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理性蜇痛历史
2016-11-10刘恩平
上海艺术评论 2016年5期
刘恩平
平庸遍地,偶见佳作,如荒漠野草,顿开胸臆。在2016年文化部人事司在沪举办的“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上,言禹墨的《秋之白华》和郜庆龙的《春闺残梦》,令人眼前一亮。
多余的人
1935年2月,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四个月后慷慨就义。在狱中,他留下了一篇遗言《多余的话》。文末写道:“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其中,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被称作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的四大“多余的人”。
惯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这类多余人身上有着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其最大特点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做不了“当代英雄”,只能叹息于历史洪流,这么说,他们似乎不过是幕幕“滑稽剧”的小丑罢了。那么今天来看,这些文学经典除了提供一些“批判”的靶子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价值”呢?今天,我们又当如何去解读以“罗亭”自况的革命家瞿秋白呢?
言禹墨的话剧《秋之白华》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独特的视窗。上世纪20年代,豪门太太杨之华到上海读大学,受教于年轻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两人情愫暗生。瞿秋白找到杨的丈夫沈剑龙,一夕吟对长谈,沈竟将妻子让给了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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