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强

1

我总觉得长眠地下的父亲一直在窥视着我们，窥视着这个村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有好多次，我梦见他，他的表情依旧是那么肃穆，他眉头紧锁的样子更让人不寒而栗。昨天我去麦地小学上课，中午时回了一趟家，给母亲送点药去。我们家的老屋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了，显得异常冷清。我们又谈起父亲，母亲告诉我，这些天夜里她老是惊醒，她说：“我担心你爸在那边又生出什么事来，要是这样的话，给他赔小心的人也没有一个。”母亲的表情很落寞，我知道她是想我父亲了，只好安慰她说：“那边跟这边不一样，爸爸怕是不敢折腾的，再说我们给他烧了那么多纸钱，他怎么还会折腾？”母亲叹息了一声，说：“唉，他那脾气……”

人死如灯灭，可是父亲死后，他的影子似乎还笼罩着他生前居住的麦地村，他以自己独特的死亡方式来宣告他的胜利。那天老支书王大方拄着拐杖游到我们麦地小学，他在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跟我谈起天气，谈起庄稼，谈起村庄那些越来越空的房子，谈起村庄里那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后来，他终于谈到了我死去的父亲。

他问我：“你是哪年生的？”

我说：“一九八一年。”

“哦，”他说，“那时候你爸已经回到乡下了。”

我想起父亲的一生，黯然道：“他这辈子挺坎坷的。”

王大方说起了父亲当年的事情：“你爸爸也风光过几年的。他原先并不叫李胜利，而是叫李老二。高小毕业后，他在村里当了几年放羊娃，随后又当了两年民办老师。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他嫌自己的名字不好，就改成了李胜利。没想到名字一改，他的命也变了，很快他就被招到县食品公司工作，成了我们村唯一一名领工资的干部。你爸在县食品公司工作，干的是杀猪的活，在今天看来，并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时候，却是让人眼红的工作。你想啊，那时候大家都缺吃少穿，就算村里的富裕人家，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才会吃一顿肉，可是你们家不同，你妈和你两个哥哥每年要换一套新衣裳，别人家的孩子的袖口上糊的全是鼻涕，你两个哥哥的袖口上糊的却是油渍，因此，我们都很羡慕你爸。那些年，你爸在县城里工作，你妈带着你的两个哥哥在乡下生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那时候我们在地里干活，一看见你爸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回到麦地村，我们便纷纷扔掉手中的锄头，跑上路去跟他打招呼，那些在地边割草、放牛的孩子也围上去，怯生生地看着他。你爸热情地给我们递纸烟，从帆布包里掏出水果糖分给孩子们。总之，只要你爸一回来，就会在村里引起一阵骚动，大家都说：在县城里工作的李树生回来了！傍晚时分，你们家屋里飘出的猪肉的香气在村庄里四处弥漫，村里的狗们更是成群结队在篱笆外缠打嘶鸣，等着冷不丁从你们家院里飞出来的一块骨头。”

“那你知道我爸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回到乡下的吗？”我问他。

我知道父亲年轻时候曾是国家干部，后来回乡务农了，但为什么回乡，父亲从来没提过，家里人也绝口不提，我只是从村里那些对父亲心存敌意的人（其中就包括王大方）那里隐隐听说过一些，但并不完整，而且，他们的说法迥异，有的说是他被开除的原因是跟一个领导的老婆有染，有的说是贪污公款，有的说是搞投机倒把。他们谈论父亲的时候躲躲闪闪，一看见我，立即闭口不言，或者压低音量，仿佛我听了之后会去向父亲告密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非常惧怕父亲，他脾气暴躁，跟我们说话几乎都是命令的语气，而且表情严肃，眉头紧皱，无比威严，我们就算心里有话，也绝不敢跟他说。这些年来，父亲的脾气稍微温和了一点，但还是跟我们说不到一块去。

我问王大方：“我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

他叹了一口气：“听说是为了一方砚台。”

我有点惊讶：“砚台？”

他说：“你爸爸替朋友保管一方古砚，但那砚台竟然是别人偷来卖给你爸爸的朋友的，东窗事发后，你爸爸的朋友硬说你爸爸是买家，他只不过从中间过了个手。因此，你爸爸被开除了公职。”

我说：“可是我记得你似乎说过，他是因为贪污公款……”

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说：“很多年了，我很小时候，我似乎听你说过。”

我的记忆突然变得异常清晰。我想起那些年，年幼的我站在村委会办公室的门边，听见里面的人们围炉闲谈的情景。麦地村委会和麦地小学挨在一起，我常常倚在村委会办公室的门边。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就要下雪了，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他们围着里面的一炉火烤着。支书王大方面对门坐着，他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烟筒，把半边脸埋进烟筒里，咕噜咕噜地吸着。我冷得发抖，想进村委会的办公室烤一会儿火，可是听到他们正在谈论父亲，而且语气很是不屑，我便不敢再进去了，就站在门边，感受着从屋里散发出来的暖气。我看见王大方吸了一口烟，把嘴从烟筒里拿出来：李胜利那穷鬼真恶心，从前贪污公款把工作弄丢了，现在又要讹诈人……他突然瞥见我，马上闭口不言了。我听见他在骂我父亲，也只好自觉地走开了。

王大方的表情似乎有点不自然，他说：“就是因为一方古砚。因为你出生后不久他找过村里，说他想平反，让县里给他恢复工作。他写了一份材料，其中就谈到了他为什么被开除工作的事，说自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了。他叫村里签字盖章，可是村里没同意，因为他超生了，不符合政策。”

我从来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父亲没提过，他死后，我母亲也没提过。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连母亲也不知道。

我突然间有一种负罪感。要是没有我的存在，也许父亲真的会被平反，重新变成一个城里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被开除公职时，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已出生，他回家后不久，我的姐姐也出生了，但那时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一九八一年，我不合时宜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作为超生户，父亲被干部们呼拥着，去卫生院做了节育手术。因为我的出现，父亲失去了平反的资格，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也都跟着改变了，因此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一家人。前几天我跟母亲又谈起父亲。母亲说，父亲被开除工作后就彻底变了个人，他从不去别人家窜门，村里组织开会，他永远坐在会场的角落里。有人跟他说话，他大多时候只是用 “嗯”“哦”之类的词去应答。平常在家里，他也难得说话，只坐在炉边吧嗒吧嗒抽他的叶子烟。一到过年，家家户户都放鞭炮，我哥哥和二哥弄到一些鞭炮在门口放，被他看见了，他把他们抓过来就打。父亲边打边骂：“有什么可高兴的？”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他，连母亲跟他也无话可说。不过母亲告诉我，她理解父亲的心情。这个人生的落差太大了，他当然难以承受。为了生活，父亲不曾放弃努力。他打算重操旧业，在四乡八里杀猪赚几个小钱，但那时乡下并不缺少杀猪匠，杀猪匠们显然也并不愿把生意让给我父亲，何况那时乡下并没有多少人养得起猪，因此父亲只好将杀猪刀收起来藏在床下。我的两个哥哥先后上学之后，父亲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他特别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离开麦地村，在城里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父亲不爱说话，但我至今仍记得他那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这乡下不是人活的地方！”

但最终我们都未能逃离乡下。父亲被迫在麦地村生活，一生与贫穷打交道，然后以他独有的方式死去，最终被我们埋在了他厌恶的乡下。我的大哥、二哥和姐姐都是农民，大哥如今勾腰驼背，常年与土地打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姐姐也生活在乡下，偶尔出去打工，可是她是个路盲，老是找不到自己的住处，自己把自己弄丢了好多次；二哥终年在外打工，从一个省漂泊到另一个省，虽然他一直生活在城市，可是城市从来就未接纳过他；而我，作为这个家庭唯一的公家人，我曾经是父亲唯一的希望，然而我只不过是麦地小学的一名普通老师，这些年来，我曾做过很多尝试，比如考公务员，改行，然而事实上，我连我们响水镇中心小学也调不去。因此，我感觉自己愧对父亲。

那天王大方离开麦地小学的时候突然向我打听我父亲的生辰。

我告诉了他，然后问他：“你要来干什么？”

他垂头丧气地说：“我梦见他提着一把斧头冲到我家，爬上房顶要砍我家房子的梁木！这个老鬼啊，死都死了，还要跟我闹，跟我缠，我打算烧几沓纸钱给他，请他以后别再烦我了！”

他的语气里有愤怒、怨恨，却又带着无可奈何的情绪。我摇摇头，无奈地笑笑。我能说什么呢，父亲的固执是出了名的，在我们家，恐怕只有我的话他稍微能听进去一点，可他一旦固执起来，别说我，就算有九头牛也拉他不回头。

2

算起来，父亲与王大方的恩怨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王大方告诉我，父亲对他的不满或许始于一九八一或一九八二年，即我出生后不久，那时候父亲要平反，去找村上签字盖章，虽然当时王大方还只是村上的一名计生员，可他毕竟是村上的人。王大方说，父亲特别爱记仇，村支书不给他签字，他就把整个村委会的人都恨上了。

但我认为王大方的话并不可信，父亲并不是他说的那种人。而且，我母亲也说不是，母亲说，父亲之所以跟王大方成仇，是因为她。

那是一九八五年，政府组织群众修村镇公路，我们家分到了一段。父亲和母亲去修路，没想到第三天就出了事，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我母亲躲闪不及，大腿被砸伤了。要是给自己干活伤的，那只怪自己倒霉，可那是给集体修路受的伤，集体就应该给个说法。父亲怒气冲冲地去找村上，要求村上将我母亲送去县医院治疗。那时王大方还不到三十岁，刚当上支书不久。他年轻气盛，见不得我父亲盛气凌人的样子，便朝我父亲摆摆手，说：“这样的小伤用不着去县医院，让村头的郑医生弄点草药敷上，半个月就好了。”

父亲心里窝火，说：“王大方，要是你妈被砸成这样了，你是不是也是这态度？”

王大方也很生气，说：“李胜利你好好说话，别骂人，你以为你还是在县里工作的李同志吗？就算还是当年的李同志，也没有随便骂人的道理。”

父亲说：“我不骂人，你派人把我老婆送去县医院治疗，我老婆住院期间，你们得发给她营养补贴和误工费。”

但最终母亲没有去县医院治疗。父亲背着母亲去我们响水镇的卫生院，医生处理了一下外伤，说母亲的骨头没事，只是软组织挫伤。母亲没有大碍，父亲也就没说什么了，可是母亲的伤还没痊愈，王大方就带着村干部们来我们家，催我们家去修路。他们说，别家的都快修完了，我们家的才开了个头。要是不赶紧点，就要拖整个响水镇的后腿。

父亲没好气地说：“我老婆都差点被砸死了还修什么路？你们另找他人去修！”

王大方说：“这是政府安排的，你说不修就可以不修？”

父亲说：“天王老子安排的我也不修。要是再出事，你王大方能负责吗？”

王大方说：“你的意思是决定不修？”

父亲说：“枪毙了我我也不修！”

王大方说：“李胜利你嘴别太硬，你是犯过错误的人，我劝你老实点，否则弄出麻烦来不好。”

父亲没想到王大方竟然在这当口揭他的伤疤，他火了：“就是不修，你还把老子啃了不成？”

父亲逞一时口舌之快，最终让自己吃了亏。当天下午，镇上来了几个人，叫他去修路。他说：“我正要找你们呢，修路的事情先摆在一边，我老婆给你们修路变成了废人，你们说怎么办？”

那时我还小，我看见父亲跟他们争吵，火气似乎很大，而那几人的声音也很大，他们说着说着就推攘起来，父亲被他们推到了屋外，那几个人走了，父亲也被他们带走了。之后父亲好几天没回家，他因为妨碍公务，被派出所拘留了一个星期。父亲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王大方身上，从派出所出来之后，他在家里抄了一把杀猪刀直奔王大方家，要跟王大方拼个你死我活。王大方原本并不把我父亲放在眼里，以为收拾一下就听话了，他没想到我父亲的火气竟越烧越旺，于是害怕了，忙关了槽门躲了起来。父亲见王大方不开门，抱起一块大石头，把王大方家的门板砸破了。父亲在外面叫嚣：

“王大方你狗日的有本事再叫人把老子抓去关了！只要老子出得来，就杀你全家！”

父亲的蛮横和凶恶起了效果，我们家没有再去修路，村上也没有再来过问。后来王大方虽然憎恶我父亲，却事事都避着他三分，父亲呢，愈加得寸进尺，凡是跟王大方扯得上关系的麻烦事，他必然会大做文章。我们麦地村地下煤藏丰富，那时村里有好几口煤窑，但大多是小打小闹，只有王大方家的煤窑规模最大，那口窑的矿道已经伸到了村子底下。有一回父亲发现我们家的猪圈墙裂开了一条缝，硬说是王大方家在煤窑里放炮震裂的，他去矿上阻止工人施工，并且要王大方赔我们家的猪圈；虽然后经上级领导调停，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王大方家的煤矿却前后停产了一个月，收入损失了不少。还有一次，王大方的舅子张厚才家的牛闯进我家玉米地，啃了十几棵玉米苗，父亲操了根木棒把那头牛打得背脊出血，还气势汹汹地闯到村上找王大方说理。结果，张厚才家赔了我家五十斤玉米。

父亲是那么蛮横，村里的很多人都很怕他，可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人们表面上不招惹我父亲，背地里却都在说他的坏话，以至于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喜欢跟我们玩。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个曾经很体面的干部李胜利，而父亲也羞于在人前提起自己从前的光辉岁月。我隐隐听说父亲曾是一名体面的干部，但我不大相信。我悄悄注视着父亲，他衣衫褴褛，头发蓬乱，满手是皴，连村干部也不像，怎么会是县城里的干部呢？但我大哥、二哥说父亲从前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也许也记不得从前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了，他们只不过是想回到过去。后来哥哥成家了，跟着父亲在村里开煤矿，矿没开成，却遭遇煤矿塌方，哥哥的腰受了伤，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哥哥躺在床上，对父亲充满怨恨。他对我二哥说：“要是爸爸当年不被开除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县城里的人，我又怎么会受这样的苦呢？”二哥说：“不仅是县城里的人，我们还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怪老头子利欲熏心！”

而我不像两个哥哥那么想。我是超生的，要是父亲不犯错误，我就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要感激父亲，或者说，感激他犯的那个错误。我是理解父亲的，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不顺，但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村里像大哥、二哥那么大的人，很少有读完小学的，但我们家里再困难，父亲都要求自己的儿子们读书，他希望我们能够跳出农门。大哥读书的脑子笨，小学毕业后没考上初中，父亲硬逼他去补习，补了两年终于考上了初中。他在初中还留了一个级，毕业后却什么也没考上，只好回家务农，娶妻生子。二哥比大哥精灵得多，却不用心读书，读完初中后，没考上高中，父亲咬着牙让他补习了两年，终于考上了高中，可是他读了一年就回家了，从学校带回来一个姑娘，不久之后两人奉子成了婚。二哥二嫂在家里呆了两年多，把孩子丢在家，二人便相约出门打工去了。父亲对二哥的期望也落空，每天拧着一张脸，谁见了都害怕。我姐姐人老实，读完六年级便自己回家了，长大后嫁到了邻村，姐夫也是一个老实人。父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并不在意姐姐读不读书，见两个儿子读书已经废了，他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市里的师专。其实师专算不上什么大学，它介于大学和中专之间，好比介于摩托车和自行车之间的电动车、马与驴之间的骡子一样，叫它大学实在是很勉强。但毕竟我是麦地村的第一个大专生，因此父亲很兴奋，跟人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按他的想法，我毕业之后自然是当官，最不济也能在镇上当个一般干部，没想到我没考上公务员，只在麦地小学当了个老师，这已令他大失所望了；我结婚后，他对我更是失望之极。我妻子只读过初中，家庭条件一般，我们结婚后，妻子在镇上租了个门面摆了个服装店，生意并不好。我在麦地小学教书，但大多时候住在镇上，农忙时节，我偶尔也回家帮帮忙，那样的时候，我头戴草帽，脚穿解放牌胶鞋，手握锄头，跟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我回家帮忙干活，父亲既不拒绝也不欢迎，我从他落寞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对我的失望。

时光荏苒。我的大哥结婚后分开单独过起了日子，始终被贫穷所困，如今，他已然显出了老相，还时常腰疼，那是当年他跟着父亲去开煤窑时留下的旧伤；二哥又外出打工去了，二嫂自从跟一个山西人私奔之后便杳无消息，二哥在外面形单影只，偶尔打个电话回家，却经常换号码；姐姐和姐夫仍旧守着土地，种点烤烟，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我呢，依然在麦地小学教书，每天来回在村里和镇上奔跑。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唯有我们的父亲长眠于地下。

3

父亲的死在整个响水镇都引起了轰动，这种轰动不亚于当年他被开除工作的时候。人们都把他的死当成一段趣闻，甚至当成笑谈，只有王大方不那么认为，他恨恨地说：“李胜利真是不要脸，活着跟我斗也就罢了，死了也要害我！”

父亲跟王大方之间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矛盾真正激化，却是因为两棵树。

这件事要追溯到父亲十四岁的时候。那年他高小毕业，因为年纪小，就在队里放羊。放羊的除了我父亲，还有老光棍吴哑巴。那年秋天，两人赶着队里的羊去东山上放，父亲见路边有两棵被人遗落的杉树苗，就顺手捡了起来。那段时间队里正在搞植树造林，那两株树苗就是人们遗落在路上的。父亲和吴哑巴把羊放在东山的荒野里，羊在山上吃草，父亲就用弯刀在一处避风的窝凼里挖两个坑，把两株树苗种下了。虽然种得很潦草，两棵树却都成活了，且长得十分茂盛。后来人们看见那里有两棵杉树，就给那个窝凼取名为“两棵树”。再后来土地承包到户，人工种植的杉树林也分到了各家各户，只有荒山作为集体的柴山地并没有分下去。麦地村的荒山很多，有些人家便去开荒种地，反正都是无主的荒山，谁先挖出来就是谁家的，也没人去争。两棵树那里因为离村里较远，土地也很瘦，因此一直荒芜着，直到一九八八年，张厚才家才把那里挖出来种了土豆，那两棵树呢，就任它在地里长着。

几十年过去，父亲虽然还依稀记得自己在东山的山坳里种过两棵树的事，但因为麦地村并不缺木料，我们家也不修房子，因此他并未多想。一九八九年，王大方家修新房，按照乡俗，新房的梁木要由舅子家送，张厚才是王大方的舅子，他就把两棵树中小的那一棵砍了，找木匠打成梁木，请人敲锣打鼓抬到王大方家。那时麦地村的荒山上到处是树，有杂木，偶尔也有人工种植的杉树，只要是自家地里的，村里人要用的时候只需花几块钱在林业站办个砍伐手续便可以随意砍。张厚才送给王大方家那根梁木又粗又直，人们都啧啧赞叹，说也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栽下的，没想竟能做梁木了。父亲想起当年放羊时种树的事，跑到东山的山坳里一看，两棵树只剩一棵了，他知道张厚才在王大方家，就去王大方家找。

父亲找到张厚才：“你怎么把我栽在东山窝凼里的两棵杉树砍了一棵？”

张厚才说：“你说哪里话！那块生荒地是我开的，两棵树长在我的生荒地里，树自然也是我的，怎么会是你的呢。”

父亲说：“那两棵树又不是集体栽的，是我自己栽的，我还想着等它们再长大一点砍来打几副棺材呢，你怎么说砍就给我砍掉了！”

张厚才说：“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是砍来送我妹夫家做梁木的！”

父亲就喊王大方：“王大方你过来！”

王大方假装没听到我父亲喊他，自顾跟几个亲戚说话。父亲冲到他跟前问他：“我栽在东山山坳里那棵树被你舅子砍了，你说怎么办？”

王大方说：“奇怪，我舅子家的地里怎么会有你的树？”

父亲说：“那是我栽的树！”

王大方说：“李胜利，今天我家办喜事，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无事生非。”

父亲说：“我才懒得管你家是办喜事还是丧事。我的树被你舅子偷砍了，现在我找到了，我得把它扛走！”

父亲俯下身，抱那根梁木。梁木太重，他抱不动。父亲说：“好重！砍成两截就扛得动了。”

父亲说着就要出去找斧头。

那时王大方家正在吹吹打打，锣鼓翻天，鞭炮阵阵，就要开始上梁仪式了。王大方早已领教过我父亲，知道他是个蛮横不讲理的家伙，担心他真干出傻事来，忙追上去，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

王大方说：“李哥，不就是一棵树么，我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嘛，何必跟我为难呢。”

父亲说：“你们当官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才懒得跟你套交情！”

王大方说：“乡里乡亲的，别这么过分嘛！”

父亲说：“总之那两棵树是我的，张厚才砍了一棵，你们村上得拿个说法来，否则我就把那根梁木砍断了再扛走！”

张厚才也追上来了，他说：“你说是你栽的，谁信？我没砍的时候你怎么不站出来说是你栽的？李胜利，你别讹诈人！”

父亲说：“谁知道你要偷我的树？当年我栽树的时候，有吴哑巴在场。”

张厚才就把吴哑巴拉过来问。那时吴哑巴已经很老了，成了村里的五保户，见王大方家修新房，他也去凑热闹。张厚才叫吴哑巴作证。可是吴哑巴不会说话，他哇哇哇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我父亲。

张厚才说：“吴哑巴也没说是你栽的树！”

父亲说：“他的意思就是那两棵树是我栽的！我懒得跟你说了，总之你张厚才砍了我的树，现在我得把它扛走，无论我把它当柴烧还是打成棺材，跟你们都没关系。”

王大方说：“李哥，我看出来了，你今天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

父亲说：“是你舅子跟你过不去。山上的杉树那么多，他要送梁木给你，就砍一棵自家的树呀，为什么要砍我的，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

张厚才说：“就算是你栽的，可是那里的地被我开出来种了庄稼，树长在我家地里，树就是我的。”

父亲说：“当年集体植树造林，土地下放后，林子都分给了各家各户，可是东山山坳里那两棵树是我私人栽的，也就是我的，队里也没把它们分给谁，你凭什么就把它们占去了？”

王大方家是办喜事，他怕给我父亲闹晦气了，只好忍气吞声破财免灾。既然我父亲说两棵树是他栽的，那就算他的。张厚才砍的那棵折价八十，没砍那棵树既然长在张厚才家的生荒地里，折价一百，也卖给张厚才。但两棵树要一百八，张厚才穷，拿不出钱来，王大方便花钱买了两棵树。虽然是王大方买的，但砍下来做梁木那棵树名义上还是算张厚才送他的。

这件事在村里被人们谈论了很久。他们都说我父亲不要脸，两棵树明明在张厚才家地里，按照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显然就是张厚才家的，我父亲偏要无事生非，其目的不过是想讹诈王大方罢了。他们说一百八十块钱对王大方来说不过是牛身上拔一根毛，王大方没损失什么，反倒是我父亲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一百八十块钱就把自己卖了，值得吗？”他们窃窃私语。

父亲在人们的鄙夷里活着，他并没有因为得到了那一百八十块钱就富裕起来，相反，他的生活一度陷入了绝境。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笨蛋，他读过书，算得上是文化人；他在县城里当过十多年的干部，可谓见多识广；他有眼光，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然而，生活的落差让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读过书、当过干部、有眼光，这些都是他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却统统变成了他的劣势，回到村里之后，他不甘受辱，也不甘平庸，但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平庸。那些年我们镇到处是煤窑，父亲缺钱，就去煤窑当矿工。王大方家的煤窑是村里最大的，在那里干活近，又最好挣钱，但父亲与王大方之间的关系僵硬，因此他只好去别的煤窑干。因为我们要读书，家里的开销实在太多，父亲只好在煤矿预支工资，干八十块钱的活，却早已花掉了一百块；欠老板的钱越来越多，老板便不再把钱预支给他。一家煤窑干不下去了，只好换另一家。当矿工实在太辛苦，挣钱也不多，父亲便谋划着做生意。他听说市里的棺材卖到了两千四五一口，而我们村里的林木多，打一口棺材只要一千多，于是他想方设法贷了款，买了一车棺材运到市里，没想到因为事先没联系过，他把棺材齐刷刷地摆在市里的路边，却没有人过问。从麦地村到市里有两百多公里路，把棺材运回来不划算了，他在市里呆了近一个星期，好容易才联系到一个贩子，把棺材低价处理掉了。一桩生意下来，他亏了两千多。父亲做棺木生意亏了本，又开始策划着养猪。他买了五头母猪，可是母猪下崽后，一场猪瘟袭来，圈里的大猪小猪死了个精光，父亲也赔了个精光。那时王大方家的煤窑成了村里最大的煤窑，每天产煤十多吨，生意可谓红红火火。大哥分开单过后，打算去王大方家的煤窑当矿工挣钱，父亲阻止了他。父亲说：“王大方家开煤窑挣了大钱，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开一口呢？”父亲带着大哥在村里的荒山上开窑，两人干了将近一个月，费了无数炸药和雷管钱，却没看到煤炭的影子，反倒遭遇矿井冒顶，把大哥的腰砸伤了。煤矿没开成，大哥受了伤，父亲只好借钱给大哥治伤。大哥的伤虽然好了，腰上却落下了残疾，负不得重。后来的好几年里，大哥对父亲都心怀怨恨，他不理父亲，从来不进我们家的老屋；父亲呢，见大哥不理他，他自然也不理大哥，两人就这样僵持下去，日子过得很闹心。二哥的情况也让父亲很受打击。二哥和二嫂把孩子丢在家，两人出去打工，不到一年，二嫂就跟一个山西人跑了，从此杳无音信，二哥辗转各地打工，虽然他的孩子在老家，他却难得打个电话回来，更别说寄钱来，父亲和母亲只得替他们养着孩子。

我们家的日子不好过，王大方家也经历了大起大落。我们麦地村地偏人穷，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人家的粮食不够吃，王大方家却富得流油。他二十多岁就当了村干部，一直干了二十年，后来才在直选中败给了别人。他当村干部时，村里有好几口煤窑，但只有他的煤窑越做越大。政府规范开采行为，王大方没有能力经营了，便把煤窑卖给一个江西老板，一下子就卖了五十万。我父亲非常鄙视王大方，说王大方是麦地村的恶霸地主，他霸占村里的资源，压榨村里人的血汗，他家的每一分钱都不干净，因此当后来王大方的家业逐渐败下去，父亲表现出了明显的幸灾乐祸。王大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天强长大后分开单过，二儿子王天乐跟着他过。王天乐虽然读了很多年书，但生性喜好玩乐，专结交社会不良青年，结果书没读成，钱却花费了不少。后来他竟染上了毒瘾，家产差不多被他败光了。王大方几次把王天乐从戒毒所接出来，可是王天乐一出来，毒瘾也跟着出来了，王大方不给他钱，他就到处借。在村里借不到钱了，王天乐毒瘾发作，竟然在县城抢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结果进了看守所。据说王大方花了很多钱想把儿子捞出来，钱花了，王天乐还是被判了七年刑。父亲听说王天乐被判了刑，冷笑说：“我就知道王大方迟早要遭报应！”

时间如白驹过隙，麦地村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人们靠山吃山，满山的林木在世纪末的时候已被砍伐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山梁。地下的煤矿被疯狂开采，到处呈现出荒凉的景象。后来，被开过荒的山野再次成为荒地，离人家较远的耕地也被撂荒，长出遍野的荒草。男人女人把孩子扔在家里，纷纷涌进城市，他们成了一年一度的候鸟，整个村子只有到春节才会繁荣几天。东山窝凼里那两棵杉树只剩下两截腐烂的树桩，而王大方和我父亲也迅速老去了。自从儿子被判了刑，王大方整个人也一下子萎缩下去，头上的白发像草一样长得快。有一天我看见他跟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麦地小学前面的山丘上张望着什么，我发现他的背已经驼了，头上满是白发，他站在山丘上，像一根歪树桩上顶着一抹白雪。我父亲比王大方大十岁，他的老相更甚，背明显佝偻了，我偶尔回家，常常看见他坐在大门口，嘴上叼着劣质香烟，目光昏暗迷茫。虽然人老了，可是他的脾气却丝毫不减。母亲告诉我，父亲的酒瘾也大了，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在酒坛里舀二两喝下去，睡觉的时候，同样要喝二两。母亲劝他少喝点，他就大吼大叫，让母亲搬到别的屋子去睡，两人已经分居好几年了。父亲的烟抽多了，酒喝多了，身体就出了毛病。有段时间他的脸色浮肿，走路也气喘。我姐姐听说后，带他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父亲患了肺气肿。

麦地村天气苦寒，时常阴雨绵绵，父亲从县医院回来之后，不大下得起地了，老是说冷。有时他去井里挑一挑水，可是脚步蹒跚，身体打颤，不再有往日虎虎生风的精神。母亲劝他少出门，可是他不听，居然去村后的观音庙折腾起来。那座观音庙在解放前就有了，解放后横扫牛鬼蛇神，庙宇被掀翻了，菩萨们也被砸成了很多块。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又有人去上香，庙宇的屋顶又被人们重新用竹草盖过，砸坏的菩萨又被人们用水泥浆黏合起来，歪歪扭扭地倚在香案上。但这些年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去上香的人又少了。父亲提了錾子，自己凿了一尊观音石像放到香案上。他不是石匠，凿出的观音石像样子非常奇怪，倒像是一只小鬼。

4

父亲再次跟王大方发生矛盾，是他去世那年。

那天我刚放学，正打算骑摩托车去镇上，王大方突然来学校找我。由于父亲的原因，我跟王大方家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奇怪他为什么会来找我。

王大方垂头丧气地说：“强子，你去劝劝你爸吧。”

我说：“我爸怎么了？”

王大方说：“你爸无中生有，居然要跟我争两棵树！”

我诧异了：“什么两棵树？”

王大方说：“就是东山的那个窝凼！你爸说那几亩柴山地是他的，昨天居然在那地里栽了一些杉树苗！强子你凭良心说说，你爸这样做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王大方给我说起他们家的烦心事。这几年他非常苦闷，儿子吸毒败家，几进几出戒毒所之后，老脾气不改，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了个阴阳先生给他瞧。阴阳先生拿着罗盘在他家门口看了看，又到祖坟上转了一圈，说：“你父亲的坟有问题，必须迁，要是不迁，你们家恐怕还要出大事情。”王大方怕了，带着阴阳先生在村里到处转，最后选中了东山山坳两棵树那里。阴阳先生指着从前那两棵杉树之间对王大方说：“这地方好啊，后面一座山，前面是平地，左右各一个小山丘，我找了几天，这里是麦地村最好的阴宅，要是把你父亲的坟迁在这里，要不了几年，你家就会东山再起了，你儿子也会提前出狱。”王大方听了阴阳先生的话，就去找张厚才。从前，张厚才在那里开过两年荒，后来嫌那里远，土质也不好，便没有再种了。政府搞退耕还林，张厚才便随意在那里栽了几十棵花楸树，他也没巴望花楸树能活，只不过种了树，就可以在镇政府领到一笔退耕还林款，那些花楸树也不争气，只活了几棵，而且病怏怏的，还没有荒草长得高。张厚才家没人手，他懒得再去补栽，那几亩地就一直荒着。王大方把迁坟的地点选在了那里，想着是张厚才家的地，去给张厚才说，张厚才爽快地答应了，说：“那块地我早撂荒了，你要就送给你吧。”

于是王大方开始张罗着迁坟的事。他请石匠打石头，然后请阴阳先生去两棵树定坟墓的具体方位。方位定好了，他在那两棵树桩之间挖好了一个凼，过两天请石匠运石头去，却看见父亲拿着锄头在地里挖，仔细一瞧，原来父亲在那块地里种了一些杉树。

王大方很是诧异，他问我父亲：“你在这里干什么？”

父亲说：“栽树。这块地我都撂荒好多年了，想想还是栽几棵树在里面，以后儿子儿孙也有个盼头。”

王大方说：“这是张厚才送我的柴山地，你干吗在我的地里种树？”

父亲说：“这块柴山地是我的。”

王大方说：“你说笑！”

父亲说：“谁跟你说笑？我问你，从前那两棵杉树是不是我栽的？”

王大方说：“可是你不是已经卖给了我吗？”

父亲说：“有那么回事吗？”

王大方说：“老李你是不是老了，记性就不好了？一九八九年，我家修新房，你栽的两棵树被我舅子张厚才砍了一棵，我舅子赔你八十块。另一棵树你卖给了我，一百块。我舅子张厚才没有钱，我记得一百八十块钱全是我出的。”

父亲说：“听你这么一说，是有这回事。可是我把树卖给了你，并没有把地卖给你啊。”

王大方说：“地是我舅子张厚才家的，前段时间我说要把我老父亲的坟迁到这里，他就把这几亩荒地都送我了。”

父亲说：“地怎么会是他的呢，是我的！”

王大方说：“你又说笑了。你还记得不？一九八八年他在这里开了荒，前几年退耕还林的时候又在这里栽了花楸树，地是他的！”

父亲说：“你才说笑！我十四岁就在这里栽树了，地不是我的是谁的？他种我栽树的地，种了两年就没种了，我也就没追究他，没想到你们却用我的地做起了交易！要是这样的话，我把你家的房子送给别人，这能算数吗？”

王大方说：“退耕还林的时候他还在这里种了花楸树呢。”

父亲说：“哪儿有花楸树？只有我种的杉树！”

王大方在地里到处找了找，没看到一棵花楸树的影子。张厚才栽的花楸树虽然才成活了几棵，可是前几天还看得见呢，现在突然不见了，王大方猜一定是被我父亲砍掉了。

王大方说：“李胜利你在捣什么鬼？我告诉你，那些年你跟我过不去，我看你日子过得不容易，能忍的都忍了，现在你都这把年纪了，又得了病，就安安心心过几天日子吧，瞎折腾什么！”

父亲说：“我的地，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不关你的事！”

王大方生气了，说：“好吧李胜利，我跟你说不清，我们去村委会找主任！”

父亲和王大方就去找村主任。

主任听了两个人的陈述，对父亲说：“李伯，你栽树是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这事都过去五六十年了，怎么还能拿它说事？”

父亲说：“五六十年就不能说了？你没听人说过吗，解放军在解放前借了老百姓的钱，现在不是也还了吗？何况我栽树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主任说：“你当初栽树的时候是荒地，是无主之地，跟现在不能比。”

父亲说：“原本是没有主，可是我栽了两棵杉树在那里，那里的主人就是我了。”

主任说：“可是你已经把树卖掉了啊。”

父亲说：“树是卖掉了，可是我没卖地！”

主任说：“地被张厚才开出来种了，就是他的。他转让给了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家的。”

父亲说：“主任你说笑话了，我买了你的鸡蛋，是不是你的母鸡也变成我的了？”

主任笑起来：“李伯你平时看起来挺严肃的，可是开起玩笑来很逗人笑！”

父亲说：“我是说实话。当年张厚才在那地里种了两年庄稼，我之所以没过问，是因为大家都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反正后来他没再种了，我就没追究了。现在我看着可惜，就在里面种了些杉树。植树造林利国利民，村上不会反对吧？”

主任说：“可是退耕还林的时候张厚才在上面种了花楸树呢。”

父亲说：“他种的花楸树在哪里？我一棵也没看见啊！”

王大方说：“那是被你砍掉了！”

父亲说：“王大方你别血口喷人，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砍了？树桩在哪里？”

村主任说：“李伯，虽然没看见那地里长着花楸树，可是张伯在那里栽了花楸树却是事实，我们是有证据的，都登记造册了，退耕还林款他也领了。”

父亲说：“主任你是欺我老糊涂了，我人老了，眼睛还亮着呢。那几亩地里的确没什么花楸树，至于你们登了什么记造了什么册，那是你们的事。我还想问问，没有种树却领了国家的退耕还林款，只能说明两种情况，一种是张厚才作假，骗了国家的钱；另一种情况就是你们村委会作假，帮张厚才骗钱。我不懂法律，你说这种行为该怎么处置？”

主任被父亲问得哑口无言。他怔了会儿，说：“这件简单的事情被你们扯得复杂了，我建议你们再私下协商一下，才好大点事，现在很多人连耕地都不种了，谁还要柴山地？至于在那里修坟的事情，不就修个坟么，能占多少地！你们都各自退一步，闹出不和谐来可不好。”

父亲说：“没什么好协商的，地是我的，他王大方要在我的柴山地上修坟，我是万万不会答应。”

王大方说：“李胜利你真行，说着说着好像那几亩柴山地还真变成你的了！”

父亲说：“原本就是我的！”

主任说：“你们别吵了，还是自己协商一下吧。”

王大方没法，只好退一步，跟我父亲商量。

王大方说：“老李，这样吧，那几亩地你说是你的就算你的好了，但是你得让出我给我老父亲迁坟的位置来。”

父亲说：“你要给你老父亲修坟这是好事，不过你去别的地方修，我的地不会让你修。”

王大方跟我父亲协商不成，只好来找我。

可是我也没办法。我说：“叔你不是不知道，我爸那脾气，九头牛都拉不转，我在他面前，简直就不敢说话。”

我说的是实话。一直以来，我们一家人都很怕父亲，我妈怕他，他的话就是圣旨。我们兄妹四人更怕他。小时候，我们稍稍犯了点错误，他就用细竹条抽我们。他是个穷光蛋，却长着一身又臭又硬的骨头，要是他知道我们在谁家吃了饭，回家必定挨鞭子。所有的事情只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除了遵照执行，没有别的选择。

王大方说：“强子我给你说实话吧，坟我是必须迁的，就迁到两棵树那里。我已经以一万二千块的价格包给石匠了，工钱也给了。你爸跳出来闹这一出，叫我怎收拾！”

我说：“叔，我俩去找我爸，你再跟他说说，我也劝劝他。”

于是我带着王大方到我家找我父亲。

王大方说：“老李，你老了，我也老了。我不想再生什么是非，你也算了吧，让让。”

父亲说：“我的意思已经告诉你了，你选别的地方吧。”

王大方说：“我已经确定要在那里修坟了，这样吧，我补贴你一千块钱。”

父亲说：“我不要你的钱。”

王大方说：“老李你别这样，我给你两千怎么样？我现在比不得从前，我也没钱！”

父亲说：“两万也不行！”

王大方生气了，说：“我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跟你无法沟通！我不管了，总之我肯定要把坟迁在那里。”

父亲说：“那得看我答不答应！”

王大方说：“由不得你答不答应！”

我见他们吵起来了，一边劝父亲，一边给王大方递眼色。

但父亲不听劝，他说：“只要你敢在我地里修坟，我就敢给你撬掉！”

王大方说：“咱们走着瞧！只要你敢乱来，拼了老命我也要再让你去派出所蹲几天！”然后对我说：“强子你都听到了，你爸欺人太甚，到时候别说我这当叔的不给你们兄弟面子！”

父亲说：“王大方我知道你有本事，弄个人进派出所还不跟抓一只小鸡一样吗？可是你得讲道理！你要迁坟我无权过问，可是你不能迁到我家地里去啊！”

王大方说：“你这块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大方愤然走了，我忍不住问父亲：“爸，你真想要那几亩柴山地？我们家的柴山地那么多，不是都丢荒了吗？”

父亲沉默了许久，咳嗽了几声，凶巴巴地说：“我的意思你们都不懂，我懒得跟你们说！”

5

九月过后，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天空雾霭沉沉，村庄仿佛一直被浓雾裹在了黄昏里，人罩在里面，说不出的压抑。细雨很扎人，冷风无声无息从人的脸上划过，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上面乱抓，把人内心的寒意也给逼了出来。

父亲的病又犯了。那天他独自去镇上的卫生院输液，输完液出来，就一屁股坐在卫生院门边的墙根下，大口大口地喘息。那时我正在村里的小学上课，接到医生的电话，忙骑着摩托车赶到卫生院，见父亲站在墙边，手扶着墙，脸色异常苍白，我赶紧过去扶着他。

医生对我说：“你爸这病，最好去县医院住几天。”

我把父亲送回家，第二天带他到县医院住下来，请医生做了检查。县城的天气比麦地村好得多，虽见不到太阳，空气中却带着微微的暖意。父亲在医院输了三天液，当淡淡的阳光终于从医院逼仄的窗口里透进来，他的精神突然好多了。病房在住院部六楼，他居然不坐电梯，噔噔噔就下了楼，在医院的花园里看两个老人下棋。

我去找医生看拍的片子。医生说：他这病，说不清。

我说：什么意思？

医生说：他的肺部有阴影，很有可能是肿瘤，你最好带他去市医院确诊一下。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医生的意思我明白，父亲患的有可能是肺癌。我忙跑下楼，找到父亲：“爸，医生说要去市医院看看。”

父亲看着我，像看一个外星人：“市医院？”

“医生说县医院的条件有限，有些病他们检查不清楚。”

父亲不看下棋了，他转过身，大踏步朝住院部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心里惴惴不安。这次我送他到县医院，带了一万块钱。那是我凑了很久的钱，妻子摆服装店，过段时间她要去省城进货，叫我把这一万给她。这回父亲病了，我估计看病一两千块也就够了，但还是偷偷带上了那一万块，以备不时之需。如今要去市医院，要是一万块都花掉了，我拿什么钱给妻子进货？可是父亲的病不能不治。我已经懒得去想如何面对妻子的事了，只考虑眼前：去市里检查，这点钱够吗？我想起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在读书，他是拿不出钱来的；二哥和二嫂出去打工后，二嫂跑了，杳无音信，二哥辗转各地，几年难得回一次家，从未寄过钱回来，我也不奢望他带钱来；姐姐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恐怕也没钱。因此我只有先把父亲送到市医院，要是钱不够，再想别的办法。

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到楼梯口的时候，我说：“爸，我们坐电梯上去吧。”他不理我，顺着楼梯爬了上去。他的步履矫健，我紧紧跟在他后面。从一楼爬上六楼，他一刻也没停，我反倒有点气喘。我们没有说话，默默收拾好行李，出了医院，来到车站。父亲在车站里张望一会儿，爬上了去我们响水镇的那辆班车。

我忙说：“爸，上错车了，我们要去市里。”

他凶巴巴地问我：“去市里干什么？”

我说：“看病啊。”

他瞪了我一眼：“瞎说！我看上去是有病的人吗？”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医生说的。”

他没好气地说：“医生的话算个毬！”

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惧怕父亲，不敢跟他顶嘴，见他精神抖擞、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似乎也觉得医生的话并不可信。何况我心里也在犹豫，口袋里的钱是给妻子进货的，要是真花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因此，我只好随父亲上了回家的班车。

一路上我心乱如麻。我们在镇上下了车，改骑摩托车。到村口的岔路口，父亲突然叫我停下来。岔路口的一条路通往村里，另一条通往东山。通往东山的路是一条小路，路口堆放着一些雕凿好的石头，几个男人拿着木棒和铁链正在抬石头，王大方站在旁边指挥着。

父亲过去问王大方：“你们在干什么？”

王大方说：“抬修坟的石头。”

父亲说：“你们放下。”

几个人都把目光投向王大方。

王大方说：“为什么？”

父亲说：“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只要你敢把坟修在两棵树那里，我就敢给你撬掉。我李胜利说话算话。”

王大方说：“你敢撬，我就马上打电话报派出所！”

父亲说：“我们走着瞧吧，你就看我敢不敢。”

我见父亲蛮横不讲理的样子，忙拉拉他的衣角：“爸，天冷，我们先回家吧。”

父亲瞪了我一眼：“老子的事不要你管！”他一屁股坐在其中一块凿得平平整整的石头上，冷着一张脸，目光伸进迷茫的雾里。我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大方摸出电话，开始打。果然没过多久，派出所的人就骑着摩托车来了。问了情况之后，民警说：“你们这个属于民事纠纷，先由村委会调解。”一个民警告诫我父亲：“李胜利，你规矩点，不要蛮不讲理，要给儿孙积点德！”那个民警说话的时候，目光有意无意地瞅着我，或许他知道我是个老师，好歹是个公家人，暗示我劝劝父亲。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些年来，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们家在村里一直被人瞧不起，虽然我当了老师，可是村里人对我并不怎么尊重。可是父亲就那犟脾气，我能怎么办呢。

果然，父亲并不怕民警，他的火气上来了：“你以为你披着警察的皮就可以教训人了吗？有本事就一枪毙了我！”

民警懒得跟他较量嘴上功夫，发动摩托车，扭头瞅了我一眼，愤然走了。

民警走了，村主任来了。他劝我父亲：“李伯，这事由不得你的性子来。我不是已经劝过你们了吗？凡事好商量嘛！”

父亲说：“他王大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又当过村主任，想占我的地就占了，难道你们当官的就可以随便抢老百姓的财产？”

主任见父亲越扯越远，便说：“你说吧，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父亲说：“我没想要怎么样，只要王大方敢在我的地里修坟，我就敢把它撬了！”

王大方说：“李胜利我也告诉你，我父亲的坟迁在东山的两棵树，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能因为你说地是你的我就要改主意！迁坟的日期我早已经看好了，腊月十八！你要成心跟我过不去，我们就走着瞧！”

父亲说：“那你修吧，修好了我就去撬。强子，我们回家。”

父亲站起来，上了摩托车，我们朝家走去。在路上我小心翼翼地劝父亲：“爸，你咋一点都不让步呢，人家都答应补贴你钱了。”

他瞟了我一眼：“你懂什么？”

我说：“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父亲望了望我，抬头看着雾蒙蒙的天：“他王大方要把他爸的坟迁到那里，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爷爷的坟迁到那里？”

我赫然一惊：“爸你疯了？王大方要迁坟，你也要跟着迁坟，难怪他们都说你不讲道理！”

父亲并没计较我的冒犯：“强子，你不觉得这些年我们家一直都不顺么？你爷爷死后，你哥的腰就伤了，变成了残废，你二嫂跟人跑了，你二哥在外面混了这么些年，半分钱也没挣着；你呢，好歹是个大学生，可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在村里当个娃娃头！拿我自己来说，也是干什么都不成，现在又得了病……我也悄悄找过阴阳先生看过了，阴阳先生说两棵树那里的确是风水宝地……先生说了，要是谁埋在那里，后人之中起码能出一个县团级干部……”

我说：“算了吧，爸，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争不赢他王大方。再说什么风水宝地，那只是阴阳先生随口一说，你咋就信了呢。”

他瞪着我：“你这个大学是白读了。老子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们？”

见他凶巴巴的样子，我不敢说什么了。

我以为父亲的病会逐渐好起来，没想到他在家里没呆多久，病情就加重了。那时已是深冬，天突然下起雪来，麦地村被冰雪覆盖，冷风呜呜地叫着，人们都不敢出屋，整天围着火炉。那天早上，父亲没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而是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喘息。母亲慌了，到学校找我。我见父亲的病很严重，忙打电话给大哥和姐姐，叫他们来老屋商量该怎么办。我也打了二哥的电话，可是电话里提示那是空号。我告诉大哥姐姐，前段时间医生说父亲的肺上有阴影，说不定是肿瘤。

大哥问我：“你既然知道他的病情这样严重，上一次为什么不让他继续住院？”

我说：“是他自己要回来的，你知道他那脾气，我行我素的，我拦不住他。”

大哥说：“你告诉他他得了什么病了吗？”

我说：“没有，医生建议去市医院检查，可是爸爸说他没病，还骂医生。没去市医院检查，没有确定的结果，我也不好乱说。”

姐姐问我：“肿瘤是什么？”

我说：“我想，医生也许怀疑爸是得了肺癌。”

姐姐哭起来：“肺癌？意思是爸的病治不好了？”

我说：“不一定，也有治好的。”

我们商量之后，决定送父亲去市医院看病。那几天妻子已经去省城进货去了，还没回来，家里拿不出钱来，我一咬牙，去镇中心学校找校长，在单位借了一万。大哥家也没钱，勉强凑了两千块。姐姐呢，回家拿了五千多给我，说也是借的。我请学校的张老师用他的微型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我和父亲再坐去市里的班车。一路上父亲迷迷糊糊，微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着。我心里有一千一万个担心，却又说不出来，只巴望能快点到市医院，把父亲交给医生。

然而我和父亲在市医院才呆了几天就回了麦地村。那天父亲到医院之后，医生给他挂了几组液体，他的精神好多了，喘得也不那么厉害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无比沮丧：父亲患的果然是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我，晚期肺癌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可能，医院可以进行放疗化疗，但最多也就能减轻一点症状，而且，病人会感到特别痛苦。我没辙了，打电话给大哥和姐姐，问他们该怎么办。姐姐接到电话，什么话也不说，只一个劲地哭。大哥问我化疗需要多少钱。我告诉他，医生说一个疗程估计要一万多。

大哥说：“一个疗程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我说：“不知道，怕是好不了。”。

大哥说：“那你最好征求一下爸爸的意见。”

我说：“这种情况不能告诉他，要是他知道了，恐怕会起副作用。”

大哥说：“他迟早总会知道的，你还是叫他拿主意吧。他一辈子要强，家里的事情都是他做主，现在轮到他的事情了，他还不能做自己的主？他肯定比我们有办法。”

我说：“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彻底没救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进病房，见父亲坐在病床上，精神似乎好了些。我看着他，欲言又止。他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谁惹着你了？一张马脸！”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说：“没什么，这天有点冷。”

他说：“冷什么，你瞧，太阳不是出来了吗？”

我一看，果然，一缕淡淡的阳光从窗户里照射进来，虽然不那么明亮，却也有了点天晴的味道。

他问我：“我得的是什么病？”

我吞吞吐吐地说：“没什么，就是肺炎，估计要在医院多呆几天。”

他怔了怔，低下头，捶了捶自己的胸：“我觉得我已经好了。”

我说：“是医生说的，我也不懂。”

他突然抬起头来，目光逼视着我：“医生是不是告诉你我得了癌症？”

我惊得站了起来：“谁说的？医生可没那么说，你别乱猜！”

他说：“这还用问吗？他得的也是肺癌——父亲指了指另一张病床上那个病人——要是我没有得癌症，他们干嘛把我安排跟他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好告诉他，医生说可以化疗，效果会很好的。

他说：“化疗？我才不受那种罪！”

我说：“受罪也要治，我已经和大哥姐姐商量过了，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做一回主。”

他突然盯着我：“这回你带了多少钱？”

我说：“我带了些，哥哥和姐姐也给了些，我身上有的是钱。而且医疗费还可以报销一部分，你不用担心。”

他把手伸过来：“把钱给我瞧瞧。”

我无奈地把一万多块钱掏出来，递给他。他接过钱，揣进自己的包，说：“这钱我先揣着，我怕你弄丢。”然后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你先待会儿，我出去找医生详细了解一下病情。”

他拍我肩膀的时候，是那么有力又那么柔软，我脑中闪过他磕磕绊绊的一生，眼睛一酸，忍不住流出泪来。我看见他步子稳健地走出病房，消失在门外。那一刻，我竟有一种错觉，我觉得他并没有病，我在心里骗自己，他已经输了几天液，他的病或许已经好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对我说：“强子，我们走吧。”

我有些愕然：“去哪儿？”

他说：“回家。”

我说：“还没治病呢，怎么就回家了？”

他说：“不用治了，我已经把出院手续办了。”

我站起来，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吼道：“爸，不行！”

他瞪着我：“老子的话你也不听了？走，跟我回家！”

我站着不动，说：“爸，我们再努力试试嘛，不是就一定治不好！”

他的声音柔和下来：“强子，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如果呆在医院，我受不起他们的折腾；要是回家，我说不定会多活几天。我不想死在医院，再被塞进火葬场烧成骨灰，你给我留个全尸好不好？”

那天我几乎是被父亲挟持着回麦地村的。一路上我沉默不语，倒是父亲的话多了起来，在班车上，他打开玻璃窗，朝窗外看，絮絮叨叨地说：“这城市的变化好大，当年我来这里的时候，到处是瓦房，街上没有几辆汽车，到处是牛车，现在，全是大房子了，车子一辆接一辆，我都认不出来了。”经过山野时，父亲给我介绍它们的名字，他说他年轻时曾去过哪些村落，认识哪些人。他说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坐汽车的经历。路烂，车开得慢，他恶心想吐，可是看见车上有很多人，就不好意思吐了，硬生生地把要吐出来的逼进了胃里。父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表情显得无比温暖。我叫他把车窗关上，说风大天冷，小心凉着。他说：“现在我有点晕车，开着窗舒服点。”

我心里一阵难受。父亲一直气势凌人，可是现在，他竟像个孩子一般。再凶的人，一旦老了，病了，也就温顺了。

一路上，我的鼻子都酸酸的。

6

麦地村新下了一场雪，漫山遍野的白刺得人心里发慌。路上的雪被人踩过了，沾上了黑黄的泥土，雪便如腐烂了一般。那天我和父亲从市里回来，到通往东山的岔路口的时候，父亲突然停了下来。王大方家从前堆放在岔路口的石头已经不见了，那条路也被踩得稀烂。

父亲扭头问我：“强子，今天是初几？”

我说：“二十二号。”

他说：“我问是农历初几？”

我想了想说：“腊月十一。”

他说：“离王大方家迁坟只有一个星期了。”

我说：“他迁他的，爸，我们回家吧。”

父亲的目光顺着伸向东山的小路蜿蜒过去：“我们上去看看吧。

我说：“看什么？”

他说：“看王大方给他死去的父亲修的新坟。”

我想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他说只要王大方敢在两棵树那里修坟，他就把它撬掉，难道……我忙说：“爸，那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身体不好，别折腾自己。”

他说：“你别疑神疑鬼的，我只是想去瞧瞧，别的什么事也不做。”

我说：“有什么好瞧的，不就是一座坟吗？”

他说：“还是去瞧瞧吧。路滑，强子，你扶着我。”

我只好扶着他，我们一起朝东山走去。两棵树离岔路口有点远，我们花了二十多分钟才到。果然，那山坳里垒起了一座新坟。坟的四围用清一色的石条箍着，正前方雕龙画凤，还刻了对联。墓门洞开，石碑倚在墓边，很光滑，上面还没刻字。按照我们麦地村的习俗，需要死者落了土再刻石碑。王大方家是迁坟，须得把棺材迁过来放进墓里，再请石匠刻字。父亲站在墓前，弯腰朝墓里瞅了瞅，然后直起腰来，转过身，凝视着前方。

“真是好风水啊，”他感叹说，“当初我把两棵树栽在这里的时候只是想到这里背阴，树容易成活，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处好阴地。”

我说：“有什么好的，人死了无论埋在哪儿，最终不过是一堆土。”

“不一样，”他用手指了指，“你瞧瞧这地点，后面是高山，厚实，左右各两座小山包，像不像太师椅的两个扶手？前面是平地，一点也不空。现在天气不好，要是晴天，这里的视野特别开阔，正好面对着前面山梁上那座圆圆的山丘，向山也很好。人死了埋在这里，后人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王大方这狗日的，占了村里的好资源不说，还要把好风水占了，精得很啊。”

我担心他又胡思乱想起来，说：“爸，看也看过了，我们走吧。”

他又四处打量了一下，摇摇头。我扶着他，我们一前一后回了家。

我把父亲的病情给家人详细说了说，大家对父亲放弃治疗的做法都表示理解。肺癌是绝症，而父亲的病更是到了晚期，要治愈已经不可能，如果花钱能够治好，我们当然会想方设法去筹钱，可是即使花了钱也是枉然，因此我们还不如让他心情好点，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多活几天。我知道父亲的日子不长了，于是想方设法通过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联系到了二哥，我告诉二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叫他今年过年无论如何回家一趟。二哥说他没有路费，我又忙着去镇上的农村信用社打钱给他。

对于父亲的病，我们虽然嘴上不说，可是心里都很伤心。父亲倒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平静，说人这辈子总是要死的，他活了六十八年，也不算亏了。从前，父亲稍有不如意就会大发脾气，仿佛看什么都不顺眼，而如今，他竟像变了个人一般，虽然身体瘦削了很多，也时常咳嗽，却比从前安静了。天冷，床上不暖和，我们在火炉边给他支了张小床，让他躺着。父亲躺在小床上，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们，目光像水一样柔和。

腊月十七那天下午，二哥终于从外地回来了，一路风尘。虽然穿着还算光鲜，可是我知道他口袋里没有钱。大哥和姐姐一家听说二哥回家了，也都赶到了老屋。一大家子难得凑在一起，屋里的炉边被父亲的床占去了一大片，安放不下多少凳子，孩子们就站着。父亲坐起来，眼珠子骨碌地在大家脸上转着，目光中满是温情。

父亲问大哥：“老大，你那腰，还疼不？”

大哥说：“天晴落雨会疼，不过已经习惯了。”

父亲点点头，说：“你家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了吧？都要好好读，考大学，以后在城里找工作。”

然后他问二哥：“老二，你媳妇呢，跟那个山西人跑了，是不是真的就不和你过日子了？”

二哥说：“她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还过什么日子？”

父亲点点头说：“也怪不得她，是我们家太穷了。没事，过几年就好了，到时候你再娶个媳妇，踏踏实实过日子。你孩子的成绩不错，以后会有出息的。”

他对我说：“老三，你才三十出头，得有点上进心才对。你还年轻，这麦地村不是你长久呆下去的地方，要想办法出去工作。一个大学生，哪能当一辈子娃娃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有点黯然。我也不想长久呆在麦地村，可是要调到镇上太难了，要改行，更难。

父亲对姐姐说：“你也别成天就盯着那几亩地，要想着法子多挣点钱。”

姐姐说：“爸，我读书少，我也想出去打工挣钱，去了一回，可是到外面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什么活也不会。”

父亲说：“也怪我，当年该让你多读几天书的。不过没关系，没文化你也可以多看多想，脑子要活一点，看别人是怎么挣钱的，多学嘛。”

姐姐忙点头。

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妻子，叫她和儿子来老家看看父亲；姐姐也打电话把姐夫叫了来，大哥一家也都在，一大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家里难得有这么多人，父亲的精神也好了起来，他下了床，说那张床在火炉边占地势，叫我们把它撤进里屋。我们说里屋冷，父亲说人老了就不知道冷热了，一大家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提前团个年。我们也都很高兴，大家纷纷去煮饭做菜。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他说想喝一杯。我想他已将不久于人世，既然想喝，就让他喝点吧，于是给他倒了一小杯。父亲举起杯，我们也纷纷举杯，祝他早日康复。

二哥说：“爸，医生的话不能全听，你要高兴点，有很多被医院宣布不能治疗的病人，因为心情开朗，坦然面对，病就自己好了。”

父亲点点头，说二哥的话有理。他说：“老二这些年在外面混，能说出这样的话，也算是长了见识。我就不相信医生的话，他们不过就是想骗人的钱。”

平常不爱说话的母亲居然也开起了玩笑，她说：“你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别说人，连鬼都怕你，什么病扑到你身上，都会被吓跑的。”

听了母亲的话，我们都笑起来，父亲也笑了。在我的记忆力，那似乎是我见过的父亲的唯一一次笑。

那时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人推门进来，一看，竟然是王婶，王大方的老婆。她提着两箱牛奶，讪讪地对我父亲说：“他大伯，听说你病了，大方让我来看看你。”

我的心提到了嗓门眼儿，担心父亲不悦。没想到他竟然站了起来，和颜地招呼王婶坐。父亲说：“他婶婶，你客气什么呢，乡里乡亲的，何必带东西，看一眼我心里也很高兴了！”

我们都站起来，请王婶跟我们一起吃饭。王婶客气了几句，说明天正午十二点就要迁坟，家里正忙着，得赶紧回去招呼。然后她叫我父亲好好休息，安心养病。父亲说：“我精神好着呢，这病不算什么，人老了，谁都有个养身病。”

王婶说：“就是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挺一挺，冬天过了，天气暖了，你的身体也就好起来了。”

吃完饭，天还没黑。父亲说他想到门口的小路上走走。我们都劝他别去，说下雪了，天冷，路滑。可父亲说他不走远，在门口转转就行。父亲出门去了，我们坐在屋里，谈论着他的病，又谈起他和王大方家的恩恩怨怨，忍不住感叹起来，心上也裹着一层驱之不去的悲伤。

次日早上，我早早地从镇上回到麦地村的老屋，见母亲正在炉边捅火，她告诉我，二哥和他的孩子都还没起床，父亲躺在屋里也还没什么动静，也许还在熟睡。我在火炉边坐了一阵，跟母亲聊了几句，然后推开父亲的门，想看看他怎么样了。可是当我拉开里面的灯，竟傻了眼：屋里只有一张空床，父亲竟然不在屋里。

“妈，爸爸呢？”我忙转过头问母亲。

“他不是还在屋里吗？”母亲说。

“屋里哪里有？”我焦急地说。

母亲过来，看了看床上，又在屋里的角落里瞅了瞅：“怪了，我没看见他出门啊。”

“一定是你起床之前，他就已经出去了。”我说。

二哥听说父亲不见了，赶紧起了床。我们找遍了老屋的每个角落，也没看见父亲。

母亲说：“他是不是去王大方家了？”

我觉得有可能。王大方家今天迁坟，按照习俗，要请道士做半天道场，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热闹得很。如果是以往，父亲是肯定不会去的，可是昨天王大方的老婆来看过他，两家的前嫌算是冰释了，父亲去看看热闹，这也算是传递一种善意。

母亲叫二哥去王大方家看看，可是二哥去了一阵就回来了，说没看见父亲。

“他去哪儿了呢，莫非去你大哥家了？”母亲说。

我赶紧打电话给大哥，可是大哥也说没在他家。我把父亲失踪的情况给他说了，大哥说：“先别慌，麦地村就这么大，他又有病，走不远，肯定就在村里。”

可是我们还是有点担心。我们把父亲能去的人家都找过了，可还是没见到他的影子。父亲究竟去了哪儿？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的脸色突然变了，她说：“强子，我知道你爸去哪儿了！”

“哪里？”

“两棵树，一定是两棵树那里！”母亲哭了起来。

我的脑中一阵晕眩，我说了声“我去看看”，便飞一般冲出了门。我想起了父亲曾经对王大方说过多次的话，父亲说：你只要你敢把坟修在两棵树，我就敢给你撬掉。王婶昨天来示过好，我以为父亲已经不计较了，可是他表面上装作不在意，想不到心里却耿耿于怀，他一定是想趁王大方家迁坟之前，先把那座坟撬了！

天上有雪花飞舞，天地间灰白一片。我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朝东山跑去。我累得气喘吁吁，心里装着对父亲的埋怨。他真是不可理喻，究竟要让王大方怎么样他才会甘心？他已经身患绝症，时日不多了，却还要这般折腾……

我一口气跑到东山。一路都是积雪，之前下的雪冻成了冰，雪又下在冰上，一层一层重叠着，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实实的泥土上。昨晚的雪不甚大，全是雪粒，它们铺在冰上，倒像撒了一层防滑剂。路上有些脚印，却被新下的雪粒覆盖了，只若隐若现。我想，父亲一定来得很早，也许天还不亮他就来了，这个处心积虑、不可理喻的老头啊！我想象着他拿着锄头和钢钎撬坟的情景，心急如焚。我必须阻止他！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他死了，我们还要活，他的儿子孙子还要在麦地村生活，再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了！

我来到了两棵树，然而我的眼前并没有出现我想象的情景。王大方家的坟好好的，我没有看见父亲，只看见一串伸向坟墓的歪歪扭扭的脚印。这些脚印自然不是父亲踩出来的，因为他并不在两棵树，他并没有来撬坟，那么，这些脚印应该是王大方家的人猜出来的，中午就是迁坟仪式，他们当然会先来看看。可是，父亲去哪里了呢？我感到很疑惑，顺着那些脚印朝坟墓走去。和一星期之前我和父亲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墓门洞开着，墓碑倚在墓前，上面有星星点点的雪花覆盖着，是那么孤独冷清。

我环顾四野，雪早停了，世界是无边无际的白。我站在墓前，心如乱麻。我点了一根烟，掏出电话，拨二哥的号码。我要告诉他父亲并没有来两棵树，叫他再在村里找找。可是我正在打电话，突然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机也掉在了地上。我的目光顺着墓门看进去，雪光映入墓里，我看见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人。他平躺着身体，头微微歪在一边，仿佛正在入睡。我认出来了，那是我的父亲！

“爸爸！”我尖叫了一声，战战兢兢地爬了进去。我摸了摸父亲，他的身体跟雪一样冰凉。父亲已经死了，我看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像个孩子正安然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