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

他们带去了廉价的中国货，还有酒精、行贿、黑帮……一群又一群中国人为财富不远万里奔向迪拜，尝尽梦想跌宕起伏的各种滋味

丢失的ID卡

已经是傍晚，空气依然像点着的火，烫得李吉祥燥热难安。这名四十多岁的河南男人打着电话骂了句“妈的”，钻进国际城向里的一幢居民楼，有朋友找他谈事情。一进朋友家门，他便喋喋不休，语无伦次：

“今天给我老乡，无缘无故地，给他交了一万块钱保释金，人还没保出来。

“我是黑着了，但是我不犯法。”

朋友听不下去，重复问了几次：“什么事啊？到底什么事？”

在这之前，李吉祥一名老乡的ID卡（迪拜外籍人士身份证）被人冒用，实名购买电话卡，并向其他人发敲诈短信，恐吓说：“不给我50万，我杀你全家。”8月17日下午5点，5名迪拜警察把他老乡从家中带走，关押在拉斯迪亚警察局。

当天，李吉祥找了一个苏姓华人律师想把老乡保释出来，后者常在警察局做翻译。“他说一万迪拉姆（阿联酋流通货币，1迪拉姆=1.8元人民币），五六天能保出来。我给了他一万。现在一礼拜多了，屁事没有办成，人还在里面关着。”律师也不接他电话了。

李吉祥大骂律师骗他钱，又为老乡着急：“我老乡是正规做生意的，人家在龙城卖仓库货架。现在就是记不清谁拿了他的ID卡，买手机卡发短信敲诈。”

朋友帮不上什么忙，他大概只是想找个地方发发牢骚。回到旅馆，他又开始向自己的房客絮叨这件事。李吉祥是龙城国际城一间家庭旅馆的老板，没有营业执照。他干这一行已经9年。这是他到迪拜13年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

不过，他对这份工作甚至在迪拜的前景有些担忧。这一年以来，迪拜龙城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不少商家只能勉强维持。尤其自龙城商场二期开业以来，几乎没有生意。

龙城不景气，李吉祥感觉旅馆生意也淡了不少。这间旅馆所在的国际城，与龙城仅隔着一条马路，是龙城商铺老板和员工的生活区。李吉祥的旅馆靠这群人维持。

“在国内，很多人以为迪拜很美好，赚钱容易，甚至乞丐都能月入几十万，这都是假的。”李吉祥笑了笑说，现在很多中国老板在迪拜处境艰难，日子过不下去，也回不了国。

罢市

2015年，李吉祥就感觉到旅馆的生意开始下滑。他的房客大多是初到龙城的国内老板。他们过去挤爆了小旅馆，但此时已越来越少人光顾。他觉得，2015年10月以后，中国商人在龙城的好时光已经彻底过去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李吉祥下楼去温州超市买东西，听到外面很热闹，跑到路口，看见一百多辆小汽车排成长龙，从龙城出发开往迪拜城区。一群人乱哄哄的，消失在公路拐角。

一打听，他才知道，这群人都是龙城商场二期的商户，正准备前往龙城纳克希尔房地产集团（Nakheel，龙城一期、二期开发商，以下简称“纳克希尔”）位于棕榈岛的总部维权。那天，几百人浩浩荡荡跑到棕榈岛，在纳克希尔办公楼前聚集，一些人打着横幅，喊着各种口号。“大家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没有具体纲领，也没人组织，警察出来一轰，大家就散了。”龙城二期商户叶浩介绍。

这是龙城自成立以来，少有的大规模维权活动。之后，李吉祥经常看到有龙城商户打横幅、喊口号，甚至罢市。从2015年10月开始，龙城二期商户组织了多次维权行动，期间有多人被抓进警察局。

商户莫莫（音）曾主导了最初的几次维权。他聘请律师，针对龙城二期合同存在的不合理协议以及违约行为，组织商户与纳克希尔打官司。纳克希尔内部的中国雇员建议，单约部分商户谈话，各个击破。与此同时，纳克希尔突然向银行递交旧合同支票，导致一些跳票商户被戴上手铐，送进警察局，以此驱使其他商户立即签署新合同。最终维权官司毫无进展。莫莫还因此回不了迪拜，至今滞留在巴林。

2016年7月30日，龙城二期商户集体关门罢市。据不完全统计，当天至少有137家二期商户全天关门。罢市持续了一周，到最后一天仍然有110家商户继续关门。期间，两名现场领头的中国商人被警察抓捕，次日在缴纳高额保释金后才回到家中。罢市之前，组织者苏文给纳克希尔每一位高管都发了邮件，详细阐述中国商户的诉求。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凌冰曾因此次维权事件专门与纳克希尔董事局主席路他·阿里会谈，但纳克希尔让步有限。罢市组织者苏文曾硬拉着中国贸促会海湾地区代表处总代表张喜进前去交涉，也收效甚微。

苏文认为这次罢市是一次失败的维权行动。尽管纳克希尔同意中国商户提出的“更改经营范围”、“推迟6个月缴纳租金”等诉求，但不同意免除前几个月租金。

“很难。”对于结果，叶浩有些悲观。他是罢市维权行动领导者，也因此受到各种打击。叶浩介绍：“苏文在幕后，我在台前领头。”龙城商人余玉祥透露，商户们凑了20万迪拉姆保释金，以防叶浩因为组织维权被捕。

牢狱之灾

9月要到了，迪拜依然暑热难消，室外气温超过40摄氏度。叶浩躺坐在床沿，不时吸上两口万宝路香烟。桌子上扔着不少空瘪的易拉罐啤酒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地上到处是瓜子壳，各种杂物凌乱地堆满了这间十几平米的小屋。

他特意开着房门，好让房东的空调从客厅里飘进一丝凉气。这间小卧室位于迪拜龙城的国际城，月租2400迪拉姆，他住了大半年。

叶浩眼神灰暗，情绪低落，从抽屉拿出一张法院的传票，呆呆地看一阵，又放回原处。传票是用阿拉伯文打印的，他看不懂。但上面用蓝色水笔标注的日期让他明白，自己必须在9月8日早上8点半去迪拜法院出庭。

“不过是走个程序。人到法庭，法官念一下判决结果，前后不到3分钟。之前龙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叶浩对结果不抱希望，他觉得败诉是必然的，自己注定面临一场牢狱之灾。“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3个月。”他估算着。

自几个月前因为无力承担在龙城二期的商铺租金，支票被迫跳票以后，他便一直心神不宁。他的商铺没有生意，手头的钱花光了，随时可能坐牢。期间，次子出生，他也回不了国，妻子因此还曾和他闹离婚。很多时候，他坐在小屋里，喝酒、抽烟、嗑瓜子，或者发呆。

如今，他说，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不再像之前那样害怕了。“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坐完牢便可以回国了。”叶浩跟朋友说，自己想开了，坐牢也没什么，但有些忧郁，心情一直很差。

几天前，迪拜龙城的一名华人同行过生日，邀请他过去吃饭。那天很热闹，商户余玉祥、周小旭等人兴致勃勃地猜拳喝酒，持续了一个晚上。叶浩独自坐在角落里，不喝酒，也不大跟人说话，郁郁寡欢。

那天去参加生日宴的人，大多是一起维权的商户，他们与叶浩有着类似的遭遇：在龙城二期的商铺几乎没有生意，损失惨重，支票正面临跳票风险。

“我跟他们不一样。”叶浩觉得这些同行家底相对雄厚，尽管遭遇打击，但生活无虞。“他们还能开心地聚在一起，我怎么开心得起来？”

在迪拜，龙城（Dragon Mart）早已成为当地华人世界的象征。这座建于2004年的市场从一开始便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发展成熟。2012年，迪拜地产商纳克希尔开始建设更为现代化的龙城二期商场，向华人招商。

叶浩是四川人，大学毕业之后，很长时间他都在深圳的一些民营手机公司工作。2009年，山寨手机市场火爆，中国的山寨手机在中东异常受欢迎。叶浩因为英文出色，被公司外派到迪拜，负责联络当地的经销商。

他最早住在迪拜德拉地区，后来因为房租高涨，搬到了龙城一带。他的客户大多是龙城的商铺老板，他也渐渐熟悉了这个华人市场。2010年末，山寨手机市场萎缩。他辞掉了工作，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在四川，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火锅店，并不成功。

2012年，叶浩加入了一家电脑配件公司，申请外派到迪拜。没多久，看到纳克希尔每天都在宣传龙城二期，并向华人招商，他开始有了做生意的想法。第二年，他与纳克希尔公司签约，在龙城二期租了一间150平米的商铺，每季度租金差不多44万迪拉姆。

我去采访的那一天是周五，伊斯兰国家一周中最热闹的一天。龙城二期只有一楼能看见少数来往的客人。楼上空旷，除了店铺老板和店员，几乎看不到人。一些商铺门口挂着灯笼，贴着红色的对联，更多店铺则关着门。

叶浩的电子产品店在二楼。像往常一样，店铺里除了他和两名孟加拉店员，很少有人走进来。那一天，他只卖了两件商品，收入不过200迪拉姆，只够付店员的薪水。他每天要倒贴数千迪拉姆。尽管与龙城一期紧挨着，但客流量却是天壤之别。

这与他当初签约时设想的景象完全不一样。叶浩最初拿到的只是一间毛坯房，需要自己掏钱装修，安装空调和消防系统。按照协议，龙城二期计划于2014年10月开业。纳克希尔公司要求各家店主在8月前必须完成装修，并在开业前将货物上架，违者每天罚款2000迪拉姆。此时商场并未全部完工。

然而，开业时间多次延后。2014年10月，纳克希尔公司突然通知，到第二年2月15日试营业。日子到了，又通知延期到10月开业。

2015年2月，叶浩为了准备原定当月15日的开业，花了100万人民币从国内进货，主要为充电宝等电子产品。然而，随着开业日期一再延后，这些更新换代频繁的电子产品大幅贬值。“没几个人愿意买过时的东西，我只好亏本甩了。”2015年上半年，他花了近四个月时间把这些货物低价处理掉，亏了三十多万迪拉姆。

直到2016年2月9日，龙城商场二期才正式开业。商场的停车场、入口马路等配套设施尚未完成，客流量稀少。与此同时，作为房东的纳克希尔还在抽取营业额的8%，作为管理费用。“这是霸王条款。”龙城一期商人龙舞认为。退休到迪拜经商前，他一直在国内的财政系统工作。

由于延期一年多开业，又几乎没有客流量，倾其所有在二期开店的叶浩，已经没有钱缴纳一季度店铺租金，他被迫跳票。几个月前，他向纳克希尔申请延期缴纳租金，但对方直接把支票送往警察局。等待他的只有法庭和监狱。此前的罢市，只是让这个结局延缓了几个月。

在龙城，数百家商户与他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云南人耿亚2004年便来到了迪拜，在一家国企待了一段时间后，跑到龙城开了一间花店，从云南特色的叶脉花开始起步，2010年开始卖仿真花。她自己学会修剪、插花，店铺越开越多。

龙城二期开始招商后，她租了三间店铺，两间卖花，一间卖五金，总共380平米。她前后投资了250万迪拉姆，包括租房、装修、进货、雇人等。因为纳克希尔集团延期一年多开业，客流量又少，现在每天亏损超过2000迪拉姆。

她手上的资金越来越少，担心下个季度无力兑现租金支票，可能跳票。不过，因为有龙城一期的店铺收入填补亏空，让她不至于陷入叶浩那样几乎无力回天的地步。

龙城过去十几年的飞速发展，让叶浩对龙城二期过于乐观。他计划在官司结束之后，不论如何都要抽身回国。

他说自己的胆子变小了：“很惨痛的教训，以前不到七成的把握我就会去做，现在就是八成、九成我都不做。因为身后还有家人。”

龙城

中国人一直在迁徙，如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华人的身影。迪拜也不例外。

很难说清楚最早进入迪拜地界的中国人是谁。从上世纪开始，陆续有中国人来到迪拜，进行商品贸易，最早在德拉地区形成了一片华人聚集区。如今，德拉依然是迪拜重要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2000年以后，随着迪拜崛起，尤其是龙城市场建成之后，大量国人开始涌入这座沙漠之城。如今，依然有很多年轻人涌入迪拜，寻找机会。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想法。中国贸促会海湾地区代表处总代表张喜进介绍，迪拜有接近30万华人，其中仅龙城一带就有超过5万人聚集。。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中东五国时，迪拜政府提出，将杰拜尔阿里自由区的一个15万平方米的仓库提供给中国，无偿使用3年。在商务部主导下，中方成立中国商品迪拜分拨中心，在位于迪拜城南15公里的沙漠中建起了龙城市场。项目由一个名叫郝峰的中国商人具体操刀。在龙城市场旁边，迪拜人建起一片规模庞大的社区，供龙城的店主和员工居住。

2004年12月7日，龙城正式开业，两千多家中国企业进驻，成为中东地区中国商品的贸易枢纽，年贸易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龙城从规划之初，便开始大规模向华人招商。开业前后，大量中国商人带着商品来到龙城开店。

最好时光

最早一批来到龙城的中国商户，大多有过一段好时光。

周小旭是龙城的第一批商户，市场一开业便来到了迪拜。他的一个在商务部工作的高中同学参与了龙城筹建项目。龙城还在建设阶段，同学便介绍他前去开店。2005年初，龙城开业不久，周小旭离开阿曼，来到了迪拜。

48岁的周小旭是山东威海人，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建设委员会工作。1991年，全国涌起下海潮流。他觉得工资太低，辞去公职，跟着朋友开始做贸易，向韩国和日本销售威海生产的地毯。几年后有了一些积蓄，他和胞弟合伙开设了一家小地毯厂。他负责销售，后者负责生产管理。中东是他们最主要的市场。2003年，他离开威海，前往阿曼。他的地毯在当地颇受欢迎，甚至进入了阿曼王室。

刚到龙城时，他对这座沙漠中的市场有些失望。举目望去，除了龙城市场这座巨型建筑和附近的国际城住宅区，就是茫茫沙地，没有台阶，没有停车场，也没有绿化。

“配套设施都还没有建好。”周小旭回忆，最初的一年，市场内甚至没有厕所，顾客想解手，店主们只能把他们领到位于国际城的宿舍里解决。

那时客流量少，很多商人只好一边交着租金，一边拖着商品去周边各地的展览会上售卖，以此维持。

周小旭面临的困难还有语言。他大学专业是工业民用建筑，英语学得少，口语和听力能力很差。客人来买东西，他只能用零星几个单词配合手势沟通。常常因此闹出误会，甚至亏钱。

龙城大多数的中国商人面临着比周小旭更为糟糕的境地。这个群体最初大多是来自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农民，受教育少，也没学过英语，一些人甚至普通话都说不利索。这些老板刚到迪拜做生意，都是一声不吭地拿着计算器，在上面按价格。几个简单的数字，涵盖从报价、砍价到成交的所有流程。时间久了，他们慢慢开始学会一些生意上常用的单词。但也仅限于听和说，即便最熟悉的单词写在纸上，很多人也不认识了。

到龙城几个月后，周小旭报名参加了一个语言进修班，集中学了3个月英语。之后，又坚持自学了很长时间，渐渐可以用比较流利的英语与客户交流，尽管带着浓重的中国口音，也能看明白合同和一些产品介绍。

他最初的员工都是国内工厂派来的，也有自己的亲戚，但都只干一年多就回国了。他们受不了迪拜的酷热，语言也不过关。之后，他只找外国员工，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老外没有语言障碍，愿意干很多年，比较简单，虽然没有中国人勤奋。”周小旭评论道。

到了2006年，龙城的配套设施渐渐完善，同时，市场内的中国商品以其廉价开始受到当地人欢迎。龙城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大批顾客从中东各国涌进这座沙漠之城，购物、进货。

周小旭的地毯越来越好卖，生意火爆。他把隔壁的两间商铺租了下来，扩大店铺。不久，他又租了更多店面，渐渐成为龙城最大的几家地毯商铺之一。“很长时间里，中东和非洲只有迪拜有中国城，我们生意很好做。”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一个月的营业额超过100万迪拉姆。不过，这是2015年以前的事情了。

孤独无援

根据中阿两国签订的17年备忘录，龙城市场头3年免租。不过，商户们并没有享受到免租优惠，每户反而交了5万迪拉姆租金。

当龙城的商人知道真相之后，开始与郝峰负责的分拨中心对话、谈判。这让阿联酋政府有机可乘，使分拨中心撤出龙城，由阿方接管。

2009年，中国分拨中心撤出龙城，将管理权转让给迪拜国有企业纳克希尔集团。

从此之后，龙城的中国商人彻底失去了来自官方的依靠，在海外独自生存。在这之后，出现了多次维权行动，中国商户很难得到官方的有效帮助。

“民企，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在海外很艰难的。没人管，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商人苏文叹息在龙城的民营企业只能自生自灭。

中国贸促会海湾地区代表处总代表张喜进称，因为民营企业是自发过来，总领事馆对民企的安全和经营问题，比如合约纠纷，不得干涉，“因为你出来是投资的，投资就有风险。”

“在国外有不少项目就像借壳上市，就弄了一个仓库，简单装修，就成为了一个市场，其实主要是为了拿国家的补贴，套国家的钱。”龙城一期商人龙舞退休前一直在黑龙江等地从政，她介绍，不少政府领导的关系人拿空壳项目，到境外向华人招商，拿着合同回来，写一份报告，就变成境外投资，然后去领国家补贴。她称自己在迪拜曾差点这样被人忽悠。

2009年，纳克希尔集团接手龙城管理权后，立即提高龙城商铺租金。这引得中国商户不满，集体前往纳克希尔总部抗议。迫于压力，纳克希尔最终承诺3年不涨租。2013年开始，业主决定每年涨租5%。2015年，纳克希尔通知商户，当年租金涨幅为20%，称涨租已经获政府批文。中国商户又集体前往迪拜政府部门投诉。迪拜土地局否认有批文存在。纳克希尔不得已开始和商户一一谈判，租金涨幅降至5%至15%不等。

往日的好时光已经远去。

在龙城，存在着大大小小十几家商会。不过，他们甚少为中国企业说话，在龙城商户过往多次与纳克希尔的交涉中，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么多商会会长，就是想要个光环，回国以后好看，方便办事。”龙舞介绍。龙城一名广州商人则透露，各省对于境外投资的华人企业都会有一定的补贴，但很多时候都落入商会甚至会长的腰包。比如迪拜广州商会，每年补贴30万元，几乎都用来请客接待。

如今，就像龙城的很多商户一样，周小旭的地毯生意已经一年不如一年。过去每个月过百万的营业额，到2016年已经降至每个月10万迪拉姆左右。

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本就泡沫严重的迪拜表现得更为明显。让周小旭更担忧的是，最近一两年，周边的沙特和巴林等国家陆续建立中国城，而迪拜本地也准备建设一座名为“凤城”的中国商品贸易市场。在龙城，除了已经建成的二期，纳克希尔已经规划到六期，并完成了招商。

“客户被分流了很多，一些人开始选在可能离他们更近的巴林或者沙特进货。”周小旭认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正在把中国人挤出迪拜。与此同时，一些商户渐渐对龙城管理方纳克希尔丧失信任。“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这个生意就难做了。”周小旭感叹。不过，尽管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苏文则没有这么悲观，他建议龙城的商户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来应对这种变化。

跑路到迪拜

一直以来，迪拜以其免税、透明、公开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国商人前去经商、投资。不过，对于另一些中国商人而言，迪拜是他们躲债、藏匿的乐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龙城尝试东山再起。

张政建在龙城一期和二期都有大量商铺，在迪拜各地还以“山图”为名，开设了多家连锁餐厅。他是龙城最具实力的商人之一。看到他如今的产业规模，很多人都难以把他与18年前出逃的企业家划上等号。

2008年6月，张政建乘飞机借道北京，经香港到达马来西亚，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那个时候，他名下的金乌集团拖欠8家银行贷款共3.5亿元人民币，以及14亿元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张政建原本是浙江义乌大陈镇的农民，1980年代从深圳贩袜子销往河南起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公司逐渐发展为一家涵盖袜业、服饰、纺织原料、酒店餐饮、地产开发、农业等多个领域的大型集团。

一名与张政建有过多年生意交集的龙城商人称，金乌集团破产是必然结果。“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转移了一部分资产到迪拜。同时，银行收贷让他无法再续贷。他想把海外资金作为一个蓄水池，当他发现蓄水池不能调节国内的贷款时，便一走了之。之前他已经提前把太太和小孩都给转移出来了。”

在张政建跑路多年之后，国内才有人知道他在迪拜龙城。过去几年，有债主专门从国内赶到迪拜，见不到人，最后只能空手而归。2016年8月，一名债主在龙城拿着两张张政建亲手签字的欠条，金额分别为六千余万和三千余万，无力地摇头。张政建觉得这件事涉及自己的名声，不愿意回应。

国内公安人员也曾经到龙城找他，但有人提前透信给他。他的妻子请人吃了一顿饭，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张政建护照是在迪拜补办的，无法回国。

在龙城，尽管张政建实力雄厚，但很多华商并不愿意与他打交道。

龙城一名华商透露，2008年，张政建初到迪拜时，曾通过妻子徐富珍想到银行贷款1000万迪拉姆，要给银行负责贷款的经理10万迪拉姆。经理正是这名华商的儿子，她让儿子请假别管这一项目。

龙城二期维权期间，张政建邀请维权行动的幕后组织者吃饭之后，纳克希尔很快知道了组织者的真实身份。龙城多名商户透露，上半年，龙城二期商户与纳克希尔谈判期间，商户们希望以退店作为筹码，给对方施加压力。然而，张政建向纳克希尔承诺，一旦有人退店，他将接手。这使得纳克希尔谈判时突然底气十足，商户们无功而返。一些商户认为，张政建在阻碍同胞维权，对他心存抱怨。

张政建否认了商户们的说法。不过，他并不赞同商户们的维权做法，觉得“太简单，容易出事”，“我们出来做生意，肯定不能出事情。”上述龙城华商认为，张政建与其他中国商户不同，他回不了国，只能在这边与迪拜人处好关系。

与张政建的高调相比，其他藏匿在迪拜的中国商人则低调得几乎不见影子。

郭文贵，北京知名建筑盘古大观的操盘手，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2015年，多家媒体曾报道，他与被查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关系密切。

2016年8月，迪拜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郭文贵外逃之后，曾经派人先行到迪拜，联系当地刑警，询问能否以1000万美元的成本，换取避难场所，且保证安全。之后，他从美国飞往迪拜，隐姓埋名。不过，这样的说法，本刊记者未能找到更多的信源支持。

在迪拜，还有很多小企业跑路至此。龙舞在龙城经营商场多年，一直很低调。她在迪拜见识了不少从国内跑路过来的商人，其中以浙江人居多。

张振华是浙江杭州一家民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几年前因为涉嫌“非法集资”，带着一笔资金和情人跑到迪拜。当地很多民众四处找他要债，却找不到他，只能为难他留在国内的妻子。

他逃到迪拜之后，拿着钱想找项目投资，找到同乡陈建国，寻求帮助。陈建国和他的兄弟陈建斌2006年便到了迪拜。他们兄弟二人做建材生意，在国内涉嫌逃税，提前跑到迪拜，躲避法律制裁。两人目前在阿布扎比依旧经营建材。

多年前，陈建国曾经想投资华商龙舞在龙城的商场。双方谈妥合作协议，到最后，陈迟迟不肯投钱。这让龙舞开始怀疑陈，“在国内就不遵纪守法，到这边又跟原来一样。”

令龙舞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陈建国竟带着张振华来找她，请她帮忙为后者办理长期工作签证。“跑路还带着小蜜，老婆在国内。”龙舞自然拒绝了。

黑户

周五凌晨5点不到，周小旭带着头天雇下的小时工，来到自己长租的仓库搬货。每个星期的这个时候，他都要从这里运货到商铺。这是迪拜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候。

龙城的临时工大多是黑户，有的签证过期，有的偷渡过来，从没办过签证。他们以南亚人居多，一般在市场附近干着搬运货物的重体力活，收入低廉，吃最便宜的饭，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睡觉。商铺的中国老板也不敢长期聘用他们。很多人十几年都没有回过国。

龙城的中国黑户不在少数，李吉祥便是其中之一，他已经在迪拜“黑”了13年。

李吉祥出生于河南新乡获嘉县一个小村庄。家穷，从小便在外闯荡。2000年前后，他曾通过当地劳动就业局的劳务输出计划，去利比亚修人工河，待了两年多。回国后，用所有积蓄盖了一幢200平米的别墅，钱不够，没有完工。他又开始筹划第二次出国。原想去以色列，但要花七八万人民币，放弃了。

2003年，李吉祥报名参加了获嘉县“境外就业服务中心”组织的赴阿联酋打工计划，报名费3.5万元人民币。这个劳务输出项目，是获嘉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都振海和由他任负责人的“获嘉县境外就业中心”组织的。出国前，获嘉县前劳动就业局局长王生保和部分县领导都来为他们送行。在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间，先后3批劳工通过这一计划前往迪拜，总共61人。

这个看起来正规的劳务输出计划，事后被证实是一场骗局。2003年3月，李吉祥和其他20名劳工抵达阿联酋富吉拉，被安排住进一座民房中。然而，他们一直没有工作可干，之前都振海宣传的“到阿联酋修船”不过是谎言。直到两个月后，其中十几个人才被安排去改装一艘货船，其他人依然无事可做。李吉祥和几个劳工打车到沙迦，开始给福建人卸货，打零工。

2003年6月初，一名劳工在工作时触电身亡。37名劳工来到中国驻阿联酋领事馆“静坐”。此事发生后，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当即批示，要求获嘉县政府立即解决。此后40余名劳工相继回国。都振海最终以诈骗罪获刑12年。

李吉祥没赚到钱，不甘心回国，和其他十几名劳工继续留在阿联酋。由于都振海给他们办理的是旅游签证，几个月后便过期了。李吉祥从此便“黑”在了迪拜。他和同伴继续在沙迦给中国商户卸货。因为头脑灵活，他总能联系到活儿，渐渐成了小包工头。

不过，总是打零工，赚不到什么钱。2004年龙城市场建立，很多商户都在搬家。这一年4月份，李吉祥带着工友来到龙城，开始承接搬家的活儿。他只负责找活，最热闹的时候，手底下聚集了三十多号人。他们一个晚上搬两个货柜，全靠肩扛背驮。12月，龙城开业以后，商铺货物多，活更多了。最忙的时候，李吉祥每天差不多进账五六百迪拉姆。

李吉祥和工友们住在国际城的一间公寓里，二十多人挤一个屋。2005年以后，涌入龙城的外国劳工越来越多，活渐渐不好干了。

他开始给人安装健身器材和台球桌。厂家发来图片，他自己学着安装。他手底下只有一个人，每天安装两三台器材，收入比过去帮人卸货要好不少。到2012年，他才彻底离开这行。

2007年6月，阿联酋政府宣布大赦，允许30万外籍非法劳工（黑户）在之后3个月内申请工作许可或正常离境。根据当地法律，外籍非法劳工的最长服刑期为10年，而后驱逐出境。

那年7月，李吉祥找了一名英语流利的人陪同，到移民局投案自首，获准回国。在家待了两个月，他又办理了阿联酋旅游签证（在迪拜办理工作签证需当地注册公司担保），回到迪拜，准备继续“黑”着。

2007年下半年以后，随着龙城的名气日益响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做生意的，打工的。甚至一些在其他区域工作的中国人，也开始搬到房租相对便宜的国际城居住。回到龙城以后，李吉祥发现了这些变化。

他在国际城租了几套房子，从客厅到卧室摆满了双层床，对外出租床位，也没有执照。上铺月租700迪拉姆，下铺1100迪拉姆。通常一个主卧摆了4张床，上铺单人，下铺一对夫妻，常常住满了12个人。龙城的华人称这类出租屋为“大家”。

由于男女混住，夫妻之间性生活颇为不便，常常等其他人都走了才勉强亲热一下。也有人憋不住，拉着布帘子，半夜干事儿。“老李啊，我受不了，睡不着，我比他们还累。”常常有上铺的租客向李吉祥抱怨，他只是觉得好笑，什么也帮不了。

2012年下半年，李吉祥升级了“大家”，开始做旅店业务。他仿照国内快捷酒店的样式，把房子重新装修一番。根据规格不同，每间客房价格从一天200迪拉姆到300迪拉姆不等。最初几年，家庭旅馆的生意很火。高兴之余，李吉祥也乐意介绍从国内跑来的小姐给客人认识。小姐一般拿着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到迪拜，到期回国。

到2014年，龙城一带才陆续出现了9家这样的家庭旅馆。龙城周边第一家正规酒店2015年才正式开业。

酒

迪拜作为伊斯兰教主导的城市，酒是禁忌。餐馆、超市均严禁售酒。酒吧和酒庄卖酒则必须持有酋长颁发的卖酒执照。

国人谈事喜欢在酒桌上进行，商人谈生意，尤其如此。即便什么事情都不谈，也喜欢在家里小酌两杯。华人进入迪拜之后，把喝酒的风气带到了这座城市，也把黑帮带到了这里。

严苛的禁酒令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悲伤的，但对于另一群人而言是赚钱的福音，就像电影《美国往事》中的那群人。在国际城，私酒业比国内任何地方都要发达。

余玉祥喜欢喝酒，常常自驾前往乌姆盖万的一家酒庄采购。不过，这是一条小众的买酒路径。龙城的大多数人只要在家拨打电话，很快便有人送酒上门，从啤酒、洋酒，到国内的白酒，种类繁多。

从华人进入龙城开始，生活区国际城便开始有地下私酒买卖，但都是些小商贩在经营。

2012年，东北人小亮带着几名手下，经阿曼边境偷渡进入阿联酋，来到龙城。他通过各种手段很快垄断了国际城的酒类交易。

非法卖酒的同时，小亮还在国际城开了间按摩院，提供色情服务。生意火爆，忙不过来，他从国内请来老乡大磊帮忙，两个人一起卖酒。2013年下半年，小亮有事回国半年，把卖酒业务全权交给大磊负责。

2014年初，小亮回到龙城后，发现大磊已经在自己偷偷卖酒。大磊觉得自己赚得少，想出来单干。两人决裂。分家之后，大磊发展迅速，生意和实力都日益壮大。他与小亮为了相互争夺客户资源和地盘，矛盾日益激化。2015年，有一天晚上，大磊带人把小亮的按摩院砸了，打碎了几十箱酒。小亮及时逃出，躲过一劫。当年年底，两人各自带人在国际城干仗。小亮从迪拜德拉地区叫来3个东北帮马仔帮忙。他身高1米67，精瘦，打架狠。但大磊人多，有六七人参与。小亮不敌，胳膊和腿骨折，住院治疗了几个月。

小亮出院之后，不甘心吃亏，回到国内找了一些人到龙城，计划报复大磊。

大磊经常给国际城大中华车行送酒，与车行负责人柏森关系好。这间车行主要对外出租豪车。柏森除了经营租车行，还在迪拜开设赌场和别墅KTV，并且向足浴、按摩店等收取保护费。“柏森手下打手很多。”李吉祥介绍。

2016年3月，大磊在国际城唐人街餐厅请车行的柏森父母吃饭。正吃着饭，小亮带着一帮人冲进来，拿刀一顿砍，砍完便撤。大磊受了点轻伤，他的朋友强子被砍坏了一个肾，第二天被送往阿曼养伤。柏森的父母在现场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得不轻。这件事让柏森觉得颜面扫地。

小亮却全然不知已经得罪了大中华，事后打电话给大磊，约后者3月23日晚在国际城C04楼与C05楼附近彻底解决两人的问题。输的一方，永不在国际城卖酒。

喋血龙城

2016年3月23日晚，李吉祥在旅店和房客闲聊。大概8点左右，忽然听到外面乱哄哄，有人喊叫。他跑到温州超市后面停车场附近，看到二三十个人拿着刀、钢管互相砍杀。

两帮人相互追逐，从西边打到东边，又从东边打到西边。很快就有人倒在地上，捂着伤口，爬不起来。一个人的肚子被捅破，肠子流了出来。另一个人的气管被割破了，瘫在路边，无声无息。在昏暗的路灯下，血液变成了黑色的溪流，淌得到处都是。

看到有人倒下，两帮人便各自逃窜，消失在夜色中。不久，迪拜警察来了，封锁现场。中国驻当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赶了过来。

当天晚上，关于这场械斗的图片、视频很快便出现在网络上。不过，因为事关迪拜的形象，这些信息很快被删除。第二天，当地一些华人媒体发布了一条的新闻：

3月23日晚8点左右，迪拜国际城C04后面停车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华人持械斗殴事件，致两死一重伤。

这是龙城最后一次帮派火并。械斗的双方正是小亮、大磊及大中华一伙。械斗之后，各自跑路。大中华老板当天连夜从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偷渡出境。据悉，他目前居住在泰国。“他在泰国有很多产业。”一名中国商人称。

其他人大多陆续被迪拜警方抓捕。3月27日，大中华15名打手在阿联酋与阿曼边境试图翻山偷渡出境时，被迪拜警方全部抓获。在抓捕现场，这些年轻的打手剃着一式的平头，跪在地上，身后是头戴黑罩的刑警。

而小亮、大磊两人的产业，以及大中华车行则被警方当即查封。

华人来到迪拜后，也把国内一些地域性的组织给带了过来。不过据张喜进介绍，迪拜的华人黑帮，早已不像几年前那样猖獗。

中国帮派分子在2000年以后陆续进入迪拜。龙城开业之后，开始有一部分人从德拉聚集到国际城。迪拜开放签证政策，对各种人都充满吸引力。因为入境简单，一些在国内犯了命案的人，也来到这里。

也有很多人办理阿曼签证后，偷渡到阿联酋。在阿联酋与阿曼接壤的山脉中，有一群人专门做蛇头，偷偷从阿曼送人进入阿联酋。他们都是中国人与阿曼人合作。其中有一个已退休的阿曼老警察，与海关很熟，有他带着，几乎不会被检查。他们把人窝在皮卡车座位下面，直接过关。

这些人在迪拜以地域分成多个帮派。在过去十几年，迪拜出现的强势帮派包括天津帮、福清帮、长乐帮和东北帮。他们分散在德拉和龙城周边的各个角落，还有一部分人聚集于阿吉曼和富吉拉等地。他们大多住在别墅里，平时做些灰色生意，比如赌场、色情业等，也只向这些灰色产业收取保护费。

2008年到2010年间，是华人黑帮在迪拜最为活跃的时候。这段时间，迪拜曾发生多起绑架华人老板事件。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不绑外国人。

那段时间，福清帮有个外号“山鸡”的人活跃在国际城一带，领着一帮人收保护费。有一次与人发生争执，从德拉叫来同伙助阵，最后被对方砍成重伤，被随后赶来的警察送往医院抢救。在这之后，“山鸡”销声匿迹。2009年，龙城有两个帮派火并，各自从德拉喊来人帮忙。迪拜警察闻讯前来打击，其中一名警察被捅成重伤。

这些帮派中，以天津帮势力最大，鼎盛时期有几十人。2012年左右，天津帮老大在一次外出活动中被迪拜警方抓获，最终被判了十几年刑。天津帮从此日益衰落。在这之后，迪拜警方又针对华人黑帮进行了多次打击，这些帮派渐渐式微。

回国

在迪拜待了12年，余玉祥准备处理掉龙城的资产，收手回国。尽管他在龙城二期亏损了很多资金，但还不至于伤了元气。不过，他对于龙城的前景越来越悲观。朋友叶浩说，将来龙城的官司了结后，便直接回国。他的决定比叶浩更早，想彻底回到福建老家。

47岁的余玉祥在龙城经营小饰品数年，拥有多间商铺，营业面积超过2000平米。

他出生于福建莆田。高中毕业以后，去了一个路桥建筑队，在江西、贵州等地山区炸山开隧道。他觉得太危险，干了两年，回到老家。他从小喜欢绘画，拜了一个油画师学画画。不过，他学的是行画，并不是真正的油画。莆田是深圳大芬村之外的另一大行画生产地，流水线式的标准化绘画模式，使行画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

余玉祥学了3个月便开始画正式产品，只画静物和临摹名作，一天画10幅以上。这些画作完成之后，用画框装裱，销往全国各地，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人民币不等。在师傅的工作室干了两三年，他开始自己办班，培训学员绘制行画。学生画画，他负责销售。2000年以后，余玉祥把市场转向中东，尤其是发展最快的迪拜。

2003年，余玉祥开始到中东销售油画工艺品，由于没有店面，只能参加各式各样的展会，足迹遍布迪拜、沙迦、巴林和沙特等地。他居无定所，常常跟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客厅里睡地铺。2005年，得知龙城开业，他从别人手上转租了一间12平米的店铺，生意渐渐稳定下来。两三年的时间里，他租的店铺越来越多，越做越大。

“那时候中东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阿拉伯人喜欢买这种油画装饰房间。”不过，随后几年，大量莆田行画商涌进龙城，竞争越来越激烈。余玉祥转行卖起了鞋服，莆田出产的鞋子在龙城销售火爆。同行多了以后，他又转行卖饰品，一直到现在。

“迪拜没有工业，我们来的时候，中国的小商品都非常好卖，除了阿联酋人，很多沙特、阿曼、伊朗、伊拉克人，甚至非洲人都跑来龙城进货。一车一车地运走。”余玉祥很感谢迪拜这个地方，让他发迹。

然而，龙城业主方纳克希尔集团的傲慢、经济环境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对于中国商人来说，迪拜以经不再是理想之地。他说，他想回到莆田画画，画真正的画。

他早已给自己和家人累积了足够的财富，如果回国，依然称得上满载而归。叶浩则不同，不论官司结果如何，他选择回国，更多是无奈。

在龙城颇具威望的苏文也在龙城二期损失了一千多万迪拉姆。他多次为叶浩的遭遇叹息。他认为叶浩受过高等教育，有想法和见解，对市场和行业都有研究，在龙城损失惨重，只是因为贸易背景还不深厚，但“中国未来的企业需要他这样的人，需要给他时间”。

（实习生高佳、王婧、冯程程、肖泽健、张宇欣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吉祥、苏文、龙舞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