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屏

这一切，都是人情冷暖异常时期最宝贵的人性感受。

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赞赏《科雷马故事》。

沙拉莫夫的风格大体上与汪曾祺有些相似。作者在小说里采取的笔法是克制的，但也不能说他达到了我们中国人所欣赏的那种“哀而不怨”的境界。在有的篇什里，作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愤怒的欣赏，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作者在字里行间沉淀的淡淡的倾诉意味，作者更多地让事件自然地流露出来，不着痕迹地呈现出生活最本质的残酷。在本书主打的《科雷马故事》 《左岸》 《铁铲能手》三集中，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作者叙事风格的嬗变。在前两个集子里，作者大体注重环境刻画、人物心态描摹以及结尾的荒诞性逆转，但到第三个集子《铁铲能手》中，作者似乎预感到时间已经不够，再也没有兴趣按照文学的样式，打造自己经受的苦难，而直接跳了出来，以近乎回忆录的实录体形式，来非虚构地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这里已经没有文学性的那种隽永、含蓄的韵味，而变成了直露的事实记录。比较典型的是篇幅较长的《医训班》，几乎是寡淡的流水账介绍，逐一对培训的医生进行事迹罗列，已经很难称得上是文学作品了。

很多内容，在不同的短篇作品里出现，给人一种重复之感，毕竟素材是有限的，作者写得多了，难免会有重复，而短篇小说的缺点也在这里，它无法形成一个通贯全篇的气场，多纠结于片断式的即景还原，会给人一种隔断的感觉。从1937年到1953年，作者在科雷马生活十七年，小说的最后一篇，记叙了“我”离开科雷马回到莫斯科，构成了作者在科雷马的时间链条。在此作者恬淡地称这十七年是“出差”，但随即又补充道：“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出差回家，我是从地狱归来。”

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作者直陈人性已经陨灭，囚犯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友谊，只会相互传染自私、仇恨以及伤害，作者的用意，就是用自己的笔，把这些丑恶的灵魂钉在耻辱柱上。如《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中，一个烙印上先辈光彩基因的人，却抛弃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手术中，把病人全部治死，实际上他背叛了他的先祖的光荣，是一个残忍卑鄙的没有人性的小人；而同为犯人，本应该相互援手，但很多人却以告密求荣，《世界语》里的一个世界语协会会员，靠打小报告出卖同事，多少年后，“我”再次遇到他，住在他家中一晚，他竟然未忘收“我”的住宿费，人性的丑恶与无耻竟然能达到如此肆无忌惮不加掩饰的程度；《我的受审》纪实地交待了自己因为被人告密，而再次判刑十五年。人性的丑恶，被作者揭示得一览无遗。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写出了艰难困苦之下的人性的光芒：“他们在没有任何权利的处境下，为了顽强地确立自古相沿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权，而在这块园地里寻找一个精神力量的着力点。这些精神力量与一切监狱和侦讯规定对立，并战胜这些规定。”《莉达》中，统计处的女员工莉达出于善心，在打印犯人的判罪栏时，有意作了修改，使犯人得到了释放证书；《笔迹》中，犯人因为抄写工整，侦查员对其有好感，烧掉了犯人的档案夹，从而免致被枪毙。甚至一名女护士的富有同情的对劳改犯的话语，也使作者心中涌起经久不息的感动。书中记载的他与牢友们之间的开诚布公的交流，为了活着的相互鼓励，大部分牢友从没有去出卖过别人，这一切，都是人情冷暖异常时期最宝贵的人性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