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

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成功推开白宫的“旋转门”，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会从这扇“旋转门”走出，是否成为一名商人尚未可知。

“旋转门”是美国民主体制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套体制得以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润滑剂。从制度层面来看，选举政治使得一些人周期性地在就业与失业之间旋转。很多通过选举或政治任命获得职位的官员，必须考虑自己的未来就业问题，因此在任上就要做好准备，近9000个联邦职位也面临这样的“再就业”。这一大规模的职位变动，使得旋转门的两边都足够大，因此也就塑造了独特的政治“旋转门”现象。

问题在于，当很多人都把“掘金”作为“旋转”的主攻方向时，它又加剧了人们对这种机制的担忧。尤其政商之间的旋转门，更是饱受诟病。根据“维基揭秘”曝光的材料，希拉里在2013年卸任国务卿后不久便接受高盛集团邀请相继发表3场演讲，其中不乏对华尔街示好之辞，高盛为此支付了高达67.5万美元报酬。

很多例子表明，虽然旋转门对美国民主政治有必要性，但也对美国带来了损害。一是近亲繁殖问题严重。能转进政府的，往往都是亲信。比如鲁宾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曾担任高盛共同主席及共同高级合伙人，后加入了花旗集团担任董事长等高职。现任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花旗集团时曾是鲁宾的老部下，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西尔维娅·伯韦尔也曾是鲁宾的办公厅主任。

二是政商勾结问题。在美国，说政商勾结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它们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是一体的。高盛素来被称为“白宫干部后备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创了向政府输送高官的先例。2006年5月，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被提名出任财政部长，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得知任财政部长无望后，很快辞职，出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

三是行政效率问题。很多转进政府的人，主要目的是镀一层政治“金”而无心行政事务，更有些人根本不懂政治。他们的任职期限也一般比民选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短，平均在职2.5年，其中25%的任职时间不到一年半。基本是刚适应工作就要离开，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他们的位置呢！

奥巴马总统在上台之初曾采取措施收窄政治旋转门的“宽度”，但结果无功而返。2007年，美国通过《诚实执政与政府公开法案》，旨在“减少立法者和政府高官之间、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但在2008年1月该法案生效后的6年内，在352个离开国会的人员中，有47%曾走进“旋转门”，高于此前6年的43%，更是远远高于1974年的3%。

总体来看，虽然旋转门机制确实给美国政府带来一些特殊人才，比如基辛格等当年就是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的。但更多时候，旋转门机制是一种利益输送的平台，或是一种信用型腐败或期权型腐败。

更为重要的是，它披着一件合法的外衣。▲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