发型、内陆地区的创新发展。

四、开放布局：培育对外通道，融入全球价值链

作为内陆型经济体，重庆的开发开放面临着区位制约，包括沿江通道难以彻底打通，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无从发挥，航空枢纽受限、公路铁路网络密度有限等等。发展经济学中将区位要素视为先天禀赋，强调在具备沿海、沿边等通达能力的区域培育经济要素。该理论对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缺少回应，只能依靠产业梯次转移等方式过渡。重庆针对面临的上述制约，从对外开放的高度、广度、深度等方面，主动培育了对外通道，实现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突破和超越。

一是在对外开放“高度”方面，重庆通过打造智能口岸，推动形成了铁、公、水、空完备的口岸开放体系和多式联运市场体系，促进物流运作高效便捷。促成“渝新欧”班列常态化运行，推动临江产业、临空产业、通道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有效提升了重庆开放层次。二是在对外开放“广度”方面，将以大都市区为核心的开放格局拓展至城市发展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重庆加工贸易产业对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支撑作用，围绕更好统筹产业规划、发展布局、物流配套、政策协调，支持各区县广泛开展加工贸易，更好利用两种资源、融入两个市场。三是在对外开放“深度”方面，支持加工贸易由简单加工向研发与贸易转变，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

五、重庆发展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启示和借鉴

重庆发展经验充分体现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传统产业向产业集群发展、从封闭经济体到开放格局转型的价值。对内陆型、后发型经济体、欠发达地区而言有着充分的借鉴价值，也是对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贡献。

一是在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模式下，后发型地区要完成从价值链“被动参与者”到“主动构建者”的角色转变。当前全球化已进入双向开放新阶段，就地利用本地先进生产要素，服务于本国研发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欠发达经济体需要致力突破的方向。重庆“重塑价值链”的过程，就是通过“走出去”充分利用资本、技术、产品、品牌等纽带，打造产业集群，将价值链延伸至国际市场，从而逐步布局全球价值链。

二是在国际知识流动的背景下，内陆型地区要完成从“模仿跟随”到“自主创新”的定位转型。通过政府力量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实现战略阶段性转换、产业高度化等经济转型发展目标。通过从依托“人口红利”转向开发“人才红利”，加快、加大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重庆“创新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关键性领域、前沿先导产业由政府主导并引入各类要素的过程，通过创新平台搭建和创新要素集聚，天然的形成有利于“颠覆式创新”“破坏式创新”（Schumpeter，1942）的外部环境。

三是在全球资本流动加剧的现实下，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制度创新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长期保障，也是包括重庆在内的国际经济格局演化的共性特征。重庆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效表明，在重塑价值链、开展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需要以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加以保障，包括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等对外开放载体，都是融入世界规则、营造稳定制度经济环境的做法。对内陆型经济体而言，需要借鉴重庆经验，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型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保障经济体转型升级、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