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娆

中共八大——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文/陈娆

八大会场

今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六十周年。

中共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不仅就中国的发展道路、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展目标和战略步骤、经济政治建设方针、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及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正确决策，而且“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①

一

中共八大是1956年9月召开的。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正在迅猛发展。当年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4月底，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②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即将开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必须加以回答的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成效，但对这种“基本照抄”的办法，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但是经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初步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同时，经过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联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暴露了苏联、苏共、斯大林也并非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毛泽东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④这为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条件。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在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此次调查研究是由刘少奇开始的。为了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他先后召集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情况。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京，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⑤这样，从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多次参加，这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因为刘少奇在主持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过程中，对起草组提出并经多次修改的报告稿始终不满意，直到听了《论十大关系》后，他才高兴地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为了使八大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适合我国国情，毛泽东等除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工作外，还广泛听取基层意见。1956年3月30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的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5月14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再次强调汇报文件“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⑥

毛泽东在谈到八大文件修改过程时说过：“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八大政治报告经过了反复修改，历时8个多月才最后定稿。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共达80多份，毛泽东本人修改过的就有21份。党章的修改稿也有50份。

八大文件草稿形成之后，中央曾组织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党的负责人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毛泽东指示将政治报告已定稿的各部分，印发给八大所有代表，请他们即看即加修改。所以，八大文件不仅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凝聚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⑦

总之，八大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到来之际，在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深刻反思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指引之下，在民主和谐的政治气氛之中召开的。

有人说，“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对八大路线。了解了八大的上述筹备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说法实在是一个弥天大谎。

二

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具有创新的意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探索所取得的重要的积极成果。这里着重讲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思想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的特性。

最早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应有中国特性的是李大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⑧

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1956年4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⑨

遵循着这个思想原则，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应“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思想。他说：“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的问题。9月27日，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肯定：“我们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⑩

八大强调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确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应“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提出党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当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事物始终在矛盾中运动发展。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讲到：“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

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实行党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根据。明确今后的工作重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八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八大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又讲到：“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论述，是上述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三）明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战略步骤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当时具体是指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的上述发展目标，应当采取什么战略步骤？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个问题时，就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再次确认：“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周恩来在八大发言中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毛泽东等的这个主张被八大所接受。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战略步骤。首先，“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 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才能使中国在政治上赢得独立以后在经济上也赢得独立。而后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努力，“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里所说的长时间，毛泽东预计“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两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八大所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和确定的战略步骤，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完整地阐明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由此奠定了初始的基础。

（四）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针

八大在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决策。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八大制定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

早在1956年2月，周恩来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讲到：“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4月，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论十大关系》时，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6月，根据周恩来、陈云的提议，刘少奇在主持中共中央1955—1956年国家决算预算会议上，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针。

中共八大再次明确肯定了这个方针，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重要性。这就是，一方面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要“估计到当前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八大也制定了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针。主要有：

（1）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让每个人都为社会主义建设献策献力。而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就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所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

（2）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到：“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还对“依法办事”作了两方面的说明。一是有法可依。要求加紧立法，使法制尽快健全和完备；二是有法必依。要求所有干部、公民和国家机关必须依法办事。同时，他强调“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八大由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作用的会议。

（五）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

早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时就说：“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所以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到了体制改革的问题。

八大所开启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表现在：

经济方面：八大根据陈云的讲话精神，在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正式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是也需要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表明，我国已对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有所突破。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强调“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中，则不搞苏联的一长制，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

政治方面：（1）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也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但请求委他一个名誉主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条规定在中共党章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八大之后，毛泽东还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能连选连任一届。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

（2）改革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鉴于1945年中共七大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没有召开这一事实，毛泽东认为，党的代表大会要每年开，这样才可以展开批评，才可以发展民主，否则的话许多意见就听不到。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省、县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级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级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中央、省、县各级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同级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党的常任代表要向选举单位负责，经常征集下级组织、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实行“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

（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建设

为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八大提出：

（1）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党员滋生骄傲自满、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甚至有些人会不能接受批评监督，更有甚的是滥用职权，做出违法乱纪的事。为此，毛泽东提出，党的组织和党员应当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监督，“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八大强调：“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 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是：必须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必须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以便有利于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防止领导干部官僚化；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下级组织和群众可以及时批评上级机关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必须经常性地对全体党员进行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2）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鉴于苏联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以贯彻执行。

（3）加强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为了防止个人崇拜行为的出现，八大将集体领导的原则载入了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设置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对两个机构的职能、权限作了明确区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央书记处则是决策的执行机构，主要承担和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

（4）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为了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的内部也要达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同时，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又规定：对于党的决议在无条件执行的前提下“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这样做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被证明真理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八大还提出对待犯错误的党员，要将他们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区别开来，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如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斯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

八大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而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对于促进党的自我净化和发展，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八大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之所以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是因为：第一，毛泽东等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他们立足于本国国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建设事业虽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仍然落后，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我们的各项政策都应从这一国情出发，不能超越这一国情；第二，他们注意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在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来之前，苏联一些缺点和错误、弊端的暴露，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第三，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据此对我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邓小平说过：“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但是，在八大所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贯彻和进一步发展。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的意义。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都得到了恢复、继承，并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展开了伟大的新局面。由此可见，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对八大路线的继承与发展，这是符合实际的。

注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2页。

②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

⑧《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⑩《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