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法的萌动到作品的实施，王宁德的视线与大脑都必须在摄影与绘画之间往复切换，去探索一种数码成像与笔触的绘画性之间的隐秘关联，与其说他是一个影像的制造者，不如说他已经成为了某种建构影像语言系统的媒介。

FOTO：能简单介绍一下该系列的创作思路和过程吗？

王：大约在两年前，我开始注意到遍布城市空间里覆盖小广告的痕迹。形形色色的人为了最廉价有效地宣传自己的行业，快速将这些“非法小广告”分布到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中，而监管人员出于自己的职责必须用各种办法来清除它们，最为快捷的办法就是用涂料进行覆盖涂抹。就这样，两种身份的无名者相互角力，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涂抹痕迹。

两年的时间里，我收集了数万条这样的痕迹，把这些因素无限放大和关联，最终在电脑里组合拼贴而成为新的图像。图像从网上的一些图片中选取，开始的几幅是一些对抗、角力、打斗的形象，这延续了这些笔触的本来特征。

FOTO：如果说，墙面的覆盖是两种无名者的对抗，那你用笔触去覆盖一张既已存在的图像，是否与那些涂抹者的一样，也在对抗什么？

王：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用很多张照片来覆盖一张既有的图像，可是因为这些素材先天具有绘画的质感，所以最后呈现出貌似绘画的感觉。你可以说，这种对抗指涉了摄影和绘画之间纠葛缠绕的复杂关系。

FOTO：你收集来的笔触有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王：没有，只是把笔触的背景褪掉，制作时调整了大小和明度。保留每一笔触的真实性是必要的，在作品中看到的这些笔触与我们在街头巷尾所看到的并无二致。

FOTO：你提到这些笔触与涂鸦文化有关，你认为街道墙面的这种涂抹与涂鸦有什么关系？

王：涂鸦从早期的黑社会标记，再到刷存在感，最后发展为艺术家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街头的笔触的根源是某些人要发布信息，这其实也是一种表达，不过它本身有自己的特质，比如现实层面的对抗等。另外就是不管你是否愿意，这些图像都被迫进入人的视野，与其他的图像一起成为城市的视觉图景。

FOTO：为什么最初图像基底都是认知度极高的对抗性画面：如拳王阿里击倒对手，杜尚与裸女对弈……后来却慢慢转向了无名的个体，最后连作品名称也变成了《无名》？

王：这种转向会使叙事性消解、具体对象退场。对于以摄影为媒介的创作而言，拒绝叙事，便是拒绝一种易于进入的通道。但也正因如此，对语言结构的探讨和普遍性问题的探讨才成为可能。

FOTO：这些无名者的头像的选择有何依据？

王：基本上都是群体活动中出现的人物。人在群体活动中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我相信在很多大型的群体活动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跟随着别人，让自己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我对这种状态有兴趣。另外就是无名者和无名的笔触制造者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我将现实事物、政治关系、色彩笔触、影像材料、象征意义等多重因素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新的语言。

FOTO：其中“另一种语言”是你自己构建的，还是对既定的语言进行阐述？

王：在语言学里，微观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结构本身，而不研究语言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它是研究语言结构状态和内部规律的科学。我对影像的关注有点类似，就是回到影像艺术的最初，从光、影子、化学反应一直到颗粒、像素和镜头视角和眼睛的区别。因而，照片的内容，包括摄影的瞬间、氛围、记录性等等既不会成为一种追求，也不会成为一种限定，我们不应该被不存在的东西限定和束缚。

比如这个系列里面我谈论到绘画和摄影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一图像再重组能产生什么样的意义。从技术角度来讲，我把拼贴看成是一种“古典工艺”。我使用了高级的电脑，但我不认为这个是语言上的创造。

FOTO：那你怎么看待绘画和摄影之间的关系？

王：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看，《无名》或许可被视为另一种“画意摄影”，但内在逻辑却截然不同。以极度清晰的数码成像技术去模拟一种笔触外露的、率性粗粝的绘画质感，我的“画意”与审美和诗意无关，这种矛盾构成了作品的第一层张力。

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双向的语言实验：一种对绘画与摄影这两种媒介寻根问底的实验；一种精致的假象，质疑当下图像生产与视觉艺术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成见与壁垒。

FOTO：在上海的展览是你首次展示新作，在展览上，观众的观看与您想呈现给他们的“观看”一致吗？

王：观众大多数都是带着问题来的，首先他们疑惑的是，这是绘画还是摄影？我想给观众一个提问的机会。

FOTO：从早期的《某一天》，到后来的《有形之光》从呈现方式来看，表面似乎没有任何上下文的联系？

王：我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面对和谈论与影像有关的问题，建立对影像的见地，并不是为了抛弃它，而是获得一种自由，以不被这个系统束缚。这里面不存在先后的顺序，当涉及到我思考的与摄影有关的问题时，这些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只是看哪一个我更有兴趣，或者说我更想急迫的解决哪一个而已。对我的工作而言，作品在很多时候是针对摄影的作品，而不是表现什么的摄影，对摄影的看法最终成为对很多既有现实的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