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马

1

我越来越理解那些常常叹息时间过得太快的人，理解他们终日拖着疲惫的身躯行走在路上，做每一件事情都雷厉风行的样子，甚至用餐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接听电话、安排工作。我是说，我也在慢慢步入他们的行列。当然，我和他们根本不是一路，我哪有资格和他们相比！那些差不多腾不出时间来叹息时间过得太快的人，多半不是政客就是商人，反正是成功人士，不像我，一个在机关当了20年科员的普通公务员，现在连混一个副科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我的确很忙。有一次朋友约饭，我硬是出乎意料地迟到了，当我走进饭厅，等得不耐烦的朋友劈头问我，你一天瞎忙些什么呢？是啊，我也说不上来我到底在忙什么，这辈子，国计民生的大事肯定和我扯不上关系了，空气中漂浮着的每一粒尘埃可以不事先和我打招呼，就改变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我就是忙，特别是35岁以后，忙得身材变形，忙得两眼通红。我经常想，所有如我一样庸常得几乎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人们，怕是没有一个有我这样忙的。

也就是说，我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回老家一趟。

上周，母亲来电话，说我大舅公死了，要我快快回家去烧纸。我已经记不得我还有一个活到现在的大舅公了，真的，印象中，我父亲只有一个舅舅，35年前就牺牲在部队的打靶场上，说是看靶子的时候一个战士不小心枪走火，把他当做活靶子了。这些年来，父亲总和我提及此事，父亲说，“你大舅公在部队上是连长，很威武，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上一些穿旧的军装。”父亲还说，“你大舅公长得很俊，比现在电视上这些吊儿郎当的明星俊多了。”

“哎，俊不俊都死了，他长什么样子我都记不得了。”父亲很伤心的样子。

他说到激动的时候，总是会流几滴眼泪。一旁的母亲恶狠狠地对他说，“你就只记得你的舅舅，你就只会每天一个人絮絮叨叨，我看啊，要不了多少年，你就要和他见面了。”

母亲是很不愿意和我谈及她后家的亲人的。其实我也知道，母亲的那些亲戚多半是后来认亲的，也就是说，她的后家很单薄。我外公讨过四个老婆，前三个老婆每人为他生了两个闺女，然后就死了。第四个老婆没有生育，但却让我误认为她是我母亲的亲妈，因为我见过她，她对我很好。外公有两个领养的儿子，和他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所以说他们不是我的亲舅舅。至于上一辈，母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所以我认为，我那个刚死了的“大舅公”，恐怕也是母亲认走的不沾边的亲戚。

既然是老家的长辈离世，再忙也得回家一趟。

周五送签完最后一份文件，我提前十分钟下班，赶最后一趟农村客运回家去。刚上车，就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孩子的老师要约见家长，时间是明日下午三点。我说，你去吧，我得回老家去，有一个长辈过世了，要送一程。妻子说真不巧，恰好是明日下午三点，要替领导代开一个会议，都领受了任务的，你得在三点之前赶回来。挂了电话，车子已经启动，不一会就出了城。

老家在离县城60多公里的地方，叫罗卓镇，父母居住的村庄，叫庙坎。一个直径不到一公里的小村庄，始终只是短途车票上的一个符号，在县级区划图上，它被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到的黑点。和庙坎相邻的，是木桶沟、新房子、河沟头、大房子四个村庄，也和庙坎一样大小。从县城到庙坎，如果农村客运车在路上不遭堵，也就两小时，当然，要是在10年前，往往会走上10个小时，有时候还不止。

路上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是副局长王永从催促要调研报告，是关于村级学校安全隐患的；一个是党委副书记汪宗万安排下周一到九棵树九年制学校布置全县中小学师生“爱我家乡”征文颁奖活动会场；还有一个，是师范时候的同班同学陈昌林打来的，说20年了，要搞一个同学聚会，得安排一个时间商量商量些许事宜。当然，后来又接了好几个电话，是妻子问到哪里了，是同事小张问文件送审单放哪个抽屉，是小舅子问我能不能做他的贷款担保人。

转眼到家，下了车，就看见母亲站在路边张望。见我走过来，母亲便说，你一年到头都忙，到底在做些什么呀，你看看人家王科江，三天两头回来，凡是村里哪家有个大物小事，人家都能站上前去，把忙先帮了。你不信的话可以看看，你二舅以后过世，一定热闹得很。母亲说的王科江是那个和我外公没有血缘关系的二舅的儿子，五十几岁了，在乡镇当过人大主席，后来进了城，在一个很清闲的单位工作，隔三差五就回家去。我对母亲说，我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再过十来年，我也申请去一个不忙的单位，就可以经常回来看你们了。母亲说，倒不是希望你来看我们，我只是想，你要是现在不先帮别人的忙，将来有一天要是我们死了，怕是没有人肯把我们抬上山去。我嘿嘿嘿地笑。

那个刚死去的老人，是邻村木桶沟的，和我家沾亲带故，好像是和我外公是表兄弟，所以我得叫他“大舅公”。哎，这个人我太认识了，不仅我认识，整个罗卓镇的人都认识，甚至凤城县县委机关大院的人，也有不少认识他的。

2

父亲坐在旧沙发上打盹，我叫他一声，他的头往上一仰，差点没把沙发顶上放着的一只放大镜碰落下来。见是我，连忙站了起来，指了指东屋，说，火炮和祭帐都备好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祭文合不合适，如果需要补充，好提前弄好，锣鼓先生和唢呐师傅也快要到了。

我说：“不必了吧，又不是世亲，送点钱就可以了，又是唢呐又是锣鼓的，多麻烦！”

“你看你这人，说话就是不过过脑子，你现在不麻烦一点，以后我们归天，谁会让你闹热呢？”父亲说。

其实我知道，我父亲说的“以后闹热”只是他非要把这件事情做得麻烦一些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喜欢热闹，特别是喜欢拿一纸他自己撰写的祭文，在绕棺的时候一念，不是惹得众孝家大放悲声，就是让诸看客笑得岔了气。父亲是方圆几十里之内有名的民间艺人，乡村旧俗的每一个出彩的环节都让他谙熟于心，红白喜事总少不了他。方圆几十里之内，要是有人办婚礼，得揣着烧酒找上门来，请他写对联，还要他一同前去“退车马”“叫席”；方圆几十里之内要是有老人离世，同样有人揣着烧酒上门来，请他写祭文，请他去唱孝歌、散花；方圆几十里之内有人“踩财门”“剃喜头”“上房梁”“进新房”“做大生”，都会揣着烧酒找上门来，请他过去“说春”，唱四言八句。父亲得烧酒二斤，费些笔墨纸钱，费些脚步，还要费上一整夜的瞌睡，更主要的是，每到一家他都要随礼，一年下来，少不了要费掉千儿八百的。母亲经常挖苦父亲，说，人家有手艺是找钱，可你是往里贴钱，真是个下九流的活儿。

大约近十五年来，农村办事就逐渐变得不热闹了，结婚从三天变成一个下午，省去了“坐花红仪”“退车马”“叫席”“交杯筷”等热闹环节；丧事由“正昼夜”“三昼夜”变成“早起晚散”，其他事头，大多是摆了酒席，支一张桌子收礼金。父亲感叹了十五年，总说农村事头越办越不像话，赤裸裸的就是为了收钱，眼下总算看到农村旧俗有所回升，心里自然高兴，每每遇到亲戚家办酒席，难免有些兴奋，心想，终于又可以露一手了。

父亲把写好的祭文放在东屋的桌子上，就坐在旧沙发上，拿一个放大镜看六合彩“马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见我回来，自己去取了祭文，先念给我听，要我根据内容做补充。还没看完一半，我就笑得不行，就对父亲说，“这样写恐怕不行，孝家会觉得你是在故意揭底，怕是要生气的。”

“生气？”父亲显得很惊讶，接着说：“他们管过老高吗？我看他们这些当儿女的，没有一个是孝子。这么些年来，怂恿着自己的父亲去上访，去民政上要钱，这是从鸡脚杆上剐油，把老者当做不要本金的利息了，还有理由生气，我看该生气的是众亲戚，是政府。”

父亲说的老高，就是死去的那个我应该管他叫“大舅公”的人，本名叫高树选，一个持续上访了20多年的老头。当然，20多年前，我还没有参加工作，也不关心村子里发生的任何事，这都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20多年前，老高砍了自家山上的一棵杉树，搁在院子里，第二天清晨，杉树不翼而飞，搜遍了周围所有人家的房屋，也没见到过一块杉树皮。老高最后找到村长刘应成，说老百姓丢了东西，当官的应该负责找回来。刘应成说，是倒是这个道理，可是从哪里找呢？你老高都把这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了，也找不回来，我又有什么能耐帮你找回来呀？但高树选不服气，不服气也就罢了，最后干脆一口认定杉树就是刘应成指使他的堂妹夫李万成偷的，说李万成是惯偷，进过好几次班房，杉树不是他偷的又是谁偷的呢？而且，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这个当村长的为自己的堂妹夫提供线索，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砍了一棵杉树？

刘应成觉得，老高的逻辑完全有道理，就算自己没有指使自己的堂妹夫李万成去偷老高的杉树，就算李万成压根就不知道老高砍了一棵杉树，他这个当村长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让自己有这么一个惯偷妹夫呢。刘应成想，可能李万成的确偷了老高的杉树，可能李万成恰好从老高家的门前路过，看见一棵新鲜的杉树，就深更半夜来把杉树运走了。于是，刘应成就去新房子社找李万成，问他有没有偷高树选的杉树。李万成靠在土墙边上吸一袋旱烟，要死不活的样子就像刚从牢里放出来，表情贪婪，像是想从烟斗里抽出黄金。见了刘应成，没拿正眼看他，耷拉着头，嘴里吐出一句话：“刘干部又来贯彻什么精神了？”

“你有没有在经过高树选家的时候顺便拿走了他刚砍的一棵杉树。”刘应成问。

“什么顺便，你说偷不就行了吗？”李万成说。

“那你到底偷没偷呢？”刘应成的右手握成了拳头，好像随时准备着往李万成的头上砸去。

“当然偷了，你都找上门来了嘛！”

“你放哪儿去了？”刘应成怒目圆睁。

“我用它打了一口棺材。”李万成头也没抬。

“你要死了？你打什么棺材？”

“我死不了，祸害千年在。”

“那你这么早就给自己打棺材，你不怕棺材比你先烂掉？”刘应成语言恶毒。

“我不是给自己准备的。”李万成说。

“你爹你妈早就死了，你给谁准备呢？”

“给你。”李万成突然抬起头，也握了拳头。

父亲说，其实李万成也没有偷高老者的杉树，到底是谁偷的，刘应成最后也没有查出来。那天他回到家，高老者还坐在他家的门槛上，要他赔偿杉树。刘应成没办法，就把给别人的救济款拢到一起，给了高老者300元钱，打算息事宁人，没想到，这300元钱改变了老高一家人的命运，老高从此成为整个罗卓镇甚至凤城县的名人，人送外号“神行太保”。

“神行太保”高树选行走的本事，我是领略过的。那些年我在罗卓镇做统计员，每个月都要乘一辆大巴车去县里报一次数据。那时的通乡公路和山路的区别，就只是路面的宽窄不同，不敢保证路上没有大坑。汽车从早上7点钟出发，行至大坳口，我看见拄着拐杖的高树选疾行在路上，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黑乎乎的烧洋芋。汽车从高老者身边驶过，高老者抬头看了一眼，嘴里咕隆着什么，开车的司机罗凯看见了，笑了笑；去城里开古体诗词研讨会的退休老干部王荣进看见了，笑了笑；没有暂住证却暂住在龙井路的黄家姑娘小芬看见了，也笑了笑。对高老者没日没夜的上访，我们都只是笑笑，再没有七嘴八舌议论一番的欲望了。汽车一路上躲避着大大小小的坑洼，像一只蜗牛，吞吐着短途上的乘客，到了城里，已是晚上8点钟，刚下车，就看见高树选坐在车站旁边的石墩上啃一个烧洋芋，于是，开车的司机罗凯、开古体诗词研讨会的退休老干部王荣进、暂住在龙井路的姑娘黄小芬，和我，又笑了笑。

现在，“神行太保”高树选终于卸下一生的旅途，退回到一口小小的黑色的棺材里。端公先生的铙钹铿锵有力，前来下祭的亲戚们，在老高家的院子里燃放了一挂又一挂鞭炮。挂了礼簿，送了人亲，站在院坝里吃饭，等到晚一些，要念祭文，要辞灵，这一个晚上将是无比的热闹，应该有一出好戏。

3

妻子打来电话，问明天能不能早一点回去，在约见孩子老师之前，顺便到超市里买点礼品带回家，要给老师送送礼。我说，怕提前不了，一来明早要送死者上山，得耽误一些时间，二来好不容易回一趟老家，得多陪父母说说话，下一次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妻子在电话里叹息，说老家的事情是永远也处理不完的，要悠着点，眼下要紧的还是孩子学习上的事。很吵，电话里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说了几句，就摁了挂机键。想起明天确实有很多事要做，妻子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心里乱乱的。端公的铙钹断断续续，掌坛的先生嗓子都哑了，终于到了“辞灵”这一坛，众孝家披挂齐整，准备绕棺。

在我的老家，祭奠亡者的法事是很讲究的，最出彩的还是辞灵这一坛。辞灵虽不是正坛，但也不是纯粹的耍坛，往往是在端公先生与众亲戚以及孝家亦庄亦谐的挥霍中，迎来死者出殡的时辰。辞灵这一坛，死者的至亲要念祭文，掌坛的先生要根据祭文的内容临时创作唱词，再加以铙钹哐当哐当的响声，把生死之门牢牢地关上。祭文的内容大多是根据死者在世时的生活状况、孝家对死者的赡养情况以及至亲和死者之间的感情，加以“时维”“呜呼”“尚飨”这一类字眼，做成一篇直抒胸臆的文章，灵堂前一念，各种情绪就能在瞬间感染在场的看客。我父亲是一个做祭文的高手，往往能根据不同的人家写出不同内容的文章，或动情，或诙谐，把周围的人迅速锁定在特定的情绪里。眼下高老者登仙界，算不上至亲，祭文的写法就应另辟蹊径，讨巧地表现一番。到了我们家祭奠的时候，父亲像一个熟练的巫师，从袖口里抽出一张黄纸，声情并茂地念了起来。

“时维，人间三月，山河同悲！木桶沟新故老大人高树选，进京凯旋，讨得新功，本应欢喜。熟料天帝愠怒，降旨拿人，高门不幸，老令公一命归西。画稿林、雷打岩、河沟头、撮箕口、郭家弯子纸幡舞动，众乡亲饮泣，叹星宇陨落奇才，哭梓里再无太保；百里江湖难见神行一老，方圆尺幅鸦雀无声。呜呼，想你在世时，一袋一棍走天下，一棵杉树吃一生；子孙不用奔波苦，坐于檐下候佳音；十天半月三百块，一年下来几千金；却作阴魂化烟去，高门孝子欲断魂；农桑事得遍地草，秋后秕谷无处寻；愿你托来金权杖，衣钵传与众子孙；后山林间断一木，整装再去登衙门。呜呼，天堂故众，泉下新魂，皆应作证，愿先生为你买一座森林，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并为你留地种树，画一个强盗，画一条大路，画一个整整的三百。尚飨！”

父亲念完，很是惬意，坐在一旁的板凳上吸旱烟。高氏子孙没多少文化，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他亲戚也是云里雾里。倒是掌坛的汪先生听出究竟，但不好总结提炼，只得咿咿呀呀乱唱一通，又是一阵哐当哐当的铙钹声。

念完祭文，就该散花、唱孝歌了。庙坎的尹友贵、木桶沟的陈天有、大房子的范厚连、新房子的刘应发、河沟头的熊桂贤、撮箕口的韩世祥都散了不同的花。罗卓人散花就喜欢来个“比古”，什么曹操领兵下江南、李闯王入关等等，都是些常见的花文，不好玩，于是我父亲又唱了两首别出心裁的孝歌，还是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自觉很失望，招呼我说，回家睡觉去。

次日醒来，已是十点多钟，来不及和父母多说话，我得坐上农村客运车回城里。一路上我在想，父亲在整个村里怕是找不到什么知音了，所以非得让我回来，看他熬更守夜地表演大多数人已经不太感兴趣的技艺，估计也是有些寂寞了。想到这里，心里有无限的酸楚。打了一会儿盹，车已行至县城，赶紧给妻子打电话，问问送给老师的礼品买了没有。妻子说，哪能等你，我现在都准备好了，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吧。

回到家，感觉心慌慌的，竟然不知道该忙什么了，仔细排查昨天领受的任务，好像挂记在心头的所有事情都由别人做完了。越是这样想，越是心慌，终于想到，自己应该提前算计算计手头的事，要是早些察觉今天没多大的事，应该在家多陪陪父母的。正后悔着，电话响了，是父母的电话。父亲问我可到家了，我说已到了好一会儿，一直忙，就没向老人家报平安。父亲说，这个不重要，不过我想和你说一件事。

父亲说：“昨晚的祭文其实也没有写好，你应该也能听出来的。”

我差点就笑出声来，心想这老头子居然把这事看得非常重要，也不知他心里到底还想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我说：“已经写得够好了，你的目的也应该达到了，邻居亲戚的事，上心是应该的，只是要区分区分，比如老人过世写个祭文什么的，点到为止就行了。”

父亲不高兴，生气地说：“你哪里懂得世间事啊，要我看你就是个书呆子，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没有领悟出个轻重缓急来。你既然这样说，那我问你，什么最重要？你想想，你最后不也要回到乡下老家来终其一生吗？你总该要和乡亲们搞好关系吧？所谓落叶归根，就是你应该先把根留住，你这片落叶才能有个最后的去处。我们现在这些根都出问题了，得先整治整治，不好的现象要斗争，比如老高家。”

我到现在也没有彻底弄明白老高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高树选这个上访了20多年的老头，既然现在已经去到地下，就应该什么都结束了吧？莫非他的儿子和孙子还要继续上访？没逻辑啊！我的理由是：首先，一棵杉树已经赔了好多次了，经济上不但没损失，反而狠狠赚了一大笔；其次，老高上访应该是访着访着就停不下来的那种，也不是凤城的唯一，他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到后来已经没有人会怪他了；第三，他的子孙们如果再去上访，等于是凤城将出现一副上访新面孔，如此“新秀”如果再搬出“一棵杉树”，断然是立不住脚的，应该会受到惩罚。天啦，这样想，会旁生出更多让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所有的理由都在瞬间变得无比荒诞，终于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这事，一定藏着一个极为可怕的秘密，但同时我也这样想，这样的秘密，对于一个乡下的普通老百姓，比如我的父亲，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父亲和我的想法不同，他认为这件事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庙坎周围几个村子一衣带水，所有村民都沾亲带故，那么所有事情和每一个人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次，他自己是一个极有威望的民间艺人，他说的话，这个村子里大部分人也是要听的，就算自己不是村长，不是族长，有时连自己作为家长的权力履行起来都会因为母亲的横加干涉而变得困难重重，但他觉得自己就是有责任，有为这个村子做任何事情的义务；第三，回到高老者20多年的上访这个实质性的问题上来，这既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影响政府形象和威望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他高树选为什么能坚持不懈地上访20多年？他一个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偏会在每一次政府开大会、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准时出现在镇政府，为什么他会凭一棵杉树畅通无阻混进县政府大院？

父亲和我理论到最后，直接用了“眨巴眼”三个字送我，他说：“枉自你读这么多书，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你一天净是想一些芝麻蒜皮的事，重要的事情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正说着，妻子已经开门进来。见我正在打电话，问和谁谈什么重要的事，我努努嘴，眨眼示意她，说正和父亲研究一件大事。父亲在电话那头听到自己儿媳说话，仿佛意识到什么，就匆忙叮嘱两句，挂断了。

整个下午，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软绵绵的、似乎也是自己心甘情愿摔下去的陷阱。

4

又是一阵不着边际的忙，忙得焦头烂额，忙得毫无章法。每天，我都有处理不完的杂务，每晚都有加不完的班。我甚至使用了手机备忘录，把每个领导交办的事情按主次写在备忘录里，然后第二天一项一项地落实。如此负重坚持，最后还是把一些工作干砸了，惹得领导很不高兴，嘴上不说什么，脸色却有些难看。当然，领导们也忙，光开会就足以让一个人内分泌失调，每天端个笔记本，泡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还不敢打盹。开完会，要传达贯彻，要安排工作，要把会议精神落实到神经末梢。我理解他们，我们做普通公务员的，时不时也会当着他们的面说一声“领导辛苦了”，领导因为太忙，忘记了对我们说“辛苦”，我们也不会计较。

到了四月，天气逐渐变得暖和起来，大部分人已经脱下臃肿的外套，开始着短装。凤城这地方，天气一热，离暴风骤雨就不远了，一般情况是天气转暖一星期左右，有些地方就开始下大暴雨，甚至冰雹，砸坏了房顶，收走了山上的禾苗。灾情一到，各部门就更加繁忙，抗灾救灾就成为中心工作。好在今年全县暂时并没有大面积降雨，还没造成任何损失。教育局这样的部门，不涉农，稍微清闲一些，只是派了分管安全的王副局长带几个工作人员到一些乡镇去排查校舍安全隐患，我也在其中，去的恰好是我老家。

老家的大坳小学是建在一条沟里的，左右两山都摇晃着松动的泥土，一到汛期，村民们都害怕，不敢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让他们呆在家里自己复习功课，大坳小学的范校长就发动全校教师到各家各户去动员，但还是喊不回一个学生。无奈，范校长又厚着脸皮找中心学校的雷大校长反映，雷大校长又将情况反映到局里。去年，经请示政府同意，把大坳小学纳入校舍搬迁计划，年底就启动了学校重建工作。我父亲知道这事，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找领导争取争取，把学校修到庙坎去，那里地势开阔，也最能科学地辐射周围几个村庄，孩子们走路去学校也方便。父亲说：“本来我们家孩子都在城里，学校修在哪里都与我们没有关系，但为了亲戚邻里，争取一下也是要得的。”我按照父亲的吩咐，对黄局长说了这个事，黄局长马上答应安排几个同事和我一起去考察地形，看了后，大家都相当满意，回来向黄局长作了汇报，说把学校修在庙坎是最理想的选择。黄局长当机立断，说，那就搬迁到庙坎吧。我打电话给父亲说了结果，父亲在电话里表扬我，说我还是能做一点小事的，越来越有水平了。按道理，这事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了，不料一周后，发生了变故，学校搬迁至庙坎的事泡了汤。

黄局长找到我，很抱歉地对我说，“庙坎周围几个村民组有人听说学校要搬迁至庙坎，就跑到罗卓镇政府去表示抗议，对立情绪很严重，说最好的农用地拿出来修学校实在是太可惜了，有几户人家甚至放出这样的口信：地在人在，地失人亡。罗卓党委政府的领导也表示，庙坎的农用地是东半县烤烟育苗基地，是罗卓的脸面，既然老百姓大多不愿意，就算了，重新选址吧。”

我一时胸闷，知道此事麻烦不小，想竭力争取，便说：“如果要在当地修学校，除了庙坎，其它地方都不合适，不是路程远近不等，就是土地不集中，最主要的是，很多地方安全隐患太明显了。”

黄局长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我们教育部门必须考虑到的，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政府的意见。听他们说，原大坳小学往上三百米处，有一块地，大约十五六亩，土地使用者全都在外打工，荒了好几年了，征收起来没有难度。这是一个老村长提供的线索，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他们的意思是，就把学校修在那里算了。”

黄局长的意思很明白，一定要听当地的意见。我没有办法，只好给父亲打电话，说修学校的事情肯定整不成了，有负于你老人家的重托，万望海涵。父亲说：“怪不得你，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好整，要出状况的，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唉，要出问题，肯定就出在刘应成这个畜牲的身上。”

说起来，刘应成也算罗卓镇的一号风云人物，起起落落干了30年村长。洼龙村在30多年前，还未迎来区乡体改，还是一个乡的时候，刘应成当乡长，30来岁，正意气风发，走到哪里反绑皮鞋都掷地有声，小乡长也是可以声色犬马的。刘应成带领小分队走进任何一个村子，那些想逃跑的超生户干脆不跑了，心想着反正也跑不了，还不如腊肉烧酒伺候，心平气和地同他商量，商量的都是传宗接代续香火，将心比心云云。刘应成吃肉，吃烧酒，和自己手下的一干人等放开吃，比在食堂里吃得更带劲，吃完了照样把人家送进手术室。后来，没有人请他吃烧酒吃肉了，把他当瘟神，农村小妇人吓孩子，只需一句话：“刘应成来了。”

3年后，有村民告到区上，说刘应成欺压百姓，硬吃硬喝，弄得老百姓都快要造反了。区领导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就把刘应成拿了下来，换成他堂兄弟当乡长。这一年区乡体改，罗卓区成为罗卓镇，洼龙乡改成洼龙村，当村长的刘应成的堂兄弟刘应龙是个慢性子，什么工作都拖全乡的后腿，干了不到两年，就被镇领导撸了下来，又把刘应成推上去。东山再起的刘应成当然更是威风八面，一上任就开始排除异己，活活把全村7个村干部变成3个，吃不消的，自然丢掉文书回家种地。那一年，刘应成的老婆坐韩家荣的拖拉机到罗卓赶集，不小心从车屁股上掉下来，死了。3个月后，刘应成娶了小他二十岁的黄美娥，于是村里有人编了顺口溜借黄口小儿的嘴传唱开来：“好个刘应成，姑爷大过老丈人。”好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顺口溜是我父亲编的。

年轻老婆黄美娥一口气为刘应成生了三个孩子，加上大老婆留下的，就有六个了。刘应成差不多成了全罗卓镇最大的超生户，又被村民告到镇里，又被镇里拿了下来，又是他的堂兄弟刘应龙当村长，又拖全镇的后腿。过了两年，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他是否是全镇最大的超生户的时候，刘应成又当了村长。洼龙村的老百姓这一次传唱的是：“洼龙出了个刘应成，妖魔鬼怪下凡尘；当个村长不像话，里里外外吃死人。”

我16岁考起凤城师范学校，领了录取通知书，便去罗卓镇粮管所转粮食手续，在路上遇到拧着黑色公文包的村长刘应成。迎面走过来，恶狠狠地甩出一句：“小狗日的，你要去哪里？”我很客气地称他为刘大柏，告诉他我要到粮管所去。他说：“你考了老师，应该请我喝酒的。”我说：“应该应该，回头请你到家里去喝。”他听了很受用，说：“你别小瞧我这个烂村长，你信不信我找个人顶了你的名额，让你当不成老师？”我说：“刘大柏肯定神通广大，你想找人顶了我，那不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吗？”心里却暗自好笑，他竟然狂妄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无比厌恶。回到家，我对父亲说了这事，父亲说：“你居然答应请他喝酒，他这种人，喝尿都不配。”

父亲从此有了小小的胆量挑战这个不可一世的村长，毕竟家里出了个秀才，以后好歹也是个教师，和刘应成这种土官比起来，要正规一点。走在路上，父亲不主动和他打招呼，甚至看都不耐烦看他一眼。刘应成自觉受了伤害，便无中生有找岔子，说我父亲鼓动村民破坏村规民约，要派出所出面收拾收拾他，派出所的吴所长笑笑说：“你收拾的人够多了，省省吧，你现在最应该收拾的，是你的妹夫李万成。”

父亲多次对我说起刘应成被李万成羞辱的事，他讲述的时候简直是皮肉生辉，解恨得不得了，特别是说到刘应成为高树选寻找丢失的杉树的时候，我父亲仿佛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李万成，或者说，那时的李万成仿佛被我父亲灵魂附体了。可是后来，李万成被派出所抓了进去，关了十几年，回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再也没有之前的锐气，软塌塌的像个鬼一样。此时，刘应成还是村长。

我师范毕业，回到罗卓，在一个叫“响水滩”的小学教书。寒假，镇政府在全镇抽调部分教师到各村搞农业普查，我正好被分到洼龙村。下了一天户，回到村里吃完饭，村长刘应成提议大家好好斗斗酒，特别点到我，说：“你老爹是整个洼龙村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你这个教书先生，也算是祖坟冒烟了，听说你是文武双全，不如今天先从你开始，我俩一人喝一碗如何？”我毫不畏惧，端了酒碗一饮而尽，且面不改色。老家伙见我如此豪气，竟然推推搡搡耍赖，被副乡长王世辉架了脖子把酒灌下去，顿时瘫到在地，像一只被降服了的千年老妖。

我后来脱离了教行，去罗卓镇政府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后来又去县上工作，我父亲风光得不得了，村长刘应成已经会主动与他打招呼了，而他，只会用鼻子哼哼一声。我三叔后来告诉我，“你爹在刘应成面前，像一个员外。”

5

新建的大坳小学四面墙体都涂上卡其色涂料，看上去像一座教堂，但还是很喜庆。房顶上有几个工人边抽烟边大声地开着玩笑，像是在做顶楼的防水线。见我们过去，都停下手中的活计，走到女儿墙边，其中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大个子问我们：“同志，你们是不是找严总？”

王副局长说：“他要是在，可以叫他一声；如果不在，就算了，我们随便看看就行。”

罗卓镇中心学校大校长雷世光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唰”的一下就停在我们面前，下车后一一和我们握手，说：“王局一行下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怕是搞突然袭击吧？”说完又指着大坳小学校长范先兵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就是笨，开水也不弄一点，领导们口干舌燥的，怎么检查工作？”边说边往我们手里塞香烟。王副局长说：“没打招呼你还不是来了，这年头，搞个突然袭击都那么困难。”说完哈哈一笑，众人也笑。

承建大坳小学的严总也赶来了，向我们介绍工程施工的基本情况，说现在已经基本接近尾声，明天防水线做完就可以验收了。我们都称赞工程质量不错，说严总不是那种黑心肠的人，验收的事断不会出什么问题。严总说：“各位领导那么肯定我，说明我是用心的。说实话，这么个小小的工程，我根本没兴趣考虑赚多少钱，何况是自己家乡的事情，不做好是要遭雷劈的。”

这个叫严明香的包工头，是罗卓镇有名的建筑老板，早些年在昆明发展，搞的就是修建。据他说，昆明的好几处标志性建筑都是他的手笔，其他地州也有不少他的杰作。严总说：“关于大坳小学的工程，我是受老村长的委托，也是脱不下家乡人的人情，否则我也不会放着高速路不修，跑回来浪费时间。”王副局长说：“为家乡人做事，严总体现了博大的胸怀，今后大坳小学教学质量上去了，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的那一天，严总的脸上也是有光的。”

严总提议我们去罗卓集镇上“麦田”吃饭，他请客。雷大校长说：“严总为家乡教育事业作那么大的贡献，我哪忍心让你请客？吃饭的事情，当然应该由我安排。”

王副局长说：“依我看，你两都不要争了，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去苏阳家吃吧！”

我说：“行，就应该这样，我是地主，在这里应该是我说了算”。出发之前我给父亲打过电话，让他准备准备，单位同事来了，好歹也要在家里吃顿饭的。父亲说没问题，烧两块腊肉，整点新鲜蔬菜，胀死你们。

老村长刘应成赶来的时候，我们正往庙坎方向走。知道是去我家吃饭，就放慢脚步，面露难色。我赶紧和他打招呼：“刘大伯不是和我见外吧，你劳苦功高，为乡亲们办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作为一个从庙坎走出去的教育工作者，本应该对你表示大大的感谢，这不今天机会来了，咱们好好喝两杯去。”

刘应成笑了笑说：“我哪有什么功劳，我只是为政府节约一点点征地费用而已，人老了，发挥点余热，应该的。”我连说是，并再三表扬他在洼龙当村长的几十年里的光辉业绩。他说：“你小狗日的别转弯抹角的骂老子了，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爹和我打了几十年的肚皮官司，谁也没有赢，现在他风光了，有你撑腰，在路上遇见，总是我先把香烟递上去。”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雷大校长说：“你两个老者算是东邪西毒，难分伯仲，但都是在罗卓镇有威望的人，早就应该心心相惜了。”

说着说着就到了家。父亲早迎在村口，嘴里吧嗒吧嗒地咂着旱烟，见了跟在人群屁股后头的刘应成，脸上霎时挂上明显的不快，但也没发作，径直领众人进屋，饭菜摆了一大桌，胶桶里装满了烧酒。

边吃边谈一些农业方面的事情，也谈一些家长里短。王副局长问刘应成：“你的孩子们都在干些什么？”

“别提了，这几个杂种，没有一个读完初中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转而又问我：“刘江和你是初中同学吧？”我说是的，他初三年级读了上学期，后来就不读了。“是啊，这狗日的，你让他读书简直就是要他的命，心思都花在别的方面去了。”刘应成说。

“打工，收入还不错吧？”王副局长问。

“打工，打他妈的野老公。”刘应成边喝酒，边用右手拇指擦了擦嘴角说。

众人又笑，但我父亲还是一副冷漠的表情。他悄悄用手臂碰了碰我，把嘴凑到我耳边对我说：“这老杂种坏得很，他儿子在外打工发达了，有钱，他马上要说的话，你要认真听听，是针对你的。”

果不其然，刘应成把筷子放在碗上，看着我说：“他哪敢跟你比？你是端了国家饭碗的人，有知识有能力，出门检查工作多风光！不像他，找了今年的钱，不知道明年的钱在哪里，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吃了上顿无下顿。”他右手故意捏着筷子，往碗边上敲出了节奏。

“老刘不能这样说，现在打工有钱的多了，当大老板的何止一个。你看看人家严总，以前不就是个打工者吗？”王副局长对刘应成说。

“他这辈子都别想敢跟严总相提并论了，但是说实话，苦是苦了点，也能养活自己。”又问我，“你现在多少工资？”

“三千来块吧！”我说。

“够了够了，两口子一年下来差不多十万了。”刘应成眼角流露出一丝狡黠。

“这狗日的，去年一年下来，也就挣了七八十万，据他说，一年他光请客吃饭也要吃掉二十来万，我就不明白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吃死你也不能吃那么多啊！虽然都是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也不能吃得上瘾，把吃不完的钱拿回老家来，修个学校什么的，也不愧家乡人民养育你一场。”他说话的时候，盯着自己的碗，但他知道，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他甚至知道，我父亲心里此时一定有鬼在打架。

果不其然，我父亲站了起来，指着他说：“你就别挖苦人了，谁不知道你家刘江傍了富婆，在北海有十层楼。龟儿子成天披一条毛巾，抽着什么雪茄在海边对老乡们指手画脚的！但是你也要小心，怕进了传销窝子，富贵荣华一朝散尽。”

几个人赶紧示意我父亲坐下。雷大校长说：“哥俩遇到了，不干一架怎么行，但是点到为止就行了，人生短暂，不应该太较真。”

我父亲接着说：“刘村长说的当然很对，你们几个虽说领国家工资，也就是饿不死但也发不了财的那种，但是你们受党的培养，为国家办事，不违法乱纪，心安理得。王副局长，你说是不是？”

刘应成没想到我父亲会把事态进一步扩大，意识到刚才的话打击面有些大，脸色无比难看，好几次站起身来要走的样子，但还是坐下了。

母亲为客人们加菜，看我父亲越说越来劲，便在一旁说：“你们别跟这个人计较，他就是成天在家里嚼牙巴骨惯了，不识时务，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特别是他刘大伯，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鬼脾气，芝麻蒜皮的事情也要分出了左右，老都老了，牙齿还不闭缝。”

我给刘应成倒酒，说，“我和刘江关系很好的，经常通电话，上个月还说到我们这里修学校的事情，他说他忙完这一阵子定要回来看看。你和我父亲小时候也是同学，咱们每人少说两句，时间久了，关系就修复了。”

“还是你狗日的说得对，有知识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刘应成“咕咚”一声喝了个碗底朝天。

6

六月酷暑，天善变。真正的汛期一来，天上下刀子也是有可能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事头多得很，近来天天吃酒、帮忙，收不住了。”又说：“天气喜怒无常，不成全庄稼人，这活路还要不要干了？你赶紧送点钱回来，你二姑爹家这月二十五要乔迁。”我赶紧答应，说本周周末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一定回来。可是真不巧，到了周五，王副局长一连安排了我三个工作：一是下周一全县安全工作会议上黄局长的发言材料务必在周六下午六点钟之前送给黄局长；二是赶紧找几个小印刷厂老板参与全县暑期期末考试试卷印刷竞标，竞标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十点；三是把县里下发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全文转发下去。我又给父亲打电话，说：“要不我托农村客运司机把钱转给你吧，我实在是情况太特殊，来不了。”

父亲说：“来不了算了，只要你记得，我死的那一天，你来一下。”旋即挂了电话。心里一阵冰凉，想哭。人到四十岁，容易触景生情，偶尔看个电视也会眼泪汪汪的。父亲的确老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肯定是越来越少，像我这样忙，就算父亲还能活二十年，我能陪他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两百天，会不会父亲撒手的时候我也不在他身边呢？想到这里，我真的掉了眼泪。近年来，我所干的工作要求我二十四小时开机，不能关闭铃声或调震动，以便随时待命；我在这个家里的角色要求我必须把手机充电器作为出门的必备工具，换电池也不能超过三分钟，我要保证我的父母随时都能打通我的电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开着手机的时候，一到晚上十点，手机铃声响起，伸手去抓的时候，内心无限惶恐，害怕单位上因为我的什么事情没做好而造成重大影响，领导找我算账；害怕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父母有什么三长两短。到最后，我都要患上手机恐惧症了，以至于手握电话时，直哆嗦。妻子笑我，说：“你只要是在晚上接电话，都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是不是外面有什么情况？”

当然，这些年来我开着手机的时候，工作上倒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差池，老家也没有发生过让我担心的事。可是有一次，因为晚上停电，手机最后彻底脱电，关机。心想，关机就关机吧，就不相信这么多年来都没事，偏偏今晚就有事了，于是安然睡下，拉下眼皮。睡到半夜，被电话铃声吵醒，赶紧抓起手机，“喂”了几声，却并未有应答。原来手机从未响过，铃声来自梦中。摁了一下电灯开关，来电了，赶紧把手机充上。五分钟过后打开手机，短信响个不停，全是来电提醒，打过我电话的就两个人，一个是王副局长，一个是我父亲。

赶紧回过去，均不接。那晚我再也没有合上眼皮，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又打父亲的电话，听到他在电话那头疲惫的声音：“喂，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在我小时候会对我说“喂”，我成年后他就非常吝啬父子之间的暧昧，而是恶狠狠地叫我的学名，从未让我感觉到他给予我的温暖。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接通后第一句话常常是“是我”，或者直接进入谈话主题。今天打电话，他居然喊了我一声“喂”，又让我心头一热，差点没哭出来。

我说，“我就想问你，昨晚打电话说什么事。”不过我知道二老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倒是他见我这么早给他打电话，担心我这边有什么事，才“喂”了一声。我终于放下心来。

父亲在电话里说：“昨晚高树选来我们家，要我请你帮帮忙——他那棵杉树的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棵杉树的事情已经解决过几十次了，每次不都给了他钱了吗？”我说。

“正因为每次都解决了钱，近两年来进展好像不是很顺利，好几次空手而归，才想起找你。”父亲接着说：“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要告诫你别理他，最好别让他碰见，看见他你就赶紧跑。”

我说：“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挂电话了。”

紧接着，我赶紧给王副局长打电话，不接；我又给办公室其他人员打，还是没接。直到七点半，王副局长回电：“这么早打我电话干什么？”

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悬在胸口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就说：“领导，是你深更半夜打我电话呀！”

“哦，是这样的。”王副局长打了个呵欠，接着说：“昨晚陪市局一领导吃夜宵，听人说你会民间小段子，领导想听几个，结果你掉链子了。”

“原来这样啊！要是领导今天不走的话，我讲给他听。你知道，我不仅能讲，还会唱呢！”我嬉皮笑脸地说。

那头一声“滚”，挂了电话。我庆幸天下无大事。

这次父亲打电话，主要是希望我回去看看。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回家了，二老是想念的。他们巴不得我能带上妻子和儿子一起回去，让一个完整的家像日全食一样偶尔出现一回。当然，顺便也送点钱回去。这年头，农村办事头的人太多了，脸都吃绿了，口袋也吃瘪了。乡下每天都有火炮和烟花爆竹的声音，乡街子上每天都有人采购办事头的酒肉。在凤城，婚丧嫁娶举行的仪式称为“办事头”。办事头是要收礼的，随礼又叫“赶人亲”。人亲多了，自然无法抵挡，就各自想着法子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于是，“踩财门”“剃毛头”“进新房”“做大寿”等之前不常见的事头也大肆兴起。找不到由头的，自己到县城的医院做个体检，拿了医院化验单子上“胆壁粗糙”的报告回家，对乡亲们说，“胆囊出问题了，在县医院住了几天，这不，择了今天这个黄道吉日，出个院，摆几桌。”更有甚者，因为每天赶人亲进不了城，弄不到报告单，就给死去多年的父母做寿，也要收礼。我们的乡下，彼时烟花弥漫，觥筹交错，喜气洋洋。

因为手头的三件大事，导致我周末回不了家，导致父亲很不高兴，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到了周六晚上，办完两件事，还差一件。抽了个空，又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你带来的钱已经收到了，你忙你的吧！”父亲说。

我想找几句话谈谈，以缓和气氛，就问：“昨晚罗卓没下雨吧？”

“没下，你那里呢？”

“县城倒是下了几滴，不过没多大问题。”我说。

“当然没问题喽，这城市里又不种庄稼，就算下冰雹，只要人躲在家里，也啥事没有。”父亲接着说：“如果我推断不错的话，估计这两天会有一场暴雨，你没看见，这天空哪里还是天空？分明是一口翻炒着太阳和乌云的大铁锅。”

我说：“既然你会推断，晚上睡觉时要记得把门窗关上，不要走太长的路，尽量离家近一点，还有……”

我还没说完，父亲抢了过去，说：“还有，就是你们修的那所学校，我担心还没验收就报废了。”

“嚓”，父亲挂掉电话。我陷入沉默，不敢想象父亲所说的这场雨。父亲历来都非常自信于自己对某件事情最后结局的判断，按他说的是：“我历来十拿九稳，你们不相信的话，等着就是了。”

然而，更多的事情的结局都好像只为否定他的推断而往另一个方向走的，致使村里那些按字辈排行属于小辈的，都爱和他开玩笑，有说：“老鬼，我希望你预测我今年的烤烟卖不了几个钱。”有说：“我们听你说话，都要反着听。”父亲骂他们，他们嘿嘿嘿地笑，于是各自钻进屋子，有的往茶盒子里掏茶叶，有的往壁橱里找酒，各人喝茶的喝茶，吃酒的吃酒。我猜想这样的时候，我父亲是最高兴的。

两天后，果然下了一场暴雨。山上的玉米苗正是挂上苞米的时候，突然被狂风折断，远远地看见栽满玉米的山地像一个披头散发流泪的寡妇；污浊的洪水从坡上淌下来，有些人家的畜圈被洪水泡垮了，牛马只好栓在核桃树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算下来，我们家倒没什么损失，就是当风处的玉米断了一些，可能也还能扶起来，但其他人家就不一样了，人家种烤烟的，烟苗都让洪水剐走了。”

最后他还是谈到了新修的大坳小学。他在电话里做贼似的轻声对我说：“听说，你们新修的那所学校，墙面上裂了一条碗口宽的缝，从底下一直延伸到房顶。这个事情你知道就算了，千万别给别人说。”然后，他挂了电话。

7

我知道我必须回家一趟了。于是向领导请了假，不说大坳小学裂缝的事，我得先回去“侦查”一下，然后再向领导汇报。我对王副局长说，“老父亲身体欠佳，我回去把他接到城里来，去县医院检查检查。”

王副局长说：“你去吧，不过要打紧安顿，早点回来，眼下全县大面积受灾，特别是鱼洞乡，灾情极为严重，省市领导已经奔赴抗灾救灾第一线了。”

我没有先去大坳，而是直奔家里。父亲坐在檐坎上吸旱烟，见我回来，说：“你经过大坳，去看一眼学校没有？”我说没有，我得先看看你们有没有事。

“我们家没什么事，只是你二叔、三叔今年的烤烟怕要泡汤了。”父亲说。

整个庙坎的人都在田地里忙碌着，但大部分人都只在烤烟地里折腾。他们说：“玉米实在要绝收，就别管它了，反正值不了几个钱，来年少养一头猪就行；可是烤烟就不同了，那么贵的单价，能找回一片是一片。”他们说的“一片”，指的是成熟后的烟叶。我父亲今年在我的干涉下，终于没种烤烟，烤烟地要么租给别人，要么种了洋芋，所以他一点也不惊慌。

镇村干部也来了，但他们好像在哪一个地块都没有真正停下来呆过一分钟，灾情打击面大，他们得去不同的村民组了解受灾情况。听说县里的领导也来过了，看见漫山倒伏的禾苗，和罗卓镇的领导指指点点地说了些什么，也到其他地方去了。听说，还会有一些什么人会来。

庙坎、木桶沟、新房子、大房子几个村民小组，是整个凤城有名的烤烟样板示范区。前些年，种植烤烟可以让特困户在一年之内直接脱贫，所以整个罗卓一度时期烟花烂漫，好不壮观。二十年前，庙坎、木桶沟、新房子、大房子几个村子的农民把稻田抽干，改成烟地；把后山桦槁林里的灌木全部放倒，开垦生地，种植烤烟。几个村子的土地是那么金贵，就连通往每家每户院坝里的连户路都被村民挖瘦了。烤烟作为支柱产业的年代，几个村子是很富庶的，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将在今后的日子里遭遇更多的风暴和雷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信心保住自己的庄稼，没有任何信心祈求五谷丰登了。

很小的时候，记忆中的洼龙村（不只是我们的庙坎和木桶沟、新房子和大房子）有很多树，到处都绿茵茵一片。桦槁林曾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流放地，那么美，那么干净。桦槁林长着很多叫做“桦槁”的树，树干修长，伸展得很直溜；树质细腻，可塑性强，可做农村喜床的雕花格子；树叶茂密，下雨的时候可在树下躲雨。桦槁树在山坡上列队，一排排在清晨的微风中招手，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哗直响。鸟不在桦槁树上做窝，桦槁树的枝干很粗大，很光滑，且到冬天树叶会落个精光，鸟们不喜欢光秃秃的枝干，只把桦槁树作为飞翔的练兵场。我那时很小，清晨把牛马赶到桦槁林的草地上，就躺在树下看两只鸟在树枝上会晤，看一群鸟在树枝上开会，看很多不同派系的鸟因为什么原因而吵起来。这些鸟，它们是小头冠、兰耳翠、白头翁、大黄鹂，他们到桦槁林来的时候，周围的蜜蜂、蟋蟀也睡醒了，恰巧我也来到这里。

桦槁林被作为烤烟地的那些年，一层层被翻出来的金黄色的泥土是那么惹眼，连片的烤烟在夏日的骄阳下闪耀着成熟的光泽，看上去像一沓沓钞票。直到有一天，村民王登富在桦槁林自家烟地里摘烟叶的时候，突然看见他的前面有一块土地飞了起来，还没等自己真正缓过神来，他就被一层厚厚的泥沙彻底覆盖。王登富的老婆当天再也找不到自家的烟地，也找不到丈夫，就坐在桦槁林失声痛哭。村民们把王登富挖出来，他的手里还捧着一把金黄色的烟叶，但他无比惶恐的眼神告诉了所有人，从现在起，桦槁林将是一个不祥之地。

我三叔从来不怕鬼神，也不相信桦槁林有多邪恶。在很多人都几乎要丢弃了桦槁林的土地的时候，他将所有的土地剥开，重新给它们取一个名字，从此，桦槁林的土地被分成很多块，它们叫茅草弯、埂埂上、鬼过岩、洋芋坪、窝窝儿、石仓……从此，人们又开始拾掇起桦槁林的土地，照常种烟、种玉米，有的在上面种一些廉价的中药材。

暴雨过后，三叔的烤烟地里只剩下一些烟苗被卷走时留下的坑，三叔站在烟地里若有所思，我和他打招呼他也没吱声。

父亲背着手站在我后面，一边叹气一边抱怨。我没认真听他说什么，但我知道，不会超过三分钟，他肯定会说到“刘应成”。

“刘应成这个老杂种，单凭修这所学校，他就从中捞了不少。”父亲气愤地说。

“不会吧，他已经不是村长了——况且，这修学校的经费，怎么会落到他的手里？”我说。

“我说你是个日龙包你不相信吧？我说你是个眨巴眼你不相信吧？我说你是个烂日游你不相信吧？”父亲一连串的挖苦打击，让我进一步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有多上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困扰我父亲的事情，都来自一个叫刘应成的当过三十多年村长的人，他多么希望掌握到这个人什么要紧的证据，然后把这个人拉到庙坎烤烟育苗基地平坦的场院里，当着众相亲活活把他掐死。

我说：“你省点心可以不？都几十年了，你俩到底较量些什么，有意思吗？”

父亲说：“这个你不懂，等到学校运转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女儿就会在学校旁边开商店，卖过期的方便面；他就会把自家的老房子腾出来，租给那些外地来的女教师住……你不明白的事情多了，你说我为什么要和他较量，那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让你明白什么是善恶有别。”

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去看看大坳小学。父亲说带我去，三叔也说，“走，咱们都去看看，反正这烤烟也无望了，站这里三天三夜，老天也还不了你什么东西。”

三人慢慢行至大坳，见公路旁围着一大群人，他们不知道在争论着什么。有人声音很大，好大一会儿都是他在说话，我听他说：“你们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学校当初为什么不修到庙坎去，你们真的认为是庙坎的群众不答应吗？怕是别个大爷不答应吧！”

有人随声附和，“是呀是呀，我们何时不答应过了？开始的时候，人家李校长还带了专家来考察，说学校修在庙坎再恰当不过，可过了几天就变卦了，仍然把学校修在这摇摇晃晃的夹皮沟里，怕是想让两面的山包饺子哦！”

我父亲咳了一声，有人听出声音来，就带头不说话了。人们见到我走在父亲后头，忙迎上来打招呼。有人说：“苏干部又来检查学校了？”有人说：“苏干部当初也不争取争取，你看这学校修在这里，多危险？”有人接过话，说：“苏干部的孩子又不在这里读书，学校修在哪里不都一样，关他什么糗事？”我父亲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便说：“你几个没良心的，老子一直都在争取，难道你们还不清楚？你们是在指桑骂槐，你以为老子不晓得，还张口一个苏干部闭口一个苏干部的，他要是一个说话算得了数的干部，哪能轮到我在这里瞎操心！”

众人不再说话，有人冲我做鬼脸，说，“你知道老爷子有多横了吧，连刘应成这老鞭子都防着他，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围在公路上大声讨论问题的人，都是些刚从田地里回来的人。有人说，“日了鬼怪了，昨晚我们都亲自看见的，那么大的一条缝，像一条蛇，从地圈梁直接爬到房顶上去，为什么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说，“你有本事的话，现在亲自过去看看，往近了看，你就什么都看得见了。”

“不是不准过去吗？你看那个守工地的黑煞神，谁也不能靠近他，还说什么安全警戒线，我看就是不安全。”有人很气愤。

父亲一直盯住卡其色外墙的大坳小学，不说话，半晌轻声对我说：“你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不过，知道就知道了，别掺和进去，复杂得很。”

8

一连下了三天的雨，道路到处都出现了松动，到处都在垮断，到处都塞满了各种车辆。我一时回不去，就窝在老家接打不同的电话，各种电话都快把电池打爆了。当然，最先给我打电话是我妻子，她问，“情况怎么样了？”我说，“很好。”她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路垮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又说，“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凡事要以安全为主，多一点警惕性总要好些。”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正好借此机会在老家修整两天，反正也累得不成人样了。”

实际上我哪得到休整？妻子刚挂电话，王副局长就打过来：“苏先生呀苏先生，你再不回来，天就要塌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一时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在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了很多年，可连一个办公室副主任都没捞到的普通公务员，居然关系到整个教育局的大生死，我有这么重要吗？于是我说，“王局别吓我，全局一百多号人，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才来了两天，天就要塌，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吧，你等着吧，一会儿你就会相信了。”他挂了电话。

果不其然，三分钟后，黄局长打来电话，劈头盖脸一句：“你想称帝？”

我本来很紧张，可听他这么一说，突然就缓释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局长从哪里看出我有这么大的气象？不会一直防着我会骑到所有人的头上去拉屎吧？再说，我要起义的话，也用不着等到现在吧！”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和领导说话还真凑效。黄局长立即缓和了语调，说，“怪不得人人都叫你苏先生，原来是这般巧言令色的，我要说的意思是，现在正是校舍安全隐患问题最突出的季节，局里那么多人基本都抽出去了，你倒好，躲在家里不问天下，不管我们的死活。”

我说：“局长息怒，一则天降淫雨，道路不通难以成行；二则老家大坳也有一所小学，你是知道的，虽然现在没人反映有没有安全隐患，但还是该看一看。”

他顿了顿，好像已经把电话挂了，我又“喂”了一声，那头说，“听着呢！”我又说：“本来，应该听从局里的统一调度的，但我现在被困在这里了，就让我负责查看这里的隐患吧，一旦有什么事，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黄局长“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十分钟后，他又打过来，说：“我安排一个车来接你吧，听说道路疏通得差不多了，你还是去其他地方，至于大坳，让王副局长带几个人来看看，他熟悉那里的情况。”

他的意思是，我不熟悉大坳的情况。我听不懂他到底说什么，所以我就在嘴上重复着这句话。父亲说，“你当然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所以我不要你掺和进去，要滚赶紧滚。”

母亲背了他一眼，厉声吼到：“你是见鬼了，你为什么不滚呢？”老头子不再说话，拿一个放大镜看一叠六合彩“马经”。

雨又大了起来，且一阵比一阵下得长，我越发担心道路塌方，让我回不去。单位驾驶员小马打电话给我，说：“苏哥，我被堵在半路了，来不来去不去的，估计今天来不了了，我现在是想办法往回赶。”我说，“你给局长打个电话吧，告诉他情况。”

半小时后，黄局长又给我打电话，问：“大坳小学真的没什么事？”

我说：“真没什么事。”

他又问：“墙体没出现裂缝吧？”

“听谁说的？反正我没看到。”我说。

“你亲自去看了？”

“那是当然，我走近看的，难道你不相信我？”

“当然相信你了，苏先生在教育局这么多年，算是元老了，谁敢不相信你？”黄局长甚至打了一个哈哈。

我说：“局长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有一句话想说。”

“那你就说吧，跟我还客气。”

我说：“大坳小学暂时的确是没事的，至少我没看见墙体上有什么裂缝，但是，大坳小学左右的山坡上，都是摇晃的泥土，是几十年前地质灾害垮塌下来滞留在山腰的，随时都有可能因一个急刹车刹不住而垮下来。”

黄局长好像又陷入了沉思，半晌才说：“那你就盯住吧，注意周围村民的言行，有什么端倪立即直接向我汇报。”

我又去了一趟大坳。父亲没有和我一起去，他认为，刘应成准是知道大坳小学墙体上的裂缝，躲起来了，他见不到这个他认为十恶不赦的老村长，去了也就毫无意义。我再到大坳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刘应成，其次是雷大校长、范小校长、修学校的严总以及几个坐在石头上吸烟的镇村干部。大校长雷世光过来递烟，说：“看来局里相当重视大坳，早早就让你来了。”我说不是，我是因为回家看望父母，被大雨捆住了，临时领命的。

严总给我点烟，恭维地说：“庙坎苏家是出能人的，清末就有举人了，后来有和曾兰芳一起进宫庭为慈禧太后画画的女画师苏谦小，接下来就是你，全局有名的苏大先生。”我说没必要这么夸张，我哪敢和他们相比。

严总接着说：“有村民反映说墙体上有裂缝，你倒是看看哦。”

“看什么看，我这肉眼凡胎，什么都看不见。”大家笑了起来。

寒暄了几句，互相推脱了吃请照应，走上公路，遇到看热闹还没看完的三叔。我们正准备往家走，却看见对面一个熟悉的人影正朝我们走来，我下意识地对三叔说了一句：“三叔，你看那是不是高树选。”

“卵树选，高树选死几个月了，都怕烂掉了。”三叔说。

迎面走来的，是高树选的儿子高连科。同样的身板，同样的气色，同样的行走方式，除了没穿长衫，他居然拄起了他父亲高树选留下来的拐杖，这分明是另外一个高树选嘛，活脱脱的。高连科是认识我的，见了面，拐杖往地上一插，和我打招呼：“你回来了。”

“回来了，你去哪里？”我问。

“去哪里？没去处喽！房子被大水冲垮了，家人们东家躲两个，西家藏两个，脸都要臊到屁眼里去了。”

我方才意识到这几天的大雨带给人们的打击，心里有几分惶恐。我三叔和高连科开起了玩笑：“高连科，怕个球，大不了像你爹一样，背个布袋到镇政府上访去，实在不行的话去县里啊。”

“你不提醒我，我也是这么想的。”高连科看了我一眼，好像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见我微笑不语，又接着说：“本来，人民群众有困难，政府应该解决的，眼下我房子也没有了，衣食也没有了，我不找他们找哪个？”我说就是这个道理，但你不得急躁，受灾的群众不止你一个，你要有信心，多等等，政府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高连科听我这么一说，更来劲了，接着说：“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那年的那棵杉树……”

三叔说：“高连科啊高连科，你这个不要逼脸的，还好意思提那棵杉树，你干脆把脑袋放在裤裆里去算了。你爹的一棵杉树，你要吃一辈子吗？你忘了你爹死的时候，别人写的祭文了吗？要是我，都见不得人了……”

待我三叔骂完，高连科才抬起头来，说：“三老表哪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家的那棵杉树，不同于别人的杉树。”

“你家的杉树是黄金做的，愣是金宝卵？你家的杉树值了那么多个三百块，别人的就只值得了几十块钱？”三叔没好声气。

“三老表不知道，那棵杉树当初是准备砍了修堂屋神龛的，砍的那天，请了大端公范贤科焚香秉烛，做了法事，已与释迦牟尼通破了，没想这杉树砍了放在门外，被刘应成和他的妹夫李万成来了个里应外合，把杉树偷了。本来，偷了就偷了，如果杉树拿去做了桌椅板凳、粮仓衣橱，倒没有什么，可种种迹象表明，这杉树其实是拿去给别人家打了一口小孩子的棺材。”

“你怎么知道别人把你家的杉树偷去打了棺材？你亲眼看见了？再说，打了棺材又能怎么样？”三叔边说边笑。

高连科说：“三老表是故意装外行还是拿我开心？我俩也曾经同为大端公范贤科的父亲范厚升的弟子，也是共同超度过亡灵的，难道你真的不懂？”

三叔说：“干生产我都干得搞不赢，我现在哪有心思研究这个？但我不相信这些，我记得你以前也不相信。”

高连科突然绕开三叔，转而问我：“我爹去世时，你家来的那个祭文，是你父亲亲自写也亲自念的，你可听见了？”

我说：“听是听了，但我没怎么注意，记不得了。”

“你爹好文采啊，我一家人倒是被他写得一文不值，不过没关系，你爹说得对，我应该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革命下去。”

这时刘应成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样子，他应该是来找我，想和我说点什么。见高连科和我三叔在说话，就站在一旁听，听到“祭文”事件，他决定站出来。

刘应成说：“高连科你给老子听好，本来你家杉树一事，我是认真解决过的，而且解决了多次，你是知道的。眼下你爹已经死了，你就别再拿杉树说事了，就像人家说的，只要是人，多少还得要一点脸面。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比如写个祭文什么的，来挖苦你，打击你，来挑拨你和乡亲们之间的关系，你就不能容忍，应该撕烂他的嘴巴，打断他的脚杆。”

我三叔问刘应成：“你说的是哪个？是我哥吗？你要打断他的脚杆、撕烂他的嘴巴，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吧？你信不信老子今天就撕烂你的嘴巴，打断你狗日的脚杆！”我连忙拽住三叔，往一边让。刘应成说，“知道你有这个本事，但我不怕你，我们看看，到时候谁吃亏吧！”

三叔“呸”了一口，被我拉着回家去了。刘应成和高连科站在路边，继续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拉开门，就看见高连科拄着他父亲留下来的拐杖，站在我家檐砍上。我上去打招呼，他说：“我找你爹！”

父亲披衣开门出来，见是高连科，说：“你倒是想通了来找我了？好吧，我就给你疏导疏导，让你投胎转世做个好人。”

高连科进屋坐在长凳上，说：“大老表，我们两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凭什么在我爹死的时候写出那种祭文，还当着三亲四戚念，我当时没找你麻烦，是想尽早让老人入土为安。”

我父亲问：“那你现在想怎样？”

高连科说：“想请你解释解释，翻译翻译。”

我父亲说：“不解释也不翻译，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家杉树是谁偷的？”

“李万成。”

“有证据吗？”

“没有。”

“凭什么说是人家偷的？”

“因为他是惯偷。”

“呸！”我父亲差点没一口啐在高连科的脸上，“眨巴眼，日龙包，烂日游。”他一连使用了在我身上使用过的三个词语，接着说：“你既没有证据，刘应成也没有审问出个究竟，你就断定是人家偷的，真是好笑。”

“那我问你，大老表，你觉得这杉树是谁偷的？”高连科问。

“你想想，谁对你家的事情那么上心？”我父亲问他。

“自然是刘应成了，他隔三差五来我家，告诉我爹镇里面什么时候要开大会，什么时候上级领导会来，他要我爹瞅准时间去镇里面，说只要是在开会或者上面来领导的时候，我爹就能弄到暂时的一部分赔偿。”

“呦呦呦，还暂时的，还一部分，不要脸。”我爹说。

高连科说：“哪里不要脸了？我家的那棵杉树是用来修堂屋神龛的，被人家拿去打了小儿棺材，致使我家从此一度背时，你说这损失有多惨重？”

“我不和你争论这个，但你必须回去认真想一想，你家背时了，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爹成了刘应成的一个筹码。”

高连科不懂，他要我父亲明示。我父亲说：“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刘应成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把你爹塑造成一个上访户，镇领导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句话就让你爹停下来；镇领导无视他存在的时候，他会瞅准开会或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把你爹撵过去，让镇领导措手不及，万不得已给钱了事。”父亲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很多事情来。

9

那年我还在罗卓镇政府办公室，见过高树选几次。他穿着深蓝色的长衫，戴一个毡帽，拄一根上半部分是烟杆的拐杖，背一个上口已经散掉篾条的背篓。高树选看上去个头矮小，说话声音也小得可怜，像一只蚊子，可他的双目极为有神，和你对视的时候，会让你看见一种特殊的光芒，告诉你他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他让你看到的，既无奈也无赖，既狡黠也木讷，既执着也虚脱。他走上办公大楼的石阶，就碰到我，对我说：“镇长呢？”

我问：“你找镇长干啥？”

“干啥？你难道不认识我，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树选。”他看也不看我。

我说：“当然认识喽，你还是我大舅公呢！”

他突然就转变了态度，变得无比卑微，眼神甚至有些痴傻，慢悠悠地，就像哼着小调似的对我说：“我说的是我家的那棵杉树。”他故意把“树”字拖得很长，像端公做法事。

我说镇长下乡去了，没时间接待他，让他到石阶下坐一会，等他回来再说。可他只是摇头，半晌才对我说：“看在你叫我一声大舅公的份上，我就不说你好歹了，你的镇长在开会，而且还是一个大会，一个开不好就当不了镇长的大会，你还敢骗我。”

“那你也要等他把会开完再说啊！”我说。

“等他开完会？”他的眼睛透出一丝蔑视，好像我把他当泥巴玩，而他早已把我烧成瓷碗了。

他接着说：“等他开完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必须现在就去，既然他在作报告，我也顺便作个报告去。”他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抬腿就往会议室走去，他是那样的轻车熟路。

我从后面拽住了他，对他说：“你别急啊，等我先通报一声。”

他停下脚步，说：“好啊，这么大的一个会，你倒是多通报一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把“通报”视作“解决赔偿”。

果不其然，镇长悄声对我说：“先从办公经费里解决他三百元，叫他先回去。”

我照办了，高树选拿了三百元钱，慢慢装进裤兜，嘴里咕隆着什么走了。

第二次见高树选，是市县都来了领导，检查茅草房改造工程。领导们正在大会议室听汇报，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做着会议记录，高树选拿他的烟杆拐杖从背后捅了我脖子一下。

我赶紧出来，没经镇长同意就给了他三百块。

有一次，高树选来了，镇长正在睡午觉。高树选这次应该是信息不准确，没赶上领导检查工作或开会。他在石阶上遇到镇政府会计曾向恩，就问：“镇长呢？”

“在睡觉。”曾会计说。

“这就日怪了，不开会，反倒睡什么觉。”他独自咕隆着，有些失望。曾会计问他：“开什么会？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要开会的？”

“十天前啊！”高树选说：“十天前我听说要开大会，所以我就算好时间来了。”

“你来晚了，昨天刚开完会。”曾会计说。

高树选又扭头看我，意思是想让我证实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点了点头，表示是这么回事。

他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曾会计见他停下，就问：“你去敲敲门嘛，说不定他已经起床了。”

高树选往李镇长宿舍方向看了看，没有抬腿。这时，民政所长李永健从二楼下来，见了他，笑了很长的一个哈哈，说：“高老者，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高树选一听说好消息，当然说愿意。李永健说：“你不是说洼龙村村长刘应成伙同他的妹夫李万成偷了你的一棵杉树吗？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两人今天早上发生争执，结果李万成把刘应成杀了，尸体就在你家背后的坪子上，要不要去看看？”

高树选顿时换了另一副表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失魂落魄的样子，看不出一丝解恨和高兴，这哪是敌人之间的深仇大恨？简直是惺惺相惜！听说刘应成死了，高树选如丧考妣，背着半截背篓小跑着回家去了。

刘应成当然没有死，高树选看到他的时候会是怎样一个表情我说不清楚，反正自那次起，高树选来过镇上几次，但都是空手而回，后来就把战场转移到县城去了。

我在县政府大院见过几次高树选。他总是老远就向我招手，怕我从斜刺里跑掉。我只能和他打招呼，而他，每一次都会对我说：“我要找县长，我那棵杉树的事情。”

我总是对他说：“你一棵杉树被盗，政府都赔给你一片森林了，你还想干什么？”

他总是说：“主要是你不知道我那棵杉树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那棵杉树嘛，是一棵摇钱树。”我挣脱他的手，一溜烟跑了。他在后面追，嘴里咕隆着：“你还得叫我一声大舅公哦。”

高树选的死，是在他停止上访的第二年。也就是说，作为“神行太保”的高老者，自从脚底被抽走风云，再也无心留念这个世界，也没对他儿子高连科交代什么，就呜呼哀哉了。他的这个宝贝儿子，简直就是一个不懂得治家的货，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坐在檐坎上发呆。早年，高连科和我三叔一起师从于大端公范贤科的父亲范厚升的门下，埋葬过几个人，无奈后来做法事都讲究个简单操办，主要以收礼金为目的，于是范氏坛中门可罗雀，众徒种地的种地，打工的打工，高连科坚持不到最后，只得回家，每天听自己婆娘骂自己日龙包。听惯了“日龙包”的高连科，镇村干部叫他的名字，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比如说农技站长刘景松对他说：“高连科，你那烤烟怎么不盖地膜？”他总是看一眼说话的人，转身进屋后把门关了。他住的房子是茅草房，烂得太不像话，婆娘放出话去，说高连科你再不把房子收拾一下，老娘要去河沟头找许五保睡觉去了。高连科不理，心想管你找哪个睡去，只要人家要你。

有一次我和两村干部到他家里，对他说：“高大叔，你是认得我的，我现在有一件好事，需要你配合一下。”高连科听说是好事，自然打起精神来，问是什么好事。我说：“现在来了一个好的项目，是关于茅草房改建的，意思是说，你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拆了，我负责把你的房子修起来，修成非常扎实的水泥平房，你看怎么样？”

“哟，有这好事？你狗日的怕是拿我寻开心哦。”他看着我说。

“怎么不信呢？只要你把房子拆了，我负责在两个月之内把房子给你建起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

“什么条件，你不说是好事一桩吗？怎么还有条件？”他有些不耐烦。

我说：“建房的石头、钢筋和水泥我负责出钱，你需要去筹一些煤灰，用来砌墙。”

他思考了一阵，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对我说：“这个事情我暂时还答应不了你，让我想想吧。”

高连科后来也没有“答应”过我为他修建房屋的事情，因为不多久我就调到县教育局工作了。

10

我是乘农村客运回到城里的。先回家换衣服，然后就去机关上。急急匆匆到了办公室，本能地寻找文件夹、碳素笔、订书机之类办公用品，且迅速打开了电脑。耽搁几天了，一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办吧，我想。可是，办公室主任安卫民见我进去，并未表现出见到救星似的兴奋，也没有对我安排什么工作，连副主任吴云也没吱声。我觉得奇怪，就问旁边的老王这些天是不是有很多活儿堆积起来了，老王说：“没有啊，这些天人们都抗灾救灾去了，你不在也不可能把活儿留给你呀，要是都等你回来再干活的话，还不出大事？”我想想也是，觉得，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我并不重要，是我把自己想象得太高大了，高大得平时都不愿撒个谎，让自己的工作变得轻松些；高大得不愿意对领导阿谀奉承，以致于提拔重用之类的事情永远落不到自己头上。这些年来，就感觉到自己很忙，比安主任忙，比王副局长忙，甚至比黄局长还要忙，可是人家都或多或少忙出了名堂，有政绩，有盼头，我是越忙越紧张、越忙越害怕，忙到最后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

正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手机短信“嘀嘀”响了一下。打开，是罗卓镇大校长雷世光发过来的信息，问：“你看朋友圈里的帖子没有？凤城微生活有一个帖子讲有人造谣新修大坳小学墙体裂缝，被抓起来了。”

我立即打他的电话，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也没在啊，我带老母亲在成都看病，刚到。你看看微信吧！”

我进入“凤城微生活”微信公众号，果然有这么一个帖子，还有一张图片——一个警察铐了一名群众，不过这名警察和群众的脸都被打了马赛克，连他们的衣服也看不清楚，但我看见了站在人群中的三叔。

我马上打电话回老家去，是母亲接的电话。我问：“我爸呢？”母亲回答：“在研究马经，人家哪有闲工夫？”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怕那个警察铐住的村民是我父亲。我对母亲说：“让他和我说几句吧！”

果然父亲丢下马经，出来和我说话。父亲说：“高连科被警察抓走了，罪名是造谣新修大坳小学墙体裂缝，人家专家下来检查，又没看到裂缝，就说他妖言惑众，铐起来了。”

我问：“那天你不也说墙体裂缝吗？你是听谁说的？”

“听谁说？还有谁不知道呢？那么大的一条缝，连瞎子都看到了。”父亲说。

“可我为什么没看到？”

“你他妈就是一个傻子，你能看到的话，高连科还会被抓！”

我大概知道了究竟，但我不敢往下想。施工的严总为什么不让人们靠近新修的大坳小学，大致是这么回事，看来它们是连夜让工人把裂缝补了，且不留痕迹。

但我还是无比担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谈新修大坳小学墙体裂缝的事情，他们偏偏要抓高连科？高连科被抓，是否与那天早晨在我家和我父亲的谈话有关？那天我父亲告诉他，偷了他家那棵杉树的人，实际上就是刘应成。那天高连科被我父亲说得如梦初醒，终于知道三十年来让他们家背时到现在的罪魁祸首是刘应成。高连科甚至对我父亲说：“刘应成这个人面兽心的杂种，有一次去我家，见我们不在，想打我妹妹的主意，幸亏我妹妹咬了他的手，挣脱了他的魔爪。”

眼下高连科被抓，让我很是担心我的父亲。我想，高连科这样的人，可能一进去就会把我父亲咬出来，因为那天早晨的谈话，最后的落脚点是我父亲让高连科去实施了一个计划。

高连科去到新修的大坳小学，拿一个半导体喇叭大声唱读：“大坳小学修得差，地基周围松土巴；有朝一日垮下来，老师学生一扒拉。”又唱：“大坳小学开了缝，严总连夜来补洞；多亏走狗刘应成，出谋划策功劳重。”

高连科被警察带走后，不一会儿整个凤城都知道有人造谣大坳小学墙体裂缝，影响很大。县领导极为震怒，要求尽快找出妖言惑众的始作俑者，要严肃追究责任。果然，我刚和父亲通完电话，黄局长的电话就到了。

“那个叫高连科的人交代了，是你父亲叫他去大坳小学的，还编了顺口溜让他背诵。这下好了，你在下面呆了几天，眼睁睁看见自己的父亲成为最大的嫌疑人，你责任不小啊。”我连声说是，并表示马上给父亲打电话，要他勇于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黄局长说：“恐怕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组织上马上就会找你，因为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

“我也有责任？”我不解。

“怎么没有？”黄局长说：“首先，你父亲策划谣言的时候，你不但没有阻止，还参与了对造谣者情绪的煽动；其次，你是教育局安排下去检查校舍安全隐患的，弄出了对全县校舍安全影响极为恶劣的事情来，给全县各项工作成绩抹了黑；再次，身为教育局干部，自身觉悟不高，党性锤炼不够，没能释放出正能量，严重影响了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形象。”

我无言以对，看来难逃一劫。挂了黄局长电话，飞快跑回家，对妻子说，“我可能遇到麻烦了，短时期内，你要照顾好儿子和你自己。”说完草草收拾了一下，没等妻子问出个究竟，回到办公室，等待组织传唤。

妻子给我打电话，我只是告诉她不要着急，说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不是什么大事。我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这样会影响我的心情，会把事情办咂的。”于是她就挂了电话。

我在办公室一直坐到下班时间，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有人通知我去什么地方接受调查，正掏出手机，想给黄局长打电话，屏幕上弹出了一条信息：“大坳小学周围两山刚刚发生山体垮塌，学校被泥石流淹没，墙体出现大面积裂缝，已成危房。”消息是罗卓镇大校长雷世光发给我的，这个带老娘去成都看病的家伙，怎么会带来这么一个奇怪的消息？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怕你不知道，才从微信朋友圈转给你的，你自己去看看吧！”

我问他：“你有何感想，怕不怕？”

“怕个球，当初说要把学校建在这里，我竭力反对，谁都知道我的态度。”雷大校长说。

我打趣地说：“这样就好，我也免遭调查，我可爱的老父亲此时一定喜笑颜开。”

“是啊，那个修学校的严总和刘应成闺女早就搞上了，他现在和刘应成是事实上的岳婿关系，两人合伙以最大限度节约成本为由说动了镇领导，又请了刘应成在市住建局开车的妹夫向文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这事就成了，我是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有很多人可以为我作证。”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明澈了许多。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没事儿了，一会儿就回来，让她给我弄点好吃的！妻子在那头说：“我也整不清楚，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一阵窃喜。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让自己掉进了一个如此玲珑的小陷阱，且甜蜜地享受着这短暂的小悲欢。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挂念着的乡下，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一击。那些年的父亲、三叔和村长，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可那些年的村庄、草坪和森林，还有流水、飞鸟，以及每一种在梦的边沿碰到的美丽的邂逅，都仿佛去了头顶的天空，且离我越来越远。

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笑了笑，但没出声。我想，生活还得重新规划一下。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