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金灿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登崖州城作》

李德裕是中晚唐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场惨烈的“牛李党争”里，“牛党”的核心人物是牛僧孺、李宗闵等人，而所谓“李党”的领袖则是李德裕。他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父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当过宰相。按照当时的规定，李德裕通过门荫入仕，并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

“牛李党争”起源于李吉甫。当时牛僧孺、李宗闵参加制科考试，在策论里抨击时政，遭到宰相李吉甫的打压，双方产生了嫌隙。这场恩怨波及到了李德裕，逐渐蔓延成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两派倾轧40年，以至唐文宗一度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在唐文宗时期，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携城来降。在确认对方无诈之后，李德裕向中央上报此事，主张应该受降，拿下维州这个要害地方。他还建议，唐朝应该乘势向吐蕃发动进攻，以绝这个巨大的边患。

朝臣都很认同这个建议，门下侍郎牛僧孺不同意，理由是：吐蕃国境辽阔，丢失一个维州，不足以影响其国势，大唐若是受降，吐蕃兵马恐将“不三日抵咸阳桥”;另外，唐朝刚与吐蕃订立盟约不久，如今受降启衅，无疑是失信。

唐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意见，命李德裕遣返悉怛谋等人。这些降唐的人回吐蕃后，立即遭到了残酷的杀戮。对于此事，李德裕一直耿耿于怀。历史证实他的判断是对的，当时吐蕃国并不具备威胁关中的能力，牛僧孺是在危言耸听。至于“失信”之担忧，李德裕事后也指出：在维州守将来降前一年，吐蕃军队仍然攻打大唐，已是不守盟约在先。

唐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拜李德裕为相。在李德裕的治下，唐朝有了中兴的迹象。然而好景不长，唐武宗只做了6年皇帝就死了，继位的是唐宣宗。或许是李德裕没有拥戴宣宗上位的缘故，又或许是功高震主，唐宣宗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他的相职。

这时候，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成了举世鄙薄的小人。白居易亲近牛僧孺，遭到李德裕的厌恶，但李德裕并未连带把白敏中也看成“牛党”，仍然提拔了他。然而在李德裕失势后，白敏中非但不施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将李德裕贬到了海南崖州。

李德裕写过《小人论》一文，文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这些论述，应该是指白敏中这种过河拆桥之徒。

这首《登崖州城作》，写于李德裕的崖州司户任上，第一句是述说对京城的想望，第二句写崖州距离京城之远。从最后两句可以知道，李德裕觉得自己回不了中原了。果不其然，在崖州待了不满一年，他就去世了。在唐朝的贬官之中，李德裕可能是命运最凄惨的那个：名望最高，贬地最恶。

关于“牛李党争”，历来众说纷纭。沈曾植和陈寅恪认为是科举与门第之争，这个说法影响甚大，有学者不认同，比如岑仲勉就认为李德裕“无党”，而黄永年则认为，在唐代的政治斗争里，各个集团以一个皇帝或皇子为核心，“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士族、庶族来区分。”这些方面，也是观察这场党争时需要注意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气质。李德裕受人诟病的原因，在于他性格孤峭，行事果决，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非常相似——于是我们看到，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就对李德裕没有什么好话。此外，李德裕无情报复政敌的做法，也颇为人訾议。《旧唐书》说他：“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个评语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它无视了“牛党”对李德裕的各种凶狠打击。

值得一说的是，李德裕尽管出身望族、厌恶作风轻薄的进士，但他对平民子弟的奖掖是不遗余力的。他被贬崖州后，当时的社会反应是：“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然而“牛李党争”还是以“牛党”的胜利结束了，不过此时大唐也步入了黄昏。这是否可以说明，如果一个组织容纳不了那些有能力的刚烈之士，那么它距离崩塌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