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我开始学语文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逃难到乡下。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我才五六岁，常常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有一次，跑到了傍黑，还是被追上了：那是一个打谷场，我筋疲力尽，倚着个草垛软瘫着，望着平原上低垂的星空喘气。“和平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他们的口号是“和平反共建国”，所以叫“和平军”）拿枪对着我们，厉声喊叫：“城里人，跪下来，把口袋翻过来。”人们跪成一排。妈妈、舅妈顾不得心疼，把金银首饰放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串尖厉的枪声，好像是从耳朵边上擦过去似的。后来才听说是从邻近打谷场的草垛上打过来的，新四军的指导员打的。妈妈、舅妈非常机灵地把首饰揣进口袋，又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让我抱着，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往黄豆地里奔。豆荚划破了脸颊，露水打湿了头发。直到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紧紧抱着的竟是一只自鸣钟，钟摆已经不见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跑是家常便饭，常常是刚刚安定下来，端起了饭碗，突然有人说“来了，来了”。丢下饭碗，又跑。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那时的“战时小学国语课本”很薄，一课也没有几个字，印刷质量又差，有的字都印成横的。一本书用不上几天就念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