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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异质性
——基于东、中、西部的比较分析

2016-11-08宋维佳刘丹阳

财经问题研究 2016年9期
关键词:外商省份服务业

宋维佳,刘丹阳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金融与投资·

“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异质性
——基于东、中、西部的比较分析

宋维佳,刘丹阳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在国内外形势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影响下,我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意在解决我国开放型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的问题,平衡东、中、西部地区不均衡发展态势,推动发达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和引资转型,提升“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引入外商资本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本文以外商资本流入行业,即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划分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依据,结合东、中、西部区位条件和综合优势,分析市场因素、成本因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异质性外商资本流入的影响,利用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同等区位条件的侧重和倾向性。实证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外商资本集聚水平、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政府支持、外商资本集聚水平、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由于东、中、西部区位条件和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实证对比分析结果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

一、引 言

随着全球开放型经济发展动力减弱,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需求逐渐萎缩,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步入深刻调整阶段,针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1],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积极带动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交流,推动国内沿线省份发展开放型经济。

从“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建设角度出发,“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引领我国各省市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优质外商资本引进来和优势产业走出去的双向投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一直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大规模外商资本进入,对我国外汇资本积累、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和自然资源大幅消耗,跨国企业逐渐将生产和管理基地从国内转移到其他国家,对我国吸引外商资本和发展出口贸易产生一定阻碍。为摆脱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束缚,政府加快推动引资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借由“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引入优质外商资本,提倡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和引资规划调整,引入高质量和高技术水平外商资本,加大中部地区的引资力度和推动其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将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中亚国家开放的主要门户,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区域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差距,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

二、“一带一路”战略内涵与核心区战略定位

(一) “一带一路”战略内涵

1.应对全球开放型经济新常态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需求大幅度萎缩,以传统的低成本、大批量制造和对外贸易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已丧失其原有动力,全球经济贸易和价值链分工进入到深度调整阶段。随着全球贸易水平的逐年放缓,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出现了进出口贸易水平双降的局面。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局面下,国内就业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面临较大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规划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在亚欧非经济圈内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单纯依靠出口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被动局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2.平衡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资源禀赋以及获得的国家政策支持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离“全方位”和“整体性”存在一定差距。从东、中、西部地理空间角度上分析,东部地区是经济增速最快和工业化水平最高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港澳台资本主要的流入区域,在国家政策倾斜和保障下,东部地区成为对外经济贸易规模水平和产业水平最高的地区。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到区域内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的局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后发地区,过多地依赖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外溢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总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发展模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依然存在,西部地区GDP、对外贸易比重和利用外资比例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虽然政府部门一直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受制于区域内基础发展条件、地理位置和工业化水平。“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提出,使得西部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先发地区,为其提供一个有力的发展机遇,形成以西部地区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门户并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政策。

3.国内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面临深刻调整

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2012年出现大幅度降低,自2013年起稍有回升。其中,制造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自2011年起处于下降阶段,由2011年的3 365.07亿元人民币下降为2 453.36亿元人民币,行业利用外资占总体外资水平的比重逐年下降,从最高水平70%到2014年降到最低水平33%。原因如下: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周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二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债务危机影响,发达国家整体对外投资水平下降。三是国际贸易总体规模萎缩,部分成本导向型行业和企业需求量逐年降低,生产规模缩减导致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规模降低。

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自2005年起持续上升,占外商投资总金额比重从25%,在2010年和制造业引资份额达到一致为47%,自此之后,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作为我国引入外商资本的主要部门。原因如下:一是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外资规模和集聚水平逐年上升,成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国内软环境和硬环境建设水平达到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条件。二是由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可知,服务业的发展符合现代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全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不断提升。三是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新热点。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积极拓展沿线各国相互投资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的合作以及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一是鼓励国内制造企业将其过剩产能转移到周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鼓励技术性较低、成本节约能力要求较高的企业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投资建厂,为我国服务行业发展提供空间,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通过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交流,积极提高区域内的研发、生产能力,提升产业和基础设施配套能力,扩大服务业引资领域并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

(二)“一带一路”核心区战略定位

——西北地区。我国西北地区[2],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在能源开发、物流运输、农产品养殖、旅游和文化交流以及金融产业中各具优势,并利用其在向西开放进程中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我国对中亚各国开放的重要窗口,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的节点作用。

——东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北部省份[3],包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各省份发挥区位优势,推进区域铁路网络建设和海陆联运合作,形成地缘经济优势和区域内产业优势相结合的综合优势。

——西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途经径西南地区[3],主要包括广西、云南、重庆、四川和西藏,是面向东盟国家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主要区域。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省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山东6个省份为主要开放地区[4]。

——内陆省份。河南是我国中原城市群建设和内陆地区开放所依托的节点省份,省会郑州是我国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枢纽型城市。湖北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中的重点省份,省会武汉拥有很大的开放优势和潜力。

“一带一路”规划覆盖全国23个省份,一方面从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和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各省份的独特性和优势性进行分析,在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诉求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基础上,对每个省份进行战略定位并制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规划鼓励各省份间开展经济合作以实现产业互补,推动从东到西的产业承接与转移,在区域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整体开放计划。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检验假设

(一)模型设定

本文应用Eviews软件,对东、中、西部省份区位条件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建立面板分析模型。在截面信息选取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即外商资本行业分布)以及投资环境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和发展情况,本文需要对全国27个省份的基础经济数据进行搜集作为样本观测值,结合各省份引资环境分析区位因素对异质性外商资本分布情况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下:

fdifi,t=Ci,t+∂1sizei,t+∂2fdii,t-1+∂3governi,t+∂4labori,t+∂5hri,t+∂6infrasi,t+∂7struci,t+ε

(1)

fdizi,t=Ci,t+∂1sizei,t+∂2fdii,t-1+∂3governi,t+∂4labori,t+∂5hri,t+∂6infrasi,t+∂7struci,t+ε

(2)

其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期,t-1为一阶滞后项,Ci,t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fdifi,t和fdizi,t)。i省份t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百万元),i省份t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百万元)。参照现有研究文献将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特征分为:(1)基于投资动机差异,参考Chen[5]提出的研究观点,将FDI分为技术优势型和数量扩张型或市场寻求型和出口平台型。(2)基于外商资本来源地差异,参考Fortanier[6]提出的研究观点,将FDI分为欧美国家FDI和非欧美国家FDI或港澳台FDI和非港澳台FDI。(3)基于外资行业分布差异,参考Alfaro和Charlton[7]的分析观点,按资本流入行业区分FDI异质性。(4)基于外资进入方式差异,参考Mencinger[8]的观点,将FDI分为独资模式和合资模式。以上四种分类方法,是本文对现有学术文献进行研究和总结的成果,这四种分类方法在数据来源和数量统计上存在差异性,但其在经济含义上存在内在的统一性。

为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并保证各省份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选择外商资本行业分布,即制造业FDI(fdizi,t)和服务业FDI(fidfi,t),*参考Alfaro和Charlton[7]的分析观点,笔者认为FDI投入行业对经济增长和区位条件的要求是存在差异的,根据我国现实发展状况,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我国主要的两个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行业,同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因此,本文用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作为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划分标准。作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的指标。从技术优势视角出发,技术优势型FDI通过示范效应和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效应,能够对东道国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正向的技术外溢,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从资本流入行业角度分析,服务业属于技术和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领域,集中在服务业的外商资本可以推动先进生产知识的技术外溢,提高服务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知识含量,为我国整体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从数量扩张视角出发,数量扩张型FDI看重当地劳动力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和政府优惠政策,一般技术和知识含量较低,有利于补充当地经济发展资本的不足。制造业FDI对区域内基础条件要求较低,对劳动力成本和外资集聚程度有较高要求,表现为数量扩张型。

——市场规模(sizei,t)。i省份t年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亿元),采用各省份经过平减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度量,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规模对制造业和服务业FDI分布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labori,t)。i省份t年劳动力平均工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该指标是对区域内劳动力相对成本和效率寻求因素的衡量,分析不同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对效率因素的重视程度。

——集聚因素(fdii,t-1)。i省份t-1年外商资本流入量(百万元),本文选择前期外商资本总量水平作为衡量各地区外商资本开放程度和资本集聚程度的指标。鉴于不同特征外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新增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流入具有交互作用和综合影响效应。

——政府支持(governi,t)。i省份t年政府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政府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能够反映政府在引导外商资本行业分布的政策倾向,这种倾向性会影响新增外商资本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布情况。

——人力资本水平(hri,t)。i省份t年每万人中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代表高技术人才的集聚程度、科研以及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有助于较快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提高该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含量不同的外商资本会对区域内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有不同的考量和侧重。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si,t)。i省份t年单位面积上公路和铁路运线总长度(米),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会影响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经营的便利性,跨国投资企业会根据其产品、服务的生产和经营特征,对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提出差异化需求。

——工业化水平(indusi,t)。i省份t年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越高,代表区域内工业化水平越高,生产设备、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越强,会影响到不同特征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

(三)检验假设

假设1:服务业FDI是市场寻求型资本,重视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消费潜力;制造业FDI是效率寻求型资本,重视区域内劳动力成本水平。同时,东、中、西部经济水平和劳动力成本水平存在发展差距,对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流入影响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一,由于服务产品不具有跨国贸易性和累积性,无法实现服务产品的贸易出口,通常其生产和消费环节在同一区域市场内进行,所以,市场寻求型服务业FDI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消费潜力有较高要求,鉴于我国服务业尚处于引资的初级阶段,对外开放程度较低,某些细分行业仍存在投资壁垒,随着政府投资管制逐渐放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具有较大的服务产品消费潜力。

第二,2010年之前,国际资本主要流向我国制造行业,重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追求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的跨国制造企业将低加工度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大部分用于贸易出口。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渐丧失,自然资源日益紧缩,劳动力成本逼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中以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大量的制造企业从东部和中部地区撤出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仍处于较低水平,对吸引制造业FDI具有成本优势。

第三,我国制造业产品多用于贸易出口,受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之后,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趋于萎缩,并且部分跨国制造企业逐渐缩减对外投资规模。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制造企业在境内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随着跨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以及内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制造产品消费市场趋于饱和以及企业间竞争加剧,导致严重的市场挤出效应,不利于新增制造业FDI的进入。此外,发达地区市场消费倾向逐渐从物质产品消费向服务产品消费转移,使得部分地区市场消费规模表现出对服务业外商资本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特征角度出发,东部省份一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港澳台制造企业,是我国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区域,在国外市场需求萎缩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制造业FDI流入水平逐年降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引资水平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西部省份受制于地理位置局限,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尚处于引资的初级阶段,对制造产品仍有较大的市场消费潜力。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2:政府支持和优惠政策与制造业FDI流入成正比,对服务业FDI流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第一,为实现经济发展并推进工业化建设,我国政府为制造企业招商引资提供优惠条件以及资金支持,在引导跨国企业资金流入方面长期给予“超国民待遇”,因此,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是吸引制造业外商资本流入的最主要因素。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不高,某些细分行业仍存在投资壁垒,近几年,我国现代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逐渐向服务业转移,国家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对服务行业仍有一定限制,政府支持尚未对服务业FDI产生积极引导作用。

第二,东、中、西部在接受我国政策支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东部作为我国最先实行对外开放的区域,政府为其招商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相比存在较大发展差距,虽然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引资开放,但受限于其地理条件约束,发展成果远不如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3:制造业FDI、服务业FDI均与前期外资集聚水平正相关。

第一,外资集聚水平是衡量各地区引资环境和引资经验的重要因素。能够长期保持外商资本的稳定流入以及同跨国企业的合作关系,是各地区政府实施新一轮引资政策的前提,长期稳定的合作经验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在对外开放中规避风险并提高收益。

第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资本的集聚效应,即外资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会呈现空间集聚现象。外商资本集聚来源于前期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规模经济使得在同一区域中进行产品加工和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企业可以共享交通运输服务和公共设施资源,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前期资本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新增资本规避市场、法律以及文化传统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存量调整成本。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集聚水平越高,对后期FDI的流入促进作用也越明显。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4:服务业FDI重视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制造业FDI重视区域内产业配套和工业化水平,由于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结构水平存在一定发展差距,对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服务业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环境时会优先考虑当地的人才优势,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可以较快地接纳跨国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将其运用到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中。其次,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产品交易成本,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趋于便利化,是影响服务业FDI投资环境选择的重要因素。最后,工业化水平越高,表明该地区工业集聚度越高,使得存在生产关联的企业可以共享生产配套设施和工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效率。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设4。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检验上述4个假设,本文选取2004—2014年我国27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由于数据的缺损和统计口径的差异,本文剔除了西藏、吉林、海南和四川等4个省份,基础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与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制造业FDI、服务业FDI和前期外商资本集聚水平均采用实际利用外商资本金额,部分省份没有实际外商资本金额统计指标的,用合同或客方投资金额代替。为使数据更加平稳,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和共线性,本文对变量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东部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1所示,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东部省份整体经济规模和市场需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服务业FDI正相关,外商资本表现出市场寻求特征,经过数据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得益于良好的引资基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消费能力,是我国最先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引资结构转型的地区。制造业FDI与衡量市场规模的变量(size)相关性不显著,原因如下:首先,制造业FDI是效率寻求型外商资本不重视当地市场需求和经济规模,受区域内劳动力成本水平影响更显著。其次,得益于东部地区沿海经济优势,东部沿海省份是我国最早引进港澳台制造业资本的地区,外商资本和跨国企业的集聚性较高,区域内制造产品消费逐渐饱和,伴随着内地制造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在有限的消费需求下,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对新增制造业外商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然后,东部地区处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移的阶段,区域内物质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服务产品有较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最后,东部地区劳动力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制造业产品生产加工技术较为完善,跨国制造企业到东部地区投资多为出口贸易导向,并不关注当地市场规模。验证了假设1。

第二,东部地区制造业FDI与衡量劳动力成本的变量(labor)在5%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外商资本表现为效率寻求特征。制造业跨国企业产品大部分为出口导向型,面向全球消费市场,跨国公司到我国境内开展加工制造活动,主要是看重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渐丧失以及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制造产品生产成本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成本优势丧失,对制造业FDI流入产生负向影响。服务业FDI与衡量劳动力成本的变量(labor)无显著相关关系,一方面,说明劳动力成本越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越强,能够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FDI流入产生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表明服务业FDI是市场寻求型资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其影响并不显著。验证了假设1。

第三,东部地区制造业FDI与衡量政府支持度的变量(govern)在5%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服务业FDI与衡量政府支持度的变量(govern)无显著相关关系。东部省份是我国最早引入外商资本的地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为跨国制造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制造业FDI流入东部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东部地区服务业FDI占比逐年上升,服务业成为东部地区产业主要调整方向,但某些细分行业投资活动受到政府管制较多,尚未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获得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较少。验证了假设2,即东部地区政府支持使得更多的外商资本流入制造业,对比之下,说明政府对服务业外商资本开放的限制要多于制造业。

第四,东部地区衡量外商资本集聚水平和资本开放程度的变量fdi(-1),与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外商资本的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能够使新增外商资本获得正外部性,前期外商资本的开放水平和集聚水平越高,有利于新增外商资本的进入并降低其调整成本。前期外商资本集聚水平对新增制造业FDI的影响表现为:制造业FDI利用原始同质外商资本,实现对规模效应和客户网络的追随。此外,相关产业外商资本的集聚有利于完善该地区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并对制造业有正外部性影响,能够吸引制造业FDI的进入。前期外商资本集聚水平对新增服务业FDI的影响表现为:服务业FDI利用原始同质外商资本,实现对已有客户网络和研究生产基础的追随。此外,服务业能够显著提升其他产业的技术生产效率,能够与其产生良性互动,有利于吸引新增服务业FDI的进入。验证了假设3,原始外商资本集聚和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新增异质性外商资本进入。

第五,东部地区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变量(indu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制造业FDI正相关。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越高,相关生产设施越先进以及上下游产业配套越完善,可以降低新增制造业FDI的调整成本,吸引更多的制造业FDI进入。服务业FDI与区域内工业产业的关联性较低,工业化发展对吸引服务业FDI没有起到显著作用。东部地区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变量(infra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服务业FDI正相关,与制造业FDI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有利于服务企业降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厂商能够快速满足市场需求,促进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东部地区衡量人力资本的变量(hr)与服务业FDI在10%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与制造业F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原因如下:服务业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重视区域内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和产业知识承接能力越强,越能够将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融入实际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然而,我国流入的制造业FDI多为低加工度和低技术型资本,跨国公司来东部地区投资看重的并不是人力资本,而是廉价的劳动力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对低加工度制造业外商资本产生负向影响。验证了假设4。

对东部地区回归结果进行总结分析,服务业FDI属于市场寻求型资本,重视区域内经济规模、外资集聚程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不重视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化建设水平。另外,政府支持使得更多的FDI流向制造业部门,对服务业FDI未产生显著影响。制造业FDI属于效率寻求型资本,重视区域内劳动力成本、工业化建设水平、外资集聚程度和政府优惠政策,其中,人力资本水平上升不利于低技术和低加工度制造业资本进入。

表1 东部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注: 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Hausman检验H0为随机效应模型(下同)。

(二)中部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2所示,中部地区实证检验结果与东部地区在市场需求规模、外资集聚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和政府支持四个方面存在一致性,在工业化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方面表现出区位的差异性。一致性结论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中部地区市场规模在1%显著性水平下与服务业FDI正相关,外商资本表现为市场寻求特征,服务于当地产品市场。制造业FDI属于效率寻求型资本,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不重视市场规模效应,随着中部地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且加工产品多用于贸易出口,对制造业FDI存在挤出效应。

第二,制造业FDI与劳动力成本变量(labor)在5%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外商资本重视区域内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外商企业资本撤出,将生产加工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服务业FD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劳动力成本正相关,显著性水平较低,说明市场寻求型外商资本不重视区域内劳动力成本变化。

第三,政策支持是吸引跨国制造企业来中部地区投资建厂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市场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外商资本的进入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调节。服务业FDI进入受政府力量影响较弱,说明中部地区比较重视制造企业招商引资,对服务业引资开放重视程度较低,且存在一定的投资管制和政策约束,不利于中部地区服务产业参与到服务全球化进程中;前期外商资本开放水平和集聚程度,对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新增资本流入分别产生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能吸引高质量和高技术型服务业FDI进入,对新增制造业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

差异性结论体现在如下方面:基础设施变量(infras)与服务业FDI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中部地区基础环境建设对外商资本的吸引能力,相较于东部地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工业化水平变量(indus)与制造业FDI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中部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和产业园区发展水平较低,对制造业FDI吸引作用并不明显,对高技术服务业外商资本无正向影响。

表2 中部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三)西部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区位条件较为落后,仍处于引资的初级阶段,外商资本主要流向制造业和能源产业。虽然重庆、云南等部分省份逐渐扩大服务业引资规模,但资本流入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现阶段西部省份仍以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为引资主体。

第一,西部地区制造业FDI在1%显著性水平下与市场规模正相关,服务业FDI与市场规模无显著相关关系。该结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结论并不一致,说明西部地区处于物质性消费和经济上升阶段,市场消费能力逐渐上升,制造产品消费市场尚未达到饱和,制造业FDI进入看重西部地区日益提升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并且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有利于降低出口导向型产品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吸引制造业FDI进入。对比之下,西部地区消费规模和经济水平尚未形成对服务业FDI的正向需求,说明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服务产品消费规模较小。

第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尚未形成对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流入的显著影响,说明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不能成为阻碍外商资本进入的显著因素。外商资本集聚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新增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流入。

第三,在政府支持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支持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但政府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并没有显著影响制造业外商资本的进入,一方面说明政府在引资政策制定时应更加关注跨国制造企业投资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支持政策;另一方面说明现阶段外商资本流入更重视市场规模和工业化建设情况,政府支持变量未对引入制造业FDI形成有效干预。另外,政府支持变量对服务业外商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虽然显著性水平较低(仅为10%),说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政府部门利用外商资本大力扶持科学研究、信息传输等行业的发展,对服务业引资的干预是有效的。

第四,相较于制造业FDI,服务业外商资本更重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良好的交通网络建设有助于跨国企业降低交易和信息寻求成本。制造业外商资本更注重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生产配套能力越强,有利于加工制造企业获得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表3 西部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五、结 论

(一)东部地区结论分析

东部地区,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国内沿线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以及广西在内共8个省份,是我国面向东盟国家开放的窗口。东部地区享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我国最早获得港澳台制造业外商资本的地区,得益于丰富的制造业资本、政策扶持和资金优惠,东部地区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劳动力趋于成熟,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并积累了丰富的引资经验。劳动力成本、外商资本集聚水平、政府支持和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制造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外商资本集聚水平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以及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制造业FDI流入,相反,劳动力成本越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效率寻求型制造业FDI流入,同时,东部地区制造业外商资本多为出口导向型,不重视区域内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场规模、外商资本集聚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影响服务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FDI影响并不显著,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对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和对制造业的过度关注,在政府力量作用下,外商资本多流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东部地区处于引资转型和产业调整的重要阶段,随着区域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制造企业竞争加剧,对效率寻求型制造业FDI流入产生一定的阻碍,跨国企业为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逐步将生产加工基地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况对东部地区引资结构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跨国企业投资决策角度出发,东部地区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外商资本集聚程度较高,有充足的市场需求空间满足服务业FDI投资需求。从东部地区现实条件出发,国家积极倡导产业结构和引资结构转型,引入高质量和技术优势型外商资本满足地区发展的技术发展需求和人才建设需求,服务业FDI的流入能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推动东部地区服务产业发展以及积极融入服务全球化发展趋势。

(二)中部地区结论分析

中部地区,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即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和湖南在内共6个省份,是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节点省份,其中,吉林和黑龙江长期与蒙古国、俄罗斯开展资本合作和贸易往来。中部地区的实证回归结果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会对制造业FDI产生挤出效应,外商资本集聚水平越高以及政府支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FDI流入。服务业FDI重视区域内市场规模、集聚水平、居民消费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我国外商资本分布体现为“东部沿海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处于东西部发展水平之间,其引资结构中制造业外商资本占主体位置,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场竞争加剧,会对制造业FDI流入产生挤出效应。区域内居民消费能力上升、服务产品市场规模扩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上升都会对技术优势型服务业FDI产生吸引作用。与东部地区相似,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向制造企业倾斜,对服务业投资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另外,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工业化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外商资本流入的影响关系显著性不强。国家提倡中部地区充分发挥联接东西部的纽带作用,将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加强各地区的产业合作和经济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工业化集聚水平,借助优质外商资本,发展并形成优势产业,拓展对外资本合作领域。

(三)西部地区结论分析

西部地区,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中向西开放的节点省份,即重庆、云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在内共7个省份,主要与中亚各国开展投资合作并拓展对外贸易领域。西部地区尚处于招商引资的初级阶段,外商资本主要流向制造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政府引导之下,部分省份的外商资本主要流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行业。西部地区仍处于物质性消费阶段,市场规模扩大、资本集聚性以及工业化水平越高,对制造业FDI流入有正向吸引作用,并且,西部地区不断强调其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这些能够成为吸引制造业FDI的优势。服务业FDI进入西部地区受政府力量调节的影响,重视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但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尚未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优势。为了平衡外商资本在东、中、西部的分布,解决西部地区外商资本积累水平较低的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外商资本鼓励政策,并在“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中明确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地位,强调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引入外商资本并更好地发挥资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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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巴红静)

2016-07-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我国装备制造业海外并购风险异质性与预警机制研究”(16BGL020);大连市社科联重点课题“大连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作用研究——基于国际枢纽视角”(2015dlskzd060)

宋维佳(1963-),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研究。E-mail:weijiasong@163.com刘丹阳(1992-),女,辽宁锦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研究。E-mail:sunny_email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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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6X(2016)09-00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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