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桑

照褚秉超的话说，“修整一座山这事我早就想干了。”

我要走出去

从外貌上看，常住在野外的褚秉超黑乎乎的，有些显老。但他却说，“我三十而立的年纪还没到，还能躁一会。”在30岁之前，褚秉超确实够“躁”，他是个内心极不安分的人。

小时候的褚秉超曾被认为患有自闭症。他不爱说话，也不喜欢玩具，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哥哥放学回家给他带了粉笔，随后便独自在院子里写写画画。“到处画画家人没意见吗？”“他们都去欣赏我画的画去了，哪里还记得教训我。”他颇有些得意。

褚秉超学习成绩不太好，只能去职业学校学美术。“不看成绩，交了学费就能读。”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专业的美术训练，因为绘画成绩不错，他以艺术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最后考进了湖北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真是幸运！”说起往事，褚秉超用这四个字做了总结。

2010年，褚秉超怀揣着一腔对于艺术创作的热情毕业了，他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聚集地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漂”——没有资金，只有梦想。艺术创作需要资金支持，褚秉超只能先进入雕塑工厂从事放大泥稿的工作。两年后，有了一点积蓄，他便义无反顾地辞职开了一家工作室。工作室开起来后，他每天都在纸上画着小稿，构思设计。可新的困境又笼罩着褚秉超，“自己的创作基本处于‘书呆子的状态，思维变成了一种套路，但这个套路和自己根本没有关系，那些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都是过去式。”褚秉超下定决心，“我要走出去。”

占山为“王”

走出去的褚秉超选择了七府村。七府村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七府”在当地人口音中为“七树”。相传历史上这里曾被外族侵占烧毁，重建后每人便植树七棵，因此而得名。

褚秉超从家乡平凉市出发，一路向北，终于在七府村发现了一座没人管的山，当地人称它为“塌山”。这是一座塌方滑坡的山。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植被。这让褚秉超有些兴奋，决定要修整这座山。不过这个决定让很多人不解，包括直接受益的七府村村民，他们纷纷怀疑褚秉超的目的和经济利益。

但褚秉超并不在意，他有自己的执着。这份执着除了来源于“我要走出去”的决心，还与“南门十字同善巷”有关。这是“一条在地图上再也找不到的巷子。”说这句话时，他语气落寞。这条巷子曾是褚秉超的家，他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最快乐的岁月。满院子的涂鸦、后院的花圃，全是他的杰作。不过谁能抵挡城市化的进程呢？褚秉超一家从此搬进了他口中的“水泥格子”中生活。这样的改变让褚秉超感到十分不适，“从花园到花盆，我离自然越来越远了。”

很快，褚秉超构思出第一期工程，最终历时150天，修整山体5 500余立方米，按照个人审美和对自然的理解，对这座山体进行了重新的整治与修饬。第一期工程有着重重困难，他需要根据山体绘制草图，需要雇会使用挖土机的工人挖路，需要没日没夜地凿山……不仅体力、脑力超负荷运转，自己积攒的积蓄也在短时间内消耗一空。不过，唯一让他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山上一只因修山植树而逐渐胖起来的兔子。“我们总会远远地看上一眼，又各自忙碌。”

而意外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一次，工人在驾驶挖掘机挖路时，没按照程序将处理的块状泥土弄碎，导致两个篮球大小的土块顺着山体一路滚到村里人家，砸了两个大坑，所幸没伤着人。不一会，村里来了一大群人，拿着粗重的铁链要锁车，在一旁记录的摄影师跟司机一溜烟儿全跑了。

原以为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故会让这个计划中止，却意外地让褚秉超有机会向村民阐述自己正在做的事。很快他所做的事传开，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提供了7 000株树苗让这个年轻艺术家栽种，还动员七府村的农户一起植树。这离他理想中的“乌托山”更近了。

第一期终于在汗水与期待中告一段落，褚秉超为他的“乌托山”起名为“七府環屏”。褚秉超在第一期的工程中修出山的大致轮廓，植树固土。问及将展开的、难度系数更大的第二期，他说他要对这座山体进行防塌方处理、修廊亭、引入水利系统。言语中是毫不动摇的决心，就像他所说的：“意志决定行为，这件事必须得做下去。”

我要成佛

其实，执着的褚秉超在修山前还干了一件大事——修佛。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加以反对，但褚秉超仍旧不以为意，“没有执着过，怎么能放下执着呢？”

其实早在2005年，他坐在往返家乡的长途汽车上，就开始注意到路边山体的石窟。石窟中有很多没人管理任由风化的佛像，这些形象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自2014年年初开始，褚秉超在一年时间里走访了甘肃及周边的四五个省，寻找并修复了50尊佛像。

大学期间，褚秉超学的是雕塑专业，因此学习了文物修复的知识，也有机会实际参与到文物修复的工作中。为了尽可能不破坏佛像，他伪装成学生到博物馆获取专业资料；所用材料都取自石窟周围的沙子、红胶泥，加入棉花反复捶打，最后用泥塑刀压实并与被修复的形体粘紧。随着时间的流逝，修复的地方也会逐渐风化。

“我并不清楚佛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按照自己的体态容貌和对佛的理解修复那些佛像，我修佛是为了成佛。”褚秉超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我佛”。不过这件事却引起了争议。有法师说这样的行为不妥，会短寿；也有法师认为“心即是佛”，不必在乎佛的相貌。

褚秉超以艺术家的身份修复这些佛像，其实是在干博物馆和文广部门的工作。他并非正式文物修复人员，被监管保护的石窟佛像是不准动的，有时候他便偷着修复，有的中途被叫停。有一个村子的村民甚至把他当成了“入侵者”。“因为在我去的前几天，村里有一个佛龛里面的佛头被人打掉偷走了。据说一周之内就破案了，佛头也追回来了，但佛龛里面已经没有佛像了，村民并不知晓。有的村民就把我误认成了偷佛像的。”最后他只能去寻找一些偏远的没人管的石窟。根据长期的实地勘察，褚秉超也总结出了一套寻找石窟的方法。那些石窟大多是沿河开凿的，那里山体比较坚固，古人选择在这里建造石窟有效地避免了风蚀和渗水的影响。

褚秉超每天太阳上山就动身修复佛像，太阳下山就休息，居无定所，条件非常艰苦。“我住过农户家的仓库，住过帐篷，在比较偏远荒凉的地方，能有一个荒废的窑洞歇脚过夜算是不错的。喝的是在河边舀的水，吃的是自己带的一些干粮。在野外还得防着狼呀、蛇呀、蝎子的出没。”2014年年底，天气很冷，当项目进行到一半时，褚秉超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正好受邀参加群展，便中止了修佛。

不过，“七府環屏”成了“我佛”的延续，褚秉超仍旧奋斗在造梦的途中。“我在工地上”，这是采访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把修山的现场称为工地，因为艺术不是梦中造云，而是身体力行，是一凿一凿挖出来的。这就是褚秉超，一直在执着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