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润民

崔维峻和关系红军命运的密电码

文|田润民

上图：四渡赤水雕塑（局部）

长征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头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围追堵截的几十万敌军，历时整整一年，跨过11个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二万五千里长征，诞生了多少将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占绝大多数。十大元帅中，唯有陈毅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而没有参加长征，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其余7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均来自红一方面军。文化大革命中，八大军区司令中5位来自红四方面军：陈锡联、许世友、韩先初、陈再道、郑维山。“九一三”事件后，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也是红四方面军的。

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说法：“一方面军帅多，四方面军将多。”

密电码大显神威，中央红军闯关夺隘

假如没有杨虎城向红军提供的密电码，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能否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能否在川北站住脚，是个大大的问号。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中的赤水河、泸定桥、乌江、腊子口是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天险，不是滔滔江水，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能否闯过去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在这几处关口上，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甚至蒋介石亲自督战，而红军竟然一次又一次地闯关夺隘，化险为夷，简直像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把这些胜利完全归结于红军领导人个人的智慧，甚至用“神机妙算”这类带有迷信色彩的语言加以渲染和夸大。其实，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并没有“神机妙算”的特异功能，他们是靠军事情报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而中央红军的空中情报则来自红四方面军的电台。

对此，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电讯局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部下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的回忆，印证了张国焘的说法。

而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红四方面军电讯工作的高度评价也从侧面证实了张国焘这段话。

据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出来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在这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不约而同地强调红四方面军电报对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战斗所起的作用，这和张国焘所说的“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完全相符。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1月19日至4月7日，期间，蒋介石坐镇贵阳，亲自指挥他的嫡系中央军和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军阀对中央红军进行前堵后追，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带。中央红军根据红四方面军所提供的空中情报，在敌军的包围圈中来回穿梭，避实就虚，忽东忽西，忽北忽南，不仅摆脱了围追堵截，还找到敌军薄弱环节予以狠狠打击。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对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所指挥的三大战役倍加赞赏。在这位英国元帅看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150多万，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也应该是毛泽东个人军事生涯中的亮点。孰料，毛主席听后却不以为然，他告诉蒙哥马利，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才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红四方面军电台所提供的空中情报给中央红军充当了耳目。那么，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密电码”，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一部样板戏《红灯记》的剧情就是围绕着密电码展开的，几乎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它的重要性。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为了获取共产党的密电码，杀了李玉和与李奶奶，为了保护密电码，李玉和一家三代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可见，密电码的价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

那么，蒋介石部队的密电码又怎么落到了红军手里？这个事关红军命运的机密大事，相关党史和军史著作在细节说法上有差异。长征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第38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与红军联络。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还把来使杀了。此事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求和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外加一份军用地图，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里，将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密信，以及所带礼物密电码等，献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书中对此事作了这样的记载：“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这本书把红四方面军得到蒋介石军队密电码归功于武志平一人，而且说是武志平从三十八军军部“偷”出来的。

机关算尽蒋中正破解难题崔维峻

而蒙定军在《怀念崔维峻同志》一文中则另有说法：一、不是偷来的，而是送的；二、涉及这份密电码的不只武志平一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甚至关键人物——崔维峻，他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蒙定军1931年和崔维峻一起打入三十八军，在该部从事地下工作整整15年，曾担任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甘肃省省委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崔维峻

蒙定军在文章中写道：“孙蔚如还送给红军一本蒋军军部以上专用密电本。但密电本角码是经常变换的，变换权由蒋介石侍从室掌握。为了搞清角码变换方法，维峻同志即同译电室人员来往、交朋友，与该室负责人吉安成为要好的朋友，终于弄清了角码变换方法和使用时间，同时也搞到了一些绝密的军事秘密。”（《蒙定军传》第163页，未来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对这份密电码，蒙定军讲得显然比《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一书更详细、更准确：一、这是孙蔚如送给红军的礼物，而不是武志平个人送的，更不是偷来的；二、这是蒋介石所统帅的部队军部以上所用的专用密码本，可见其价值之高；三、正因为这个密码本密级高，蒋介石采取了经常变换角码的特殊措施以防止被窃取，而其变换权由蒋介石侍从室直接掌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不懂角码变换方法，拿到密码本也没有用。然而，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秘密，只要是人制造的秘密，人就能够破解。蒋介石自以为由他的侍从室亲自掌握这本密码本的锁钥，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四、崔维峻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直接找到译电室负责人，弄清了角码变换方法和时间，打开了破解这份神秘密码的锁钥。

这份关乎红军命运的密电码本让一个神秘人物崔维峻浮出了水面。

崔维峻，陕西省旬邑县城人，1910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参加了著名的旬邑暴动。暴动失败后，参与恢复旬邑县党组织，并担任中共旬邑县特别支部书记。1931年，由中共陕西省省委负责人崔廷儒派遣，和蒙定军一起打入孙蔚如部在平凉的陇东绥靖司令部，先在该部主办的《陇东日报》任副刊编辑，后任三十八军参谋处书记（文书）。根据崔廷儒的指示，崔维峻、蒙定军等在三十八军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崔维峻任党支部书记。1933年初，崔维峻和蒙定军随孙蔚如部到达陕南汉中，三十八军内的党支部和中共陕南特委接上了关系，并接受特委领导，其主要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

崔维峻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才子。他喜爱书法绘画，且造诣很高，当年，他就是凭借自己的书画才能，得到号称杨虎城的左膀右臂——孙蔚如将军的赏识，在孙将军所部主办的《陇东日报》当上了副刊编辑。他曾给战友蒙定军留了一幅条幅，可惜在战争年代遗失了，晚年的蒙定军每每提及，遗憾不已。他还能吹洞箫，棋艺也不错，在三十八军军部被誉为“棋琴书画全才”，常给同事作画、写条幅，联络感情，结交朋友。这些业余爱好为他在这支国民党部队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很快受到参谋处长张之因的信任。张处长让他主管关防、印信、机要、护照、差假证明信等事务，崔维峻实际上成了三十八军参谋处掌握实权的人物。

从崔维峻在三十八军担任的职务和分管的业务来看，他比武志平获得密电码的条件要方便得多。假如说，武志平需要去偷的话，崔维峻根本用不着，可以大大方方名正言顺地去要，因为这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尤其是获取军事情报，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分工。一般来说，不可能将获取情报和传送情报由一个人来承担。实际上，武志平是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联络人和情报传送者。蒙定军就此写道：“杨虎城授权孙蔚如军长出面与红军谈判停战，遂于1933年5月派武志平（系杜斌丞先生介绍，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同志为代表，持孙的亲笔信，历尽艰险，辗转到达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军亦即派徐以新同志为代表同武志平同志到汉中。徐以新、武志平在同孙蔚如谈判时，孙的高参王宗山也参加了。谈判是在戒备森严、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经几次商谈，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徐以新同志回到川北汇报以后，二次又到汉中，双方再经谈判即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协议，从而使红军（四方面军）减轻了陕南方面的威胁，能以主力对付川军和蒋（蒋介石）、胡（胡宗南）军队，同时建立了有名的‘汉中交通线’。先后一年多，这条交通线一直通畅。由汉中至川陕交界处，系孙的防区，驻有军队，孙军与红军信使往来，传送情报，输送物资，掩护去川北人员，均持有三十八军军用护照。这条交通线，不仅打破了对川北的封锁，孙部还给红军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如医药、通讯器材等）以及川陕甘军用地图，蒋、胡军的军事活动情报。”（《蒙定军传》第163页）

这段关于杨虎城的三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议和的文字和《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所述基本相同。蒙定军在文中将武志平的身份交代得很清楚：他是和红四方面军接洽、谈判的三十八军代表。

关于崔维峻向红四方面军提供情报以及他和武志平的关系，蒙定军作了这样的描述：“胡宗南军尾随红四方面军，曾一度进驻汉中。孙蔚如军到汉中，胡军退出汉中城，仍与孙军联防。双方时有冲突、摩擦，胡军妄图将孙部挤出陕南，推向川北‘剿共’战场。胡部特务在汉中活动，造谣破坏、鸣枪、打手榴弹、拉兵事件不断发生。孙部官员极为愤恨，抢了国民党在汉中机场给胡军空投的军饷物资，矛盾有发展成火并之势。陕南肃反委员会也在残杀革命同志和进步爱国青年。维峻同志将上述情况向徐以新同志作了汇报，使红军了解了陕南的全面情况。”

他还特别强调：“维峻同志是通过武志平同志介绍与徐以新同志见面的。”

蒙定军接着又写道：“维峻同志到陕南，在（陕南）特委的领导下，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情报工作上，并向徐以新同志做过多次汇报。徐走后，他把译电室了解的陕南驻军和胡宗南军、川军的绝密军事情报和军事部署、兵力驻地、任官姓名、武器装备、军事要地、各县城防工事、修筑碉垒的计划和实施过程，即蒋军的‘步步为营’‘战时互相支持计划’等，均制表绘图，加以说明。还有军令部制发的夜间特别口令（普通为两个字，战时特别为四个字），均通过武志平同志经由交通线递给了红军。”

这段文字详细介绍了崔维峻向红四方面军提供军事情报情况，大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小到夜间口令，既有看不见的绝密情报，又有看得见的城防工事、碉堡等。同时还介绍了崔维峻和武志平之间的关系，使我们不难发现三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存在一条情报传送链：情报源——崔维峻，传送人和联系人——武志平，情报送达目标和接受人——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驻外大使）。崔维峻和武志平，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一个公开，一个处于半隐蔽状态，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了一项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伟大使命。

除夕夜王陵基度良宵抓战机徐向前破围剿

本文一开始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蒋军密电码对红一方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所起的作用。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看这份密电码对红四方面军所立下的功劳。

红四方面军通过这份宝贵的密电码本，不断截获川军情报，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1933年11月初，川军总司令刘湘调集四川各路军阀共计20多万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扬言三个月内要把红四方面军赶出四川。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所面临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围剿，双方激战了好几个月，依然处于相持阶段。能否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关系到红四方面军能否在川北站住脚，关系到川陕根据地能否保住。关键时刻，密电码起作用了。农历春节即将来临，川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们，纷纷电催王陵基返回万县老家过年，并料理私人财产。王陵基未请示刘湘，擅自将第五路总指挥权交其参谋长代理，自己返回万县与家人团聚。这一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师团部属皆不知情，却被红四方面军从王陵基的来往电讯中获悉。决战时刻，统帅离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抓住这个战机，于1934年2月14日清晨袭击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毁了其头道防线的驻守旅，击毙旅长。很快，第二道防线溃乱。红军乘胜向前推进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撤退。直到这时，第五路的师长、旅长们才知道王陵基回家过年的消息，军心顿时大乱。川军总司令刘湘闻知，大为恼火，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总指挥职务，将其软禁。此役为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最终取得胜利。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凡胜仗，皆有情报的功劳。有的战役，情报起了关键作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靠什么来运筹？不掌握敌情，怎么来运筹？中国兵圣孙子早就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张国焘毁约失信义卧底英雄含恨罹难

1935年2月3日，陕南地区宁姜、南郑、冯县、褒城一带突然枪声大作。自从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6月24日签署了互不侵犯的“汉中密约”后，两军相安无事，这一地区成了友好往来的“红色交通线”。这突然响起的密集枪声一下子破坏了双方的协议，这是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向三十八军防区发动进攻。军长孙蔚如大惑不解，赶紧命令武志平前去交涉：“双方定有互不侵犯协议，为何兵戎相见？”然而，武志平一去不返，显然，这一突发事件及其发展超出了中共地下党的预料和控制。

战事持续了两个星期，孙蔚如部刘文伯、王毅武两个旅遭受损失，蒋介石急调5个师的兵力增援，堵击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企图。

就在孙蔚如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弄得焦头烂额之时，披着三十八军“高参”外衣的中统特务王宗山前来进言：“军座，该是清理内部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共军里应外合，我们都得完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宗山凑近孙蔚如身边说：“我早就提醒过您，崔维峻、成子慎、孙作宾、徐梦周、蒙定军这些人是混入我军的共产党，这些人早晚要闹事。不如趁早把他们……”

孙蔚如很不耐烦地说：“你们中统就知道捕人杀人。”

“高参”继续煽动说：“共产党从来不讲信用，白纸黑字签的协议，说撕毁就撕毁了，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孙蔚如对共产党有他自己的看法。大革命时期，他和陕西早期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合作，反对北洋军阀，成为好朋友。“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开始“清党”，他和杨虎城将军坚持不杀共产党，而是采取“礼送出境”政策，西北军在皖北驻扎时，南汉宸、曹力如这批共产党人就是他孙蔚如亲自送走的。到汉中以后，他还是坚持：“发现共产党不能杀，可以给路费送其出境。”眼下，他知道自己这支部队里还有共产党，武志平、张汉民就是，他和杨将军心里清楚。共产党是人才，人才宁可留着不用，也不能用的时候没有。留着他们就是必要时和红军联系，以便和蒋介石抗衡。老蒋想用我们西北军“剿共”，鹬蚌相争，他这个渔翁得利，我现在和红军和平相处，看你老蒋奈我如何？和红四方面军签署互不侵犯友好条约，武志平这个共产党立了功啊！

如今，红四方面军向他突然袭击，事前武志平毫不知情，事发后派去联系，直到现在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情况不明，怎么能乱杀人？孙蔚如这样想着，实在理不出头绪来。眼下，最头疼的是如何应付战局，他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王宗山提出的问题。

孙蔚如的未置可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表态，让这个中统特务钻了空子。红四方面军撕毁协议给三十八军内的反共分子残害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借口。

对于三十八军这支非嫡系地方部队，共产党在争取，国民党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控制。中统特务王宗山当上了孙蔚如的“高参”，军统特务宋树藩当上了参议，周燕荪担任军特别党部书记长，这三个人同时担任陕南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三十八军军法处处长李阶人、军法官史伯桥是肃反委员会会员。肃反委员会专事侦缉、逮捕、惨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受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直接操纵，下设侦缉队，队长曹子登，队员李维城、张恩光等，同时又是三十八军军警稽查处稽查队的人，一套人马，两套班子，“军、地”两用，一个目标：对付共产党。

红四方面军围攻汉中城的枪炮声越来越响。一天晚上，侦缉队突然将崔维峻秘密逮捕。当晚，好友于景琪冒着危险前去看守所看望，崔维峻见到他，又惊又喜，他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见到自己的同志，趁看守不注意，崔维峻将随身携带的保密箱钥匙交给于景琪，并示意他赶快离开，打开箱子就知道该怎么办。于景琪是崔维峻所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他打开崔维峻的保密箱一看，大吃一惊，里面装的是三十八军内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名单，其中就有他于景琪的大名，还有崔维峻所搜集的军事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破坏碉垒计划”，尚未来得及送出。这些材料要是落在侦缉队手里，潜伏在三十八军内的共产党员将会被一网打尽，中统特务王宗山要的正是这些所谓共产党“内应”名单和他们向红军提供情报的证据。于景琪赶紧将这些材料销毁。第二天一大早，侦缉队对崔维峻的办公室和宿舍进行搜查，一无所获。

军法官史伯桥对崔维峻连续审讯了两个晚上，动用了刑具，崔维峻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

1935年2月一天深夜，敌人将崔维峻秘密杀害，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刽子手用毛巾堵住他的嘴，特务张恩光用匕首残忍地将他刺死。党的好同志崔维峻为了提供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密电码和其他军事情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5岁。

本文作者田润民与崔维峻的侄子崔林杰（左）

细节构成历史细节改变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968年4月，笔者回老家陕西省旬邑县探亲。在县城期间，无意中看到一份当地红卫兵小报，上面有一篇批判习仲勋的文章，揭发习仲勋曾说过“旬邑救中央”这么一句话。“文革”中的揭发批判大多是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

然而，1987年4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为《崔景岳》一书所写的序言引起我的联想。序言中写道：“我在陕甘边苏区和中共关中特委工作时，曾和崔廷儒（崔景岳）同志有过多次接触和联系。当时，他作为陕西白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常和我们通情况，商对策，以求内外密切配合，开展工作。”“1939年初夏，他去延安途径特（地）委驻地马家堡（旬邑），我们两人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五天，日夜畅叙。”

五天时间，日夜畅叙，可以想见这两位老战友说了多少话！究竟说了些什么，习仲勋没有细谈，但两位革命者的话题肯定离不开旬邑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和人物。其中，崔维峻又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不仅是崔廷儒的战友，还是同族、同学，从辈分上讲，他是崔廷儒的叔父，从党内职位上，崔廷儒又是崔维峻的上级领导。1931年，崔廷儒派崔维峻打入孙蔚如部，崔维峻在三十八军所从事的军事情报工作受崔廷儒直接领导。

那么，习仲勋听了崔维峻的事迹后，会说些什么？他会不会说“维峻同志救了中央”？“文革”中红卫兵小报上的“旬邑救中央”是不是根据这句话断章取义或者演绎而来？

“杨虎城给红军提供密电码”，这个说法听起来太抽象。杨虎城本人不可能把密电码直接送到红军手里。那么，谁去干，怎么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细节又能改变历史。

崔维峻，一个改变了历史细节的革命烈士。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