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隆

繁华的大都市并非完美无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的出现都会给人们带来不幸福的体验，但超大型城市的存在亦有其必然性，“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也显示，公众觉得生活在二线城市最易获得幸福感，其次是一线城市，而谁又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幸福之城”呢？杭州、昆明、成都被公众一致看好。

“在哪里生活最易获得幸福感？”

这是“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的一道题目。今年9月至10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这次调查。结果，“二线城市”得到的认可度最高;“一线城市”排名第二;“三线城市”位居第三;“小城镇”、“乡村”分列第四、五位。

在中国，一线城市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感，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甚至会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而在世界范围内，繁华的大都市也并非完美无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峥指出，“超大型城市的问题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幸福的小城市也在全世界内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城市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幸福？

“病”了的城市

近年来，城市病是被反复探讨的话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就没有停歇过。我国第一个城市化高潮，就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据资料显示，当时仅三年的时间里，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就有28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至197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有一亿人口进入城市。

我国在工业分布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将新工业投资重点放在内陆新建及扩建城镇上，使城镇及工业区域邻近主要原料和能源产地，均衡分布。当时发展极快的重点工业城市有包头、兰州、西安、成都、武汉、太原、洛阳、大同等;同时还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城市，比如黑龙江富拉尔基、大庆，甘肃白银，广东茂名，湖南株洲等。此外，农村工业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力，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农民不涌入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在广阔的农村大办工业，就地转化为工人，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得当时大量的社队企业兴起。

而后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急速发展，大量人口涌进城市。时至今日，这些超级大都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日益凸显。

薛文华是北京人，虽然他每年都会和家人一起旅游，但是在旅游时间的选择上，他会坚决避开国庆与春节长假，“只有这两个假期街面上人少，也不堵车，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时候了。”随着薛文华年龄的增长，在平时的日子里，他开车上街都发怵，“堵车，心理就容易发怒失衡，而且发生点剐蹭更别扭，现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绿色出行也算为北京的蓝天贡献绵薄之力吧。” 薛文华笑了笑，他的话自然正面，但是对于城市拥堵与污染的无奈，也不无调侃之意。可是毕竟他已经退休，没有了上班出行的压力，而对于广大的上班族而言，面对“城市病”，他们又怎能轻松呢？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消失”的早餐与“奢侈”的晚餐

何勇是酷爱旅行的人，而旅行中他最期待的就是去寻找各地的美食。“在旅行中，我早上都会起得很早，然后走街串巷去体验当地的早餐文化。我认为一个城市的早餐特别能够凸显城市的底蕴与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在家乡北京，他似乎很久没有悠闲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了。

在工作日，何勇每天7点起床，他要赶在8点半之前到达工作单位，因为要打卡，迟到是要扣工资的，而作为一日三餐当中最为重要的早餐，就因为赶路而被他“凑合了事”。单位楼下公交站旁的鸡蛋灌饼和煎饼，几乎就与他的早餐画上了等号，有时实在吃腻了，就稍微走远一些，到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买个简单的套餐。

记忆之城

“我记得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候家里人都起得很早，北京没有那么大，父母都是就近上班，单位离家很近，不像我们现在上班要赶很远的路，有的人甚至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所以每天早上爸爸都会拿着自己家的盆和碗，到附近经营早餐的餐馆买油条、糖油饼、豆浆、豆汁、烧饼等等，买回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把早餐踏踏实实地吃完，再去上班和上学。这是我儿时最为基本的早餐印象。”有时父母有事情来不及买早餐，也会给何勇几元钱，让他到饭馆里，买上二两包子、一碗炒肝。“那时的北京清晨，是那么惬意，我吃着包子，听着时隐时现的鸽子哨，还有街面上自行车的铃声，闻着炸油条的油香味儿，感觉这一天都是美好的。”而如今，他的清晨不再拥有这些，悠扬的鸽子哨与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已经变为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嘈杂的鸣笛声，炸油条的摊位少之又少，香味自然无从谈起，而汽车尾气的污浊味道却异常浓烈。

其实，早餐文化的没落，又何止是北京一个城市的现象呢？上海、香港、武汉、厦门，网络上经常出现诸如各大城市“消失的早餐美食”之类的帖子。美食家蔡澜就曾分析到，因为城市地租的不断上涨，许多经营特色早餐的铺面交不起房租而关张，人们工作性质的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都促使了早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往往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凑合吃一些粗制滥造的食物。

不只是早餐，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晚餐来得也同样珍贵。这里所说的珍贵，并非指晚餐的价格，而是下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有说有笑地共进晚餐的经历。年过40岁的胡立凡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经营一家互联网企业，公司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是与此相应的是责任大、工作忙，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晚餐往往是同事一起叫外卖来吃。“这些年互联网发展很快，餐饮行业也因此变革很大，最明显的就是外卖送餐越来越快捷，可是反过来想想，我们都已经忙到没时间去餐馆或回家吃一顿晚饭了，这也真是可悲。”

胡立凡向记者描述了他每天的生活状态，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平时连周末也常常需要加班和应酬。现在，一旦有时间早下班，他会拒绝一切多余的社交活动，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家常晚饭。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他非常珍视。

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正像林夕在《爱得太晚》的歌词中写到的那样：“为了不平凡，忙忙忙会让人盲。赢到了风光，输去了我的心肝。”无论是“消失”的早餐，抑或是“奢侈”的晚餐，这些表象下，我们更应看到的是，我们的幸福感正是来自于这些我们不经意的生活小事。

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

哪里才是中国人理想的“幸福之城”？

在“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国人根据所见、所闻、所感选出了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杭州市、昆明市、成都市位列前三。

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也并非带给国人的都是些不幸福体验，在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排行榜上，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位列第四至六位。海口市、重庆市、南京市、哈尔滨市分列第七至十位。

其实，超大型城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首先，从历史规律上看，亚洲文明就不同于西方文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自然聚拢的趋势。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会集中到几个城市内。宋代的汴京、幕府时期的京都、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德里皆是如此。中心城市有利于统治者们将全国的精英召集在其麾下，借此形成权力、金钱和信息的辐射网。

其次，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超大型城市有着信息渠道畅通、资金成本低、物流便利和监管规则统一的优势。而且，超大型城市意味着供热、垃圾处理、水处理更加统一，更容易大规模采用智能化技术，这些将使城市变得更加环保、高效。

“但是，对于大城市里的每个人来说，一个高效的城市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不停奔波，不断与时代的进步和周围竞争者的成长赛跑，这无疑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李峥如是说。

在德国科隆留学的郑小伟告诉记者，他马上面临着回北京找工作的压力，他很明白，回国后的生活将不再像留学时那般无忧无虑了。“尤其是在北京，我的很多同学如今都工作了，我知道他们的生活非常忙碌，有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郑小伟自然不会选择到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二线城市去生活。

“我的父母在北京近郊买了房子，去郊区度周末，暂时逃离一下拥挤的城市或许是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郑小伟说得并不十分肯定，“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是在欧洲小城镇和乡村生活就肯定没有大城市幸福，那些村镇连个人都很难看到。”说到这，他笑了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要回到祖国、回到家，找到心仪的工作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做过这样一个“幸福”实验：将人们分成两组做非常痛苦的肠镜检查，在实验中，第一组正常检查，第二组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故意把肠镜放在体内过一会儿再拿出来。人们一定会以为这种故意延长病人痛苦的做法会遭到病人的反对，但恰恰相反，第二组愿意再做的人显著高于第一组，为什么？因为肠镜在即将结束的时候痛苦最轻，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病人记住的是这时段的感受;而第一组病人记住的是肠镜在身体最深处的剧痛。

的确，幸福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幸福的体会又怎能一样呢？

“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16.9%的人认为“幸福与所居住的城市没有关系”，这些受访者可能对于幸福的真谛有着更为深切的领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