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兰·巴特提出，“神话”是一种二度符号化，在这个过程中，“能指”与“所指”被区隔开来，一套新的“概念”得以接入。这种情形可能会出现在新闻评论中：“神话”占据评论逻辑链条中的高地，以不容置疑的强力征服人心，这份效力传递至链条终端，被用来支持实际见诸报端的说理论证。在新闻评论说服与认同的过程中，“神话”可能遥远地抑制了理性和独立思考。本次研究正是从这一线索出发。采用实验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了一次“效用神话”母题的说服效果测试。

关键词：神话；新闻评论；准实验；说服效果；罗兰·巴特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林羽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一、“神话”的发现

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神话”在本质上是第二次符号化，即一项“能指一所指”的意指系统被看作一个稍复杂的能指二度指向了一个新的所指，从而构成第二项意指系统。“神话”的符号化过程分为语义系统上的符号化和神话系统上的符号化。在巴特看来，人类的符号化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指示和认知的阶段，二度符号化是人对物象和原意的运用，是人的表达欲的体现。人通过类比将两个符号系统联系起来，将概念转移到第一重意指上。这时，第一重意指中的所指即是意义，更是形式。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客观存在一除我以外的多数人意识的总和，“神话”具备清晰的指标。

基于以上，以及本次研究的需要，本文对“神话”做一个结构化的定义：“神话”是指一个通过类比、通感等修辞手法或语法结构，在原始表意之上形成第二重意指的简单文本，它可以是词语、短句、寓言故事、影像。特定概念是它表达的重点，自在的正当性是它存在的特征。这个定义较罗兰·巴特的描述是更为狭窄的，这是量化操作不得不作出的损失。

借助定义，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新闻评论中定位“神话”。一篇评论的逻辑线索，往往可以由若干个前后咬合的三段论构成的，环环相扣，形似顶真，这反映的是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或反之的一般思维过程。探得一篇评论的思维流势，溯流而上，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可能是一则谚语，可能是一条科学规律，也可能是一例生活经验，它可能出现在文中，也可能缺席。这个将效力传递给下一个单位的项目可以称为“前规则”。如果每个环节的推导充分合理，“前规则”应当是一篇评论的立论之本。在一篇新闻评论中，“神话”往往作为“前规则”而对文本推论发挥着深远的影响。类似于认知图式和框架理论的描述，我们心中的“神话”概念随着人的认知活动的开始便已经发生了，它引导我们迅速熟悉未知，判断因果。

二、实验的设计与操作

（一）实验准备

1.研究假设与基本思路。本次研究的假设有二：

H1：“神话”往往为新闻评论所引用，暗含了某种判断，为评论说服效力做出某种程度的贡献。

H2：“神话”的显著程度与其作用的发挥相关，但也可能激活受众的“解神话”。

H3：在“神话”被解构后，读者对评论论点的认同度会变化。

本次实验计划挑选一个35名成员以上的群体，将其划分为1个控制组和3个实验组进行平行测试。每个组按照地域和性别比进行搭配。控制组（Group c）人数在5人左右，他们将接受一份关于对“效用”概念（concept m）认同程度的问卷测试，以了解“效用神话”在这个群体中的号召潜力；第一个实验组（Group E1）和之后两组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第一组将阅读一份突出“效用神话”的评论文本（Text M），并接受一份测试，报告他们对该评论论点的认同程度；第二个实验组（Group E2）将阅读一份包含“效用神话”但并不显著的评论文本（Text N），并报告他们对论点的认同程度；第三个实验组（Group E3）将阅读一份剔除“效用神话”的评论文本（Te-xt P），并报告他们对论点的认同程度。

2.“效用神话”文本。在“效用神话”说服效果的准实验中，自变量是“效用神话”，具体来讲是新闻评论文本中“效用神话”的有无及其显著性，因变量是评论的说服效力，以被试对论点的认同程度增减做衡量。控制自变量，就是要对特定评论文本中的“效用神话”进行调节。

具体操作上，实验选择的是光明网刊发的一篇新闻评论一《扑克牌式通缉令，在娱乐中产生实效》。这篇评论的由头是，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将54名有重案在身的通缉犯资料印制成一副特殊的扑克牌面向社会发行。文章主要由5个段落构成，第一段交代由头，第二段联系了南京、上海两地公安局的相似做法，第三段指出通缉令重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第四段进一步指出只要效果好逮捕令的形式可以多样，第五段则表达了政府工作应当积极创新、民众应当从实效的角度予以理解。显然，文章赞同扑克牌通缉令的创新，而它的核心论据是，扑克牌通缉令能够提高缉拿嫌犯的效率，所以这种形式创新是可取的。这篇评论同样符合新闻评论链式结构的特点，将其在场的论点和后台的论点挖掘出来，同样能得到一条环环相扣的系列三段论。

这条基本以强论证为主的逻辑链清晰地显示，“效用”概念高居在推论的顶端，理性的追问到此为止。“扑克牌是通缉令”的结论来源于一个“想当然”的认识，即“人是注重效用的”。换句话来说，如果并非“人是注重效用的”，“扑克牌是通缉令”就将丧失它的合理性。人是否必须注重效用，这有待收受者自己去判断，然而它在文章中是佯装成一种对事实的陈述并粗暴地传达给读者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一，从标题到正文，“实效”、“效应”、“最终效应”、“实际效果”这样的词语被反复地运用；其二，在第四段中，为了支持效果之下任何通缉令形式都是可取的这一主张，创作者引用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短句。它们作为“效用神话”的不同形态，直指人心中的“效用”概念，以空洞的形式敷衍思考、实现说服。因此，《扑克牌式通缉令》即是一个包含“效用神话”的典型，我们所要调节的是其中有关“效率”、“实效”的表述，以形成了三份“效用神话”文本：

Text N——常态文本。这份文本基本维持了这篇评论的原貌，唯一做的工作是隐去了开始两段中提及的具体城市名称，以消除地域接近性给被试带来的影响。

Text M——凸显“效用神话”的文本。在TextN的基础上，我们在文中多处添加了围绕“效益”、“效果”的措辞或叙述：将标题改成“扑克牌通缉令符合我们对执法效益的追求”；将一段阐述公安部门职能作用的陈述放在了第三段，让读者尽快面对“效用”概念；在接下来的“通缉令重在吸引人”这一部分的陈述过程中用“有效”、“毫无成效”正反两面做描述；在“黑猫白猫”一句的后面，补充了一句关于“效用”的解释；最后一段发展成，政府应当“讲效率”，民众则要从“重实效”的角度包容形式创新。

Text P——得到净化的文本。同样在Text N的基础上，我们着力剔除或抑制“效用”概念在文本中的痕迹，只说明扑克牌通缉令新颖别致，有助办案：将标题改成“扑克牌可以用作通缉令”；以扑克牌通缉令吸引围观进而调动民众的作用或成代替Text M中“通缉令的效用”的笼统叙述；删除了“黑猫白猫”的引述；最后一段改成，政府应当“讲策略、讲技巧”，扑克牌通缉令“顺应了刑侦工作的需要”。

3.问卷设计。为了把握整个实验群体的同质化程度以及他们对“效用”概念的涵化程度，本次实验针对控制组（Group c）设计了一份问卷Concept m。问卷仍然采用十分制的评分体系，让被试对一系列“神话”概念甚至“神话”本身进行认同度评分。在18条短句中，有“科技神话”、“女性神话”、“自由神话”、“集体神话”等，“效用神话”是穿插其中的，这样是为了减少单一“神话”反复考察对被试带来的暗示效应。对“效用”概念的考察，既有第4题“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熟语，也有第8题“高效是杰出人士的重要特质”、第17题“好的效益是令人开心的”这样的经验判断，还有第12题“这个社会看重结果”、第13题“我不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这样的自我认知。对它们的认同值高低能够反映一个人对“效用”概念的涵化程度。最后，问卷还要求被试分别列举三项令他们花费时间最短和最长的判断，以此辅助了解他们表示认同或不认同背后的费力程度。

（二）实验开展与问卷统计

本次实验的时间是2013年3月27日上午，地点是浙江杭州，对象来自一所二本院校的同一个班级，当时他们正进入本科第三年的学习。选择大学生群体，是考虑到他们普遍具备阅读新闻评论的能力，也有解构“神话”的潜质。选择大二或大三的学生，是考虑到他们经过了两到三年的共同学习和交往，在班集体范围内具备高于一般群体的同质性。

根据男女生比例和省籍情况，这个班级被划分为了5人（Group c）、13人（Group E1）、12人（Group E2）和13人（Group E3）四组，一一对应Concept m、Text M、Text N和Text P，每位同学按照预先设定的分组被要求完成相应的问卷。

1.问卷统计。实验的设计和组织最终都落实到具体的数值。在数据处理上，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均值和标准差两项常用的统计指标，分别对Group C、Group E1、Group E2、Group E3进行了简单统计。以下是问卷统计所得：

Group C/Concept m，即5位同学接受了关于“效用”概念认同度的测试。由于人数少，在此可以完整地呈现他们的作答。这里只节选9个“效用”短句的评分。（表1）

Group E1/Text M，即13名同学阅读了凸显“效用神话”的文本M，就“扑克牌是一种切实提升执法效益的方法”在测前、测后、接受“解效用神话”后进行了三次认同度评分，并就文本的三层分论点进行了评分。（表2）

Group E2，Text N，即12名同学阅读了包含“效用神话”的常态文本N，就“扑克牌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测前、测后、接受“解效用神话”后进行了三次认同度评分，也就文本的三层分论点进行了评分。（表3）

Group E3，Text P，即13名同学阅读了剔除“效用神话”的净化文本P，就“扑克牌是一种促进疑犯暴露的方法”在测前、测后进行了两次认同度评分，也就文本的三层分论点进行了评分。（表4）

2.回访的个例。采取回访的筛选指标主要有三：被试问卷的作答情况与研究假设的符合或冲突程度，极值，相比于小组均值而出现的脱轨。通过问卷分析以及联系沟通，最终有7起回访成行。三、“神话”的有限效果——对“效用神话”实验数据的解读

（一）“效用”概念的普遍存在

设计Concept m的目的即是测量“效用”概念在实验主体中博得认同的深度和广度。从表1中可以看到，5名被试对9条“效用”短句中的第8条“高效是杰出人士的重要特质”；第10条“个人要重成绩，企业要重业绩，社会要重效益，国家要重发展”；第12条“这个社会看重结果”；第17条“好的效益是令人开心的”都普遍给予了高分，这4条短句的认同度均值分别达到了8.7、8.4、9.7、9.3。另外，对于从反方向进行考察的第13条“我不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没有一个被试做出超过5分（不确定）的评价。

对Y君（参见表5）的访谈过程可以令我们进一步确认“效用”概念的存在。我首先要求他解释他对第4条“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为什么做出了3分的评价，他的回答是，这句话只能算作是一个观点而不是事实，“不管”二字过于极端2，这些都令他不能信服。他将“黑猫白猫”视作观点的认识在之后其他几位被试的问答中也都得到确认，这说明了“黑猫白猫”并不是“神话”最佳的栖身之所。Y君对第10条和第18条“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给了9分、甚至满分10分，表示他的强烈赞同，但同时他也将第18条和第10条列入到了“花费时间最长的题干”第一和第二位。对此，他的解释是，他考虑到了追求目的和效益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应付的对策”，这令他犹豫，但他最终把“动机”摆在了第一位。这是一个微妙的心理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效用意识与过程意识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一个人如果越看重过程，就越不能接受效用的价值，如果越看重效用，就越想摆脱恶的手段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于它们二者的判断容易走向极值。此外，这个过程也显示出Y君个人具备了抵制“效用神话”的潜力。

（二）“既有倾向”的“闸阀”作用

最早描述“既有倾向”（Pre-dispositions）的是拉扎斯菲尔德，他在“伊里调查”中建立了一套评价选民已有政治立场的指标体系，确认并提出了“既有政治倾向假说”：“在人们就选举或其他政治问题做出决定之际，这种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迄今所持的政治倾向。”既有倾向”强调的是，在大众传播的微观层面上，说服机制受制于受众已有认知和态度，传播效果只有在顺应倾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彰显。这一点在本次实验中同样得到了确认。

无论是Group E1、E2还是E3都存在这种现象，即前测中对扑克牌通缉令未持否定态度的，才可能在后测中维持或提高他的正向评价，而前测中持否定态度的，无论何种文本的刺激都难以令其改变心意。比较认同和不确定的会更加认同，不认同的只会继续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表2、表3、表4的前测、后测以及各分论点的标准差几乎全部在2.5以上。“既有倾向”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闸阀（Gate valve），只能作全开和全关，顺应倾向的得以进入，有悖倾向的则被完全拒绝在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Group E1和E2在后测、各分论点的标准差上都比Group E3的低，而Group E3的后测标准差达到了3.16，三个分论点上的标准差也分别高达2.87、2.93、3.15。根据这条线索再翻看各组问卷在“不要回视，写出文中令您印象最深的一句叙述”一题的回答可以发现，Group E1和E2都存在一种集中的趋势，多数被试的回忆集中在“政府不要墨守陈规”、“为了追求实效，形式可以多样”、“黑猫白猫”三点上。而Group E3的13份问卷中只有2份的回答相近，他们中有的记住了“淘宝版通缉令”，有的记住了“三分之二涉嫌故意杀人”，有的记住了“通缉令延伸了刑侦人员的手和眼”，出现了一种乱视的情形。这说明，Text M和Text N中的“效用神话”扮演了类似主题词的角色，“效益”、“有效”、“黑猫白猫”这样的词眼印人人心，成为了被试进行内容回忆的线索。

（三）“效用神话”在不同文本间的效力变动

1.“效用神话”在常态文本中的效果好于在凸显文本中的。在包含“效用神话”但程度不一的Text M和Text N中，用后测评分减去前测评分可以得到这名被试接受文本刺激后的认同度升降，表2中“后测一前测”一项的统计均值是0.2，13名被试中变动最大达1.5，表3的均值是1.4，12名被试中变动最大达5.5。这首先从整体上说明了，“效用神话”并未引起被试的警觉和反感，评论文本在说服被试认同“扑克牌式通缉令是一种有效手段”上发挥了作用。

然而，与预期不同的是，常态文本N的说服效果比凸显文本M的要来得更好。而剔除“效用神话”的净化文本P在认同度涨幅均值上也达到了1.5的水平；但是考虑到Group E3中的D君前测为0、后测为8的特殊情况（对她我自然要做回访），这个均值水平要打些折扣。这就是说，“效用神话”暴露程度过高，反而会伤害评论文本的说服效力。在新闻评论中运用“神话”面临着一个量上的风险，过犹不及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的。

2.新知的说服力。D君（表4）的突出之处在于，她是Group E3的一个极值。她在测前对“扑克牌式通缉令是一种促进疑犯暴露的方法”做出了0分“极不赞同”的评价。对此，她在回访中的解释是，她没有听说过扑克牌通缉令，对这种事物是否存在抱有怀疑，她甚至认为这段话“有调侃的可能”。但在读完评论文本（Text P）之后，D君意识到这种通缉令是存在的，“存在了说明是可行的”，评论文本迅速在她头脑中确立了正当性。D君告诉我，如果收到关于某一事物的“第一条信息”，她在当时总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直到与之相悖的信息出现，她才会意识到之前的信息可能有误。

D君的经历反映了这么一种心理——新知永远是正当的。因为在人们对某一事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的批判能力是微弱的、缺乏经验的，当“第一条信息”传来时，他首先要进行学习，并没有更多的方面供他选择，他难以进行全面的分析，更不可能毫无理由地拒绝。这正是新知令人拜倒的力量，它是刻板印象的第一步，这一步的深浅可能决定了未来进行反省和重新认识的费力程度。

3.对x君的回访：另一种“神话”的存在。Group E2的x君（参见表7）在前测评分时打出了6分，在后测时打出了7.5分，她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被评论文本（Text N）所说服。但令她信服的不是“效用神话”，不是“切实效果”或“黑猫白猫”。x君告诉我，文本中充分说服她的是关于古代通缉令的描述3。对笃信传统、喜好中国古典文学的x君而言，“古代如何”是充满说服力的。

在对x君的访谈之后，我才开始注意到文本第三段开头的这段陈述。在我看来，这段话只能算作评论创作者基于零星的历史认识而做出的遥想。它没有史料依据，谈不上是考古所得，只是顺应文章意图的主观想象，作为一篇评论的论据它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有多少人能抵挡从古至今流传而来的宿命感和正当性？在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和浓郁传统的社会里，长存往往被视为合理，因为它是经历了无数检验和反复思辨的，它的确立不是我一个人推敲的结果，自然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推翻的。“历史”的概念可能也是广泛存在的，而“自古以来”、“历史规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话语从说出来的那一刻就没有指示听者要去追溯历史做一番考证，它以贫乏的形式指向庞大的世界就是要令它的听众难以捕捉它的形体，在混沌中接受它的感召一这是远在你的头脑和身体之外的思考和行动的结晶，你要做的只是接受它。虽然我们可能都明白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经验和榜样正被迅速夷平。

巴特认为“神话”是编码和解码交替构建的产物，它以空洞的形式召唤读者参与，由读者来完成最后一程的营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读者发现了“神话”。这个观点在x君身上得到了体现。“历史”的概念深入她的心灵，对她而言古代通缉令正是一个“历史神话”，不由得让她信服。x君为我指出了评论文本中的另一处“神话”，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深埋人心的概念是开启“神话”的钥匙，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份新闻评论可能会塑造不同的“神话”。他们最终都为新闻评论所说服了，不是这个“神话”就是那个“神话”。

“神话”的二次符号化是人们在交流中约定俗成的结果，更有一些“神话”已经难以辨别它的客体，被罗兰·巴特斥为符号学意义上的“冒牌事实”。“神话”的二次符号化过程使得“能指”以一种暖昧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既是意义又是形式，一方面充实，一方面又很空洞”，“形式并未剥夺神话的意义，它只是耗尽了它的资源，从其他角度看，它使得神话可以被操控。”读者将“神话”视为事实，认为它是对事实的引导，无视符号化的过程。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显示出极大的批判性：“神话”是被建构的，它模糊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据性，通过象征、转喻、隐喻、蒙太奇等手段精简现实，变得自然而然，获取合法性，这其中充满了扭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

既然仅仅是一种判断，就应当允许人们做出否性的选择；既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引入新闻评论时就不能作为一个当然的事实来运用，应当把它搬到前台来接受考察。这种观念是“解神话”的前奏。休谟说过：“如果我们使深奥的研究清楚明确，使真理与新奇相和谐，从而能将各种哲学的界限统一起来，那该多么幸福啊！如果由于这种轻松推理，我们能够将迄今似乎只用于庇护迷信，只用于遮盖谬误和错误的一种深奥哲学的基础摧毁了，那我们就更幸福了！”