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能雪

摘   要：6月中旬以来，连续的降雨袭击西南东部至江淮一带，武汉地区亦不幸遭遇洪水灾害，形势严峻，令人担忧。审视历史，1931年武汉就曾遭遇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特大水灾，损失惨重。究其原因，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异常的气候为武汉在1931年遭受严重的水灾埋下了隐患，而官府的腐败以及重内战轻民生的态度，最终导致武汉暴发了这一场"创纪录的大灾”。以史为鉴，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减轻或消除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的必要保证。

关键词：武汉;大水灾;自然原因;社会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6-0142-02

2016年的夏天注定要在中国历史大画卷上画上浓墨的一笔。

2016年6月18日至20日，我国西南东部到江淮一带遭受到了强降雨的袭击。6月27、28日，湖北省的20个县市齐降暴雨，局部地区甚至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7月1日，暴雨袭击武汉。7月6日，武汉发生洪涝。相关报道称，6月30日至7月6日的一周内，武汉累计降水量达到520.5毫米，是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连续性降水量最多的一周。连续的暴雨致使武汉暴发特大洪水，造成全武汉市交通废弛，学校也不得不停止上课。从网友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到，火车站被洪水所淹，地铁如瀑布，形势严峻，令人担忧。7月7日，武汉的强降雨终于暂时停歇，受洪水影响的交通也基本通畅。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截止到7月5日，全国已有26个省市、1192个县发生洪涝灾害，3282万人受灾，在水灾中丧失生命者186人、失踪45人，房屋倒塌56000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6亿元。目前，灾情仍在扩大。

回顾中国历史，洪水时有爆发，灾情程度也不尽相同，且近代水灾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古代。据《中国历史大洪水》记载，从1583年到1840年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长江流域发生两次大水灾，而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长江流域就发生了九次大水灾，其中1931年的江淮洪水更是席卷了全国，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一、灾情

1931年大水灾是中国近代史上受灾区域最为广泛、历时最长、灾情最为严重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全国性特大水灾。这场大洪水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南至珠江、闽江，北至松花江、嫩江，灾情遍及全国约23个省，其中尤以武汉三镇的灾情最为严重。

是年，气候极其异常，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特别是在7月份，降雨日竟多达20天以上，导致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更是猛涨。终于，武汉各个堤坝在洪水的冲击之下先后溃决。

“7月28日，洪水自江汉关一带流出，涌入滨江地区街道。7月29日，汉口下游丹水池附近铁路被江水冲垮，居住在铁道附近的居民匆忙逃离灾区。8月2日，市内单洞门溃决，大水涌入市区，汉口全市除地势较高的少数区域和日本租借之外全部被淹。8月17日，川水、襄水奔腾而来，使得城陵矶至汉口一带成为“泽国”，水面之上只见了了山头。8月19日，江汉关水位达到了建关以来的最高洪水纪录。汉口市内水深至数尺至丈余，最深之处竟达5米，汉口市成为了一片汪洋大海。”①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昌、汉阳的部分地区也相继被淹。其中，武昌仅余大东门外及凤凰山、中山路等山前一隅高地未淹，汉阳城内淹水达4市尺左右②。

直至9月上旬大水逐渐退却，武汉三镇已淹没于水中达一个月之久，灾情空前严重。据武汉当局调查显示，武汉市直接遭遇洪灾袭击的户数为16.3万余户，受灾人口达78万余人之多，溺水而死者有2500多，因瘟疫、饥饿和中暑而死亡的，每天都有千余人，甚至于有些人由于无衣无食，走投无路而自杀。直到1931年的12月份，滞留在武汉的难民仍然有17万余人，每天都有数百人被冻死，这些难民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兵，实际上最终也在内战中丧生。

严重的灾情导致武汉三镇损失惨重。仅就农业方面而言，武汉三镇就有8.13万农户被淹，109.7万余亩耕地遭到破坏，尤以对汉口农业所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汉口几乎全部农田都因洪灾而不能播种晚稻等冬季作物，《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中提到，“而损毁之圩堤与道路，与夫秋冬作物之因积水而无法播种，其损失几何，且犹未计及焉”③，这就导致了汉口灾民灾后直到第三个季节才能再次收获农作物④，农业损失不可谓之不大。

此外，来势凶猛的洪水造成了大量的房屋倒塌。当时的《国闻周报》报道称，“除建筑坚固之房舍外，其余所有房屋，皆因水浸崩溃，武汉尽成一片瓦砾厂”⑤。作为商业重镇，此次特大水灾对汉口的商业所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算。

不仅如此，水灾的爆发必然会影响人民的卫生状况。《国闻周报》也就这一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积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及污秽等物，无法排除，恶气蒸发逼人”，导致了这些“最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⑥。诸多描述，无不显示着1931年武汉大水灾的灾情之重，细读之，更是感到心痛不已。

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曾说：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记录的大灾”。⑦

二、水灾发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数次大水灾，但是均没有造成如1931年江淮大水灾那般的严重后果。分析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如此之严重后果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原因。

（一）自然原因

武汉地处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处，境内有诸多河流和湖泊，以长江、汉江干支流为中心形成的河网体系也较为发达，而且城区地势低洼，历来有"泽国”之称。另外，长江中、上游主要水系的洪水宣泄主要依托武汉河段，而下游湖泊的淤填，又使得洪水宣泄不畅，由是武汉地区易出现洪涝灾害。

另一方面，降水季节分配的不均匀性和高强度的降水量也导致了1931年江淮大水的爆发。一般来说，夏季长江流域的长江以南和下游地区降雨在先，而后长江以北和上游地区开始降雨，惟有如此，在雨季时节长江各支流的洪水，才能够以时间为序先后流入干流。然而在1931年，湘贛流域汛期提前，江湖前期水位也较高，而7月的梅雨期又比往年延长了半个月，集中的降雨与大江有限的承载力，是酿成这一场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水灾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原因

首先，长江上游森林的砍伐、环境的破坏以及中下游诸多江河的年久失修，使得河流遭到堵塞，河床因此抬高，以至于每年夏天，上游巨流夹带的泥沙滚滚而下，而洪水宣泄不畅，遂在武汉河段形成了巨大的洪峰，长江水位由此高于市区地面。加之武汉地区本身地势较低，排水也素来不够畅通，由此易受洪涝灾害的威胁。

其次，国民党勇于内战，漠视民生。据史料记载，在1931年的2月至5月，江水暴涨，灾情跌现之时，国民党却派兵20万进攻江西革命根据地，是为“第二次围剿”;6月21日，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国民党最高首脑蒋介石亲临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是时，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正遭受着洪水的侵袭。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汉口全市被淹的8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却因私人原因而从南昌飞往上海，复因何应钦发的一封“促请赴贛剿匪”的急电而返回南昌，而不顾武汉地区人民的悲惨处境。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在8月28日这一天，从南昌乘舰抵达汉口，但他竟因害怕水灾危及其生命而不敢登陆，仅在江面上听取了各方面关于灾情的汇报。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在视察了汉口的灾情之后，蒋介石竟于9月1日在汉口发表一篇名为《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并称，“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并说，水灾是“天然载浸，非人力所能抵御”⑧，可谓丧心病狂。

虽然凭借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抵御如此严重的一场水灾绝非易事，但是也不无可能。有人曾估算，若武汉当年能够花费33万元资金用于加固堤防，武汉市区极有可能得以保全。但是，蒋介石却为了发动中原大战而挪用了由湖北当局从海关、特税、厘金和田赋中提取的用于修筑堤防的大部分费用，所剩无几的堤防修筑费又被大小官员贪污。无计可施的武汉人民，只能放任大水侵袭武汉。终因国民政府这种不重视水灾的态度，酿成了一场空前的“创纪录的大灾难”。

最后，当时的最高救济机构是临时成立的。作为国民政府常设赈灾机构的赈务委员会因其救灾能力不足，而仅在救灾前期发生作用。后期救灾工作则主要依靠国民政府临时成立的水灾救济委员会，但是这种临时成立的最高救济机构虽然对救灾工作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它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国民政府各级行政公署和有关机构中借调而来的，且在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就上任，办事效率低下。这种临时召集成员的政策使得一些居心不良，品行不端的人混进救济机构，危害极大。另外，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的资金也是临时凑集的。并且这个委员会所确立的为灾民筹集衣食住房、治疗疾病等等一系列任务，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有限的实施。

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异常的气候使得武汉在1931年遭受着严重的水灾威胁，而官府的腐败以及重内战轻民生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武汉发生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水灾。

三、小结

2016年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夏天。6月18日起，南方各省份遭暴雨袭击。7月8日，暴雨尚未退去，第1号超强台风“尼伯特”却又来袭。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不顾国际法规则和中国权益对南海仲裁案做出裁决，妄自判决菲律宾“胜诉”。对此，中方多次声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与国际法不符，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南海问题无需多言，因其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点无可厚非。而中国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原因而时常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亦需高度重视。历史和实践证明，面对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作好一切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防治自然灾害的发生;若自然灾害不可避免地发生，党和政府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一时间制定科学合理的救灾决策，指导抗灾救灾，社会各界亦要积极主动参与抗灾救灾工作，势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国家更要高度重视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使得灾区人民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

当然，若想减轻或消除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灾难，我们不仅要探讨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更要研究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减少自然灾害发生的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历次水灾，尤其是1931年武汉大水灾带给我们的需要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夏明方，康沛竹.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②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民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③郑成林选编.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M].北京：国家图书馆，2013.

④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⑤水祸吁天录[N].国闻周报，1931（35）.

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N].国闻周报，1931（34）.

⑦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⑧呼吁弭乱救灾[N].国闻周报，19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