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國度，自秦漢大一統，建立官僚型帝國國家以來，社會最基本也最核心的關係，就是官與民。太平的時候，官民相安無事，動盪的時候，官逼民反。官民之間，官這一頭分量重，是主動者，但民的一方也不能太輕，官民關係失衡，風浪即起，水也就覆舟了。朝廷用來平衡官民關係的法寶有三，一是強調官員的自律。二是朝廷對於官員的監管，因此特別設置了別的國家所沒有的監察系統，官小權大，替皇帝盯緊了官員。三是逐漸形成了半官半民的鄉紳階層，通過這個階層的制約，抗衡官權的無限擴張。

只是，官員的自律，時間長了都靠不住，而監察部門的監督，也會隨著制度的疲遝，官僚機器的銹蝕，形同虛設，只有紮根鄉土的鄉紳靠譜一點，但由於整體上朝廷制度的廢弛，政治的混亂，這種鄉紳的抵制，也會變味，或者作廢或者變成地方性的反叛。因此，官逼民反的日子，早晚都會來的，由此形成了我們所謂亂治交替的中國歷史週期。

如果按西方類似研究的說法，所謂的鄉紳，也可以說是鄉村精英，只要民這邊存在文化精英，那麼，官民之間就有緩衝，有溝通，關係即使逐步惡化，惡化的步伐也會慢一點。現在中國官民關係的難題是，一方面，類似傳統官民關係的結構，依然存在。社會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員還是整個社會運行的主動者。一個地方，得一優秀官員，則興，趕上一糟糕的官員，則敗。什麼事情，負責官員一言九鼎，民眾沒有聲音。但是，另一方面，跟傳統社會不一樣，社會上的精英，跟民眾基本脫節，不僅鄉村不存在過去那種跟民眾關係密切的鄉紳，連城市裏的精英也跟民眾關係淡漠，相反，他們中的多數，倒是跟官員關係更加緊密。有事沒事，都自覺地站在官的一邊，甚至不惜睜著眼睛說瞎話，以專家身份，幫官員圓謊，這樣的結果，是使官民關係喪失了起碼的緩衝，對立迅速加劇。

當然，官民對立的根本問題，在現代社會，還是因為官的權力太大，而民這一方，幾乎沒有什麼權力，一邊無限擴張，一邊節節後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過“正常管道”向上反映，然後讓官員的上級得知情況，出手遏制，或者通過不那麼正常的管道，通過媒體和網路披露出來，還是讓官員的上級得知情況，然後出手遏制。可是，嚴格來講，官員的上級也是官員，除了最高領導，真正能從大局出發，遏制官權膨脹的，畢竟是少數。加上上級總比下級人數少，正常管道經常不暢通，而媒體披露也有顧慮，網路上的事，經常很難說，一個事情，是不是能變成網路事件，制約條件很多，嚴格講，官員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儘管我們說，官員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沒有作用，反過來，他們也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擴權了。

事實上，現在官民矛盾，最大的問題是官民結構失衡，從歷史的經驗看，這種失衡的危險非常大，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形成對全局的威脅，甚至崩盤。而官民結構失衡，最大的問題是官權的無節制擴張，對應官權的擴張，目前唯一的途徑，是增強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領導層，從全局的戰略考慮，是亟待解決的頭等大事。比較好的解決之道，在於實行普遍的基層選舉，讓親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權力來源於民眾，從而使民眾握有部分制約官員的權利。在沒有實行選舉之前，應急之法，是鼓勵精英替民眾講話，顯然，國家不能像過去那樣，利用各種手段，使得所有像樣的知識精英都歸入體制內，又利用體制的力量，使得這些人掃數歸順，唯官是從。盡力壓制體制內不同意見，尤其壓制打擊體制內的理性聲音，結果使得體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為民眾不那麼合適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級官員在處理一些公共事件過程中，往往蠻不講理，強行壓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趨於非理性，趨於暴力抵抗，理性的聲音在官方的強橫中，在民間根本無法生長。要知道，目前的官場，正在滋長一種前所未有的權大獨尊的風氣，而且已經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糧的單位，包括大學。凡是敢說不中聽話的人，毫無例外地會受到嚴厲的打擊，所有官方場合，官話，假話，空話和阿諛話盛行，或者說橫行，因此，民眾的意願，根本無從表達，誰要是傻到替民眾講話，幾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員的公敵。顯然，民眾是需要有人替他們講話的，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那麼就只能由那些不怎麼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現在，官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大有迅速惡化之勢，官民衝突，正在向著非理性的對抗方向前進，如果不能採取迅速的措施，遏制這個勢頭，後果將是很嚴重的。能否遏制這個勢頭，關鍵看國家能否解決官民關係的中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